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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灵骢
1.
214国道，南向北，靠近大理古城这一面，沿马路牙子用黄线划了一溜停车位。上车时，我已看到自己车位前后都停着车，而左面唯一出路，也被一辆面的挡住。此处常年有黑车聚集，面的应是在等客。
上车，按喇叭，面的不动，等了一会，再按，还不动。下车，走到面的副驾位置，见司机正在看手机，便对他说，麻烦挪一下，我的车出不来。司机抬头，看我一眼，低头继续玩手机。我又说一遍，他再抬头，双眼翻白，瞪我一眼，仍一语不发，还是低头玩手机。
我从车前绕到驾驶位，面的司机突然开口，讲的大理话，我没听懂。问他说什么，他改口用普通话说了一句，这次我听懂了，竟是问候我妈。虽说我和我家老太太的关系不怎么样，听了这话，还是怒气陡生。我拉开他的车门，让他赶紧开走，随手又将车门大力关回。
司机一脸怒气下车，伸手推来，我侧身避开，一记耳光扇在他脸上。对方拽我上衣，欲近身厮打，我不习惯缠斗，放低重心，拦腰将他搬倒在地，随即左膝压上对方前胸，右臂抡出弧线，对准他眼眶重击一拳。
这天是2014年5月12日，前一天是母亲节。
2.
到大理之前的十二年，我在北京。那十二年中，我从未与人动手，也不记得有口舌之争。到大理之后，有很多次，却觉得可能会在某天与人发生激烈冲突。只是，没想到会是在街头，我一直以为，冲突的地点只能是电影院。
看电影都是和m同去，虽然我对她足够了解，但是某天观影，当她第一次在我身边大声喝斥不停讲电话的观众时，我还是吓了一跳。大理电影院在新城下关，距离古城十几公里，除了气候好，其实大理下关与全国大多二三类城市没太大分别。吓一跳，不止是因为m的突然爆发让我意外，还因为在这样一个公共道德尚未形成共识的小地方，于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斥人，是一件后果难料的事情。
万幸，每当遇到有人讲电话，m的喝斥都有效，对方会迅速挂电话，全场一片静默。这种顺利的状况维持了一年多，直到《一代宗师》上映。
开场不久，叶问在金楼与三姐交手时，我已在暗暗祈祷，希望身后讲电话的人尽快结束。然而，到了叶问与宫宝森掰饼，电话仍未停。我估计m到了临界点，暗中握住她的手，但m仍然回头，请中年妇人出去讲电话。对方以“你管得着么”作为回应，随即各种粗口。最终，妇人撂下一句：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之后，她与同伴窃窃私语一番，忽然中途退场。
虽然大屏幕上是期待了几年的画面，但我视而不见， 脑中百转千回，认为长久以来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终场前，我脱下外套，将手机钱包和钥匙集中塞进去，又俯身系了鞋带。影厅亮灯后，我让m帮我拿外套，急步走在她身前。推开影厅大门，竟无人守候，下到一楼售票大厅，再到停车场，确定没人在等我们，这才长出一口气。
后来是《美国队长2》，那一次，我感受到m在黑暗中气息的变化，不等她开口，自己回头对身后的哥们说，请小声一点。我没好意思请他出去讲电话，而对方可能认为自己的声音并不大，没有搭理我，音调也未降低，又持续讲了几分钟。挂掉电话没多久，手机铃声再次响起，这一次，我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面对后排，大吼一声：你出去打电话。
借着屏幕的反光，我看到了对方瞬间转换的表情，先是惊讶，继而愤怒。象上次那样，我在终场前脱外套，集中杂物塞进去，系紧鞋带。终场后，让m拿外套，拉着她急步向外走，却还是被两个男人拦住。其中一个问我：“大家都是文明人，凡事要讲道理，你为什么当着那么多人让我出去？”这问话让我辞穷，对方的逻辑，如同我多次对m说过的一样，有些人并没有公共秩序的概念，而只会看到我们对他的冒犯。
退场的观众经过我们身边，加速往外走，没有人驻足，也没人多看我们一眼。幸运的是，在对方情绪开始激动，将手指戳到我眼前时，他的同伴抱住了他，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也及时赶到。
3.
那天晚上，我和m沉默着上车，沿大丽路往回走，车窗吹进凉风，夜色已沉。m看着窗外，忽然说：“我没有错。”
我们多次讨论过，对这类事情，我倾向于退让忍耐。而m认为，若不制止，就是姑息和纵容，尤其对各种插队和电影院讲电话，她不能忍让。这天的事情虽然不是由她出面，但她知道我的秉性，还是认为事情由她而起。而这一次我没有忍耐，是因为知道m已不可改变，既然如此，又有了上次《一代宗师》的经验，我不能再让自己的女朋友面对那些污言秽语。
我对m说：“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你确实没错。但我想问你，今天对方是两个人，若动手，我肯定打不过。如果我被打到鼻青脸肿，或是躺到医院里，你还会认为自己没错？”m没有回答，继续沉默的看向窗外。
我不认为m有错，只是同时我也知道这种挺身而出可能付出的代价，这是我的两难之境，也是我多次拷问自己而没有完美答案的终极命题之一。象大多数人一样，很多时候，我选择谦让和容忍，并非赞同事情本身，而只是怕麻烦，怕因为一件小事招致不可预料的后果。我们自诩为理性人，深谙经济学的机会成本，我们纵容姑息，安享关于气度和谦逊的美名。
4.
5月12日那天，在街头，瞬息之间打完收手，m才从车上下来。因为面的挡住视线，她在车内看不到冲突的过程。我掏出手机打过110，一起回到车上，向她说明刚才的情况。m听完，说：“这事完全没必要动手，你刚才下车，我就在想，应该去找停车收费的人，让他请面的挪开。”我说：“是不值得，但这样也好，你可以看看动手之后会是什么样的麻烦，或许对我们以后有好处。”
到了派出所，警官循循善诱，问明情况后进行调解。中年警官言辞讲究，各打五十大板的分寸掌握的很到位。我向对方道歉，握手，双方签字表示和解。走出警局大门时，司机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我看到他眼眶已肿起，回车上拿了一些钱，急步追上，拉着他的手再次道歉，将钱塞给他，请他自己去看伤。司机并不接受，从兜里掏出一叠钱，伸到我面前：“钱？我有！”
出派出所后，我和m按计划到下关采购装修材料。大理古城游客渐多，我们决定退出古城，在附近的村里又租了院子，最近在装修。买完材料，回到新租的院里，我和m正在二楼与装修工人沟通，忽然楼下有人喊。
我以为是楼下的装修工人有事找我，匆匆下楼。走出门厅，看到院中站了七个人，有几个戴墨镜穿短袖，露出胳膊上的纹身，而其中一位，正是上午的黑车司机。司机用手对我一指，说：“就是他。”七人过来，将我团团围住。
为首的墨镜花臂男先开口：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找上你吧？想跑，没那么容易。”
“上午警察调解过，双方签字我才走，怎么算跑？”
“别他妈废话，你以为给几个钱就能打人？打了就没事？现在我们给你钱，打你一顿行不行？”
黑车司机的眼眶比上午更加肿大，青中带紫，紫里发黑。他从兜里将上午伸到我面前的那叠钱又拿出来，说：
“你把这钱拿上，我们现在打你一顿。”
我看着他的眼眶，说：
“你要是觉得上午解决的不满意，我们现在可以商量。你找人上我家来打我一顿，我再找人上你家去，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
“那你说，怎么解决？”
“是你们找上门来，你们说。”
墨镜花臂男伸出右手，张开五指：
“这事你拿五万摆平吧，低了这个数，我让你在大理州住不下去，你信不信？”
“我信。”
工地上的工人不断往这边看，最后由工头带队，施工队迅速撤离。m听到动静，也下楼来，我告诉她没事，让她上楼。m面无表情的扫了众人一眼，转身回到二楼给房东打了电话。
5.
房东姓段，我叫他段哥，是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平时我对段哥很客气，却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与m对视的瞬间，我知道她会有所行动，但以为她会打给警察，没想到会是房东。
m上楼不到三分钟，段哥带着三个壮年男人进了院门。他走过来，用白族话与墨镜花臂男交流了几句，那一群人竟然就不再理会我，簇拥着出了院门。我跟着出门，门口停了两辆车，我记下车辆牌号。
花臂男上车前看我一眼，说：“我认得你的车，认识你住的地方，这事没完。”
我站在大门前，对段哥大致说了事件始末，招呼他和同伴进去喝茶。段哥坐下后，说：“你们放心，他们不敢在我村子里闹事。”段哥三个同伴也纷纷附和：“没事没事，你记下我们电话，段哥要是不在村里，你打给我们，分分钟就到。”m沏茶，我发现没烟，转身出去买。买完回来，段哥一行人却已不在。m说：“段哥他们去找那帮人去了，说是帮我们解决。”
我叼着烟在院子踱几圈，给一个朋友打了个电话。这位朋友是大理人，家大业大，在本地算得上德高望重。朋友听了情况，有些意外，可能是有些颠覆我这三年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不过他也没废话，仔细问了各种细节，叮嘱我小心处理此事：“村民的事，最好请村民来处理，社会关系对等，双方能说上话。如果你房东愿意给你帮这个忙，那最好。我们先观察事态发展，看看你房东能不能找到这个人，能不能由他出面解决。你这几天尽量不要出门，随时向我通报情况。”
我问他，能否请警方的朋友出面，哪怕我再次赔礼道歉，赔上一些钱都行，只希望能尽快了解此事，我不想让身边的人跟着担惊受怕。朋友说：“最好不要，对方是要出这口气。你找警方，就算强压下去，这口气还是没出。你在明他们在暗，只能更麻烦。国家政府都处理不了村民的事，你千万要小心把握分寸。”
挂掉电话，我想了想，还是给昆明的朋友打了过去。我可以认错，也愿意赔偿，但不想没完没了浪费时间。我最近很忙，连拍照都没时间，已经拒绝了不少预约。虽然我很不愿意为这样的事打扰昆明的这位朋友，也觉得羞于启齿，但没办法，唯有他可以高效率的解决问题。
朋友听我说完，让我将车牌号发给他，安心等消息。
6.
当天晚上，段哥来电话。他已找到对方家里，但司机不在，他对司机老婆说了些息事宁人的话，还留下一千块，对方接受了。更晚的时候，段哥又来电话，黑车司机带着那几个人又去了段哥家里，将一千块退还，再次声明此事不能就此了结。段哥在电话那端呵呵笑，说：“我们几个人正在商量你的事，你们不用担心，这几天少出门就行，等我消息...不过幸亏那几个人来的时候我家老二不在，否则就打起来了。”
段哥的弟弟我见过几次，与我年龄相仿，板寸，瘦高，浑身彪悍之气，一眼可断定是冲动重义的类型。听了段哥的话，我心中更是不安，若是再连累他们一家，恐怕要祸及两个村子，这种事在大理，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并不罕见。
虽已是深夜，也只好再打给昆明的朋友，向他说了房东那边发生的情况。按我自己的分析，应该是司机激怒之下，找了不该找的人来帮着处理此事。现在的情况，没准是他找的那帮人觉得有油水可捞，司机和他家里人即使不想折腾出太大动静，恐怕已骑虎难下。朋友听我说完，还是劝我安心，车牌号已经查明，对方没什么。他已委托大理当地人处理，明天会有结果。
一夜辗转。
7.
5月13日上午，段哥来电，司机的老婆刚给他打了电话，表示不希望事情闹大，但现在必须由我带她老公去医院检查。段哥说，他已问过对方，昨天那几个人去不去医院，如果去，他也在村里叫上人一起去。司机老婆保证，昨天那几个人一定不会出现。最后，段哥说，由我自己决定去不去，如果去，他让段嫂陪我一起。
我打给昆明朋友，说了新情况。朋友沉吟片刻，可以去，但必须有段嫂陪同。
我和段嫂在医院大门碰头，稍等片刻，司机一行人出现。除了他自己，还有他老婆以及另外两个中年妇女。看这阵容，对方确实不准备打架，但这多出来的两位妇女应该也有讲究。
双方见了面，我走前面排队挂号，段嫂一路与三个女人攀谈。她们说当地话，隐约能听懂一些，这时候我才知道段哥安排段嫂陪同实是深谋远虑。段嫂看起来只是普通农村妇女，说话却是绵里藏针，滴水不漏。对方几度话中带刺，意欲占据道德制高点，都被段嫂聊聊数语消于无形。这是关于民间智慧的生动一课，一天下来，我对段嫂心折不已。
是的，检查用了整整一天。眼部b超，头部ct，后来又加上腰部ct。下午结果出来，眼部和头部都没事，腰却发现问题，这司机与我一样，有三节腰椎间盘突出，他们似乎以前并不知情。司机老婆有些紧张的问医，但我知道这病不能根治，而且病因一定是因为他老公的职业。念及此，心下黯然，我是长坐电脑前落下病，他是久坐驾驶位上颠簸成疾，都是为生活，都不容易，相煎又何急？
医生逮住机会，开了一些缓解腰椎疼痛的膏药，药不便宜，腰椎也与我无关，却已懒得在意，一样付款取药。既然无大碍，双方在医院门外的大树下进行最后谈判。两位同来的妇人这时候发挥了作用，其中一个说，现在不能谈，得十天后复查，那时候没问题再说。我一听头都大了，谎称自己马上要回北京，快则两三月，慢则一年半载，你们要是能等，我倒没问题。那位大姐可能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状况，一时语塞。另一位接了话，我兄弟需要休息，眼睛伤成这样，没法出去见人，你得赔误工费。
“多少？”
“至少六千。”
这时候，谈判才进入正轨，为了不使段嫂为难，我请她暂避。一番讨价还价后，三千三百元成交。我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纸笔，立字为据，双方两清，互不追究。最后，我对司机说了一番酝酿已久的话：
“如果你今后还是觉得不爽，认为解决的不满意，你直接打电话给我，我请你吃饭，我俩慢慢谈。都是大老爷们，有事咱们自己解决，别再找人上我家，我养了狗，伤了你朋友不好。我也知道你家，你要是带人来找我，我只好也带人上你家找你，你孩子刚上小学，吓着他也不好。”
司机抬头，看着我说：
“两清了，就算今后发现什么问题，我也不找你。你要是有空，到上面来，我请你吃饭。”
握手，告别。
8.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哪方的力量起了作用。5月12日晚上，他们还不愿善罢甘休，5月13日早上，态度却逆转。是段哥想了办法，还是昆明朋友委托的人做了工作，又或是他们自己忽然想明白了？他们都不愿多言，只说事情解决就好，我也不便深究。
我只知道，因此事，又欠了朋友的情，还有段哥和段嫂。
大理逐渐成为北上广的移民城市，一度很流行渲染外地人和本地人的矛盾。对此，我只想说，我遭遇的事因大理人而起，也因大理人而息。地球上本就不存在乌托邦，所以任何城市都不至于让我太失望，经此一事，大理在我心目中与从前也不会有什么两样。这世间，本是美好与丑恶共存，任何城市，都有心存良善和胸怀恶意的人，所有以一小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