这个春节，我们只有《囧妈》

文

唐令

在这个没有电影看的春节，《囧妈》成为了最特殊的一部。

除夕当天，《囧妈》片方宣布，全国观众都可以在指定的手机app和智能电视上观看电影。这也是历史上首次有春节档电影于流媒体平台在线首播。
有意思的是前后的反差，消息公布后《囧妈》简直引爆了好感度，许多人都说「欠徐峥一张电影票」。但上线之后，《囧妈》的豆瓣分数并不算理想，这一定程度上与小荧屏观影的「观感折扣」有关。单论院线电影改道流媒体平台播出这件事上，《囧妈》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实在太多。
「吃螃蟹」这件事，很难双赢。

但对于如今的时势而言，我们其实更合适在家看《囧妈》。这一方面是因为影片本身的喜剧性质，我们关注疫情，但也需要情绪的调节，影片是片方、导演、平台合力为我们在艰难时势下带来的快乐和积极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囧妈 》 讲的是「家」，并试图去触及中国式家庭本质的故事， 在这个 我们不得不和家人呆在一起的时间段里， 也尤其具备现实意义。
它让我们在关心那些胜似亲人的疫区同胞时，也回看和关心了真正的亲人。

《囧妈》的故事从徐峥饰演的小老板 徐伊万 身上开始，他人到中年、事业有成、老婆也很漂亮，看起来什么都不缺，但一出场，就让你觉得，他太不对劲了。
那种不对劲特别有代表性，你可能看过身边很多中年男性都是这样，甚至于自己就像是同款。
困境。

很快我们就知道了， 徐伊万 其实就是那种典型的陷入中年困境的中国男性，说是事业有成却面临极大的商业纠纷，说是和老婆长跑修成正果婚姻却摇摇欲坠，人生一团糟，但生活似乎嫌他还不够倒霉。
母亲有个一直想去莫斯科完成的心愿，想让儿子陪自己，但徐伊万一直没时间。 阴差阳错之下，徐伊万最终还是和母亲一起，坐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

六天六夜，绿皮火车，普通包厢，不能洗澡，这些都算了，关键是那些生活里的麻烦事儿，全都因为徐伊万被困在这趟火车上，而没法解决了。
如果要总结，这就是一趟写满了「控制」和「失控」的旅途。

因为徐伊万的妈妈，就是那种特别有代表性，管天管地管一切的中国式妈妈。
比如她会给 徐伊万 吃一整盒红烧肉以后，又不给他吃最后一块，因为「吃多了会长脂肪肝」。

她会在有机会的时候，就拼命地往徐伊万嘴里塞吃的，就像大多数人的妈妈，在过年回家时，会对我们进行的填鸭式投喂行为。

她还会管着徐伊万跟女生的交往边界，甚至管着他的婚姻现状，关心他什么时候生孩子，也就像大多数人的妈妈，总是催婚催生。

而她也像绝大多数中国式家长，即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孩子会烦，还是会唠叨，理由是「关心」。

这是会让无数中国式家庭共鸣的关系，不管是作为孩子辈还是父母辈都会如此。 妈妈对儿子的关心、照顾、改造，令人厌烦的絮絮叨叨，看起来都是小事，却会给儿子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烦躁感。
但是站在父母的角度来看，这的确也只是一种事无巨细的关心，母亲们，无非就是希望孩子好。 中国父母的关心其实是在用自己脑中的一套完美标准去框定孩子的行为，的就像徐伊万说的那样，「我并不是那个你想象中的儿子」。

这种控制甚至还延展到了徐伊万自己的家庭关系里，他和妻子之间出现问题，也是因为他下意识里期待妻子应该是某种样子的。
在更深的层面上，徐伊万和母亲的争吵背后，是长久以来典型中国式亲子关系的症结。
关心，是形容这种关系比较温和的一个词，换句话说，这其实是种「控制」。

它某种程度上来源于费孝通所说的那种中国社会的「长老统治」传统，在社会中，父母一辈总把子辈看做心理上的未成年人，不认为他们有决定自己人生的能力，总希望以自己的人生经验教化他们。
这便是《囧妈》所拍出来的，那种中国亲子关系、甚至是中国家庭关系中的「教化权力」。
矛盾之处就在于，这种控制和教化一面让人感觉不适，另一面又的确充满爱意，徐伊万对此不胜其烦，也的确享受着这种关心，由此衍生出来的矛盾感，才是《囧妈》中最有笑有泪、让人有共鸣的地方。
影片的另一个关键词「失控」，也就从这里彰显了出来。

火车是个封闭的特殊空间，它限制了徐伊万的行动，让他不能去处理自己人生中的紧急问题，也因为火车的特殊性而遇上了各种各样的囧事，几乎全程处在一种失控的状态里。
与此同时，它也强制性地把徐伊万和母亲放在了同一个矛盾空间里，那些以前不会遇见的问题，全都被物理性地集中了起来，徐伊万和母亲也就不得不去面对这些之前都被彼此刻意掩盖的问题，处理那些摆到台面上来的「失控」。
控制和失控的碰撞，在徐伊万和母亲的关系里，造就了某种不破不立的力量，在激烈冲突里，他们也完全打破了此前双方都习惯的关系模式，最终理解了彼此，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平衡。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徐伊万以前总是对母亲报喜不报忧，因此也在母亲面前建立起了一种「我过得很好」的假象，这种假象在这次火车之旅后，就完全坍塌了，母亲也终于知道了他正面临着的人生窗口期。
由此，《囧妈》要说的也就不仅仅是母子关系，同时也聚焦到了大量中国中产阶级男性所面临的那种巨大的身份困境。

这种困境是多个层面上的，徐伊万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却也走到了瓶颈，比起进一步的发展，纠纷才是他要花费更多精力去解决的问题，但社会对于他这样的男性要求太多，不进步就等于后退，这是一种中年进步停滞的压力。
另一类困境则可能要走过一定的人生阶段后才能体会到，在强调男性必须成功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下，不得不集中全部精力去奋斗的他们，势必会忽略一些东西。
就像片中的徐伊万，没有时间陪伴，便希望找一个昂贵的阿姨来照顾母亲，在物质上尽可能满足她，花钱来买安心。

片中的这趟莫斯科之旅，完全有可能有两种结局。 一种是徐伊万成功地陪母亲完成了心愿，母子间也重新认识了彼此，皆大欢喜； 另一种，则是更为现实的，母亲没有去成莫斯科，甚至于徐伊万可能都没有上这趟火车，最后才发现一切都来不及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春节也就像是片中的这趟火车，「强制」地把一家人放在了同一个空间里，选在春节上映的《囧妈》潜台词也是想说，有的事情，得早点做。

《囧妈》说的是母子关系，但它所折射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是更大层面上的社会性传统心理，这也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以家庭为原子结构的社会体有关。
它母子关系的背后，是一种个人之于社会的身份质疑。
我们的社会身份通常很大层面上来源于事业和家庭，当一个人的事业停滞不前，家庭关系又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要如何去面对这种个人身份意义的重新定位呢？

这也不仅仅是徐伊万的问题，退休的母亲没有了自己的事业身份，老公离世，和儿子的关系也出现问题，她等于是同时失去了事业身份，以及以妻子和母亲为代表的家庭身份。
母与子的困境，是相通的。
这种母子关系，同样与观众们的家庭关系相通。 这也是《囧妈》通过这段旅途，所拍出来的那种社会共性，那种植根在中国人家庭关系里相互拉扯、试图影响彼此的羁绊感。
讲透了这一点的《囧妈》或许不一定能治愈我们的家庭问题，但却能让我们以影片为镜看到自己家庭问题的所在，并尝试去解决。
它的社会性已经高于了它的喜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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