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新视界183｜微生高之死

“诚”或者“信”，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五达德，“仁义礼智信”，信是之一。

孔子强调“信”在为人中的重要作用，是做人的基础。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一切似乎都无从谈起了。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2·22）曾参（子舆）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1·4）

儒家认为，信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讲的“诚信”、“可信”、“讲信用”、“ 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这个层面的意思。诚信，对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社会只有讲信用，才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信任结构，而这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

孔子一贯主张谨言慎行，不轻易允诺，不轻易表态，如果做不到，就会失信于人，你的威信也就降低了。所以孔子说，古人就不轻易说话，更不说随心所欲的话，因为他们以不能兑现允诺而感到耻辱。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4·22）

孔子认为，古代的先贤也好，君子也好，还是能做到言出行随的。孔子虽然也提倡这一理念，但对于现在的有些人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心里没谱。

孔子是有过“教训”的。

宰予（子我）白天睡大觉，孔子很生气，骂他“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杇”，成为千年第一骂。孔子说，“起初我对于人，是听了他说的话便相信了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听了他讲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在宰予这里我改变了观察人的方法。”（《论语·公冶长》5·10）

端木赐（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端木赐（子贡）又问：“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13·20）在孔子眼里，不问是非、固执己见地讲言必信、行必果，只能算小人，勉强也能算个三等的士；至于现在的从政者、上位者，连个斗或者筲都不如。斗是量具，大家都知道。筲也是量具。村夫老家的方言中，把铁桶、木桶就称为筲。

孔子自己也做过“言行不一致”的事，是司马迁给记的这一笔：

（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困于蒲，蒲人想讲和，放孔子走，但有个条件：我可以放你走，但你也不能再回卫国。孔子答应了，还跟人家盟了誓。但一出蒲城东门，就改道去了卫国。子贡不解，问：“这，这……这可以吗？”孔子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被胁迫签订的盟约，神都不愿意理。咱们还理他干啥？”

孔子认为，对于那些被胁迫而要求遵守的，是不符合义的，就不是讲信用的问题了。对于这样的“信”，神都不愿理，我们当然可以不遵守了。所以，国与国之间，因武力不对等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待条件许可时，是可以不遵守的，是可以废除的。

总而言之，讲信用是必须的，但不是无原则的。

所以，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左传》记载，鲁襄公九年，晋国、郑国结盟。这一年，楚国伐郑，大夫子驷准备与楚讲和结盟，子孔、子乔说：“与大国盟，口血未干，可乎？”子驷、子展说：“要盟无质，神弗临也。……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

项羽大摆鸿门宴，项庄舞剑，剑指刘邦。刘邦如厕而欲逃，项羽使都尉陈平召之。刘邦说：“现在出来，还没有告辞，这该怎么办？”樊哙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还辞个锤子？！”于是刘邦逃走了。

再讲个小故事。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尾生抱柱而死。”尾生与人家大姑娘约会，约定在桥下见面，结果这姑娘一直没来，尾生就等啊等啊，没等来姑娘，等来了大水。尾生觉得不能失信，还在那里抱着桥柱子等，结果就淹死了。《战国策》《庄子》《淮南子》等都记载了这件事。这是有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情而死的青年。据有人考证，这个尾生，就是《论语》里的微生亩或微生高。于是，孔子认为，你可以跟人家约会讲不见不散，但一是人家这么长时间没来，你还等个锤子？二是即便你守约，讲信用，大水来了你不会先出来躲一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