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分别发表于1932年和1948年。两本小说以截然不同的思路对“未来”进行了思考，谁的预言能够成真？时间来到2019年，是时候揭晓答案了。
奥威尔担心人们将会被外来压迫所奴役，赫胥黎则担心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谁也不能否认现代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然而现代科技带来的压迫却很少有人感觉到。
中国睡眠医学协会曾发布一份调查：90%的年轻人猝死都与熬夜有关，其中熬夜加班者占30%，剩下的70%则是在玩游戏，玩手机，追剧。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近视患者已超过4.5亿，高达90%的青少年患有近视。近视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手机、电脑、电视、PAD。
从结果上看，我们和周扒皮的长工都需要承受熬夜带来的恶果，我们的身体所承受的压迫和旧社会的长工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周扒皮对长工们的直接压迫必然引起反抗，而现代科技则用一种我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我们成为了温水中的青蛙。
身体上的压迫只是一方面，更不易察觉的是，人们的思考能力正在逐渐丧失。现代科技的发达让我们遇到问题时思考的越来越少。
小孩子做作业不会，立马拿出手机，就像某作业辅导APP宣传的一样，“手机一扫，答案秒出”；生活中我们遇到什么问题，脑袋里第一反应是，上网搜搜看该怎么做；甚至有人提出“大脑外包”的概念，美其名曰让大脑去思考那些真正重要的事。看起来很高效，然而我们的大脑似乎并没有跟上科技进步的节奏，它还没有办法适应“外包”这件事。
美国脑科学家研究发现，大脑分成两个区域，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如下图）。
我们观察到的信息都会暂时存储在工作记忆当中，思考的过程也在工作记忆中发生，但是工作记忆的空间是有限的。假设需要解决一个问题，而问题的相关信息对你而言都是陌生的，那你的工作记忆就会被这些信息占满从而无法思考。
举个例子，很多英语不好出国旅游的人会暂时把大脑“外包”给字典，结果就是每说一句话都跟跑马拉松似的需要考验你的耐力，你不得不查找你所需要的每个词，还得想办法把它们连成句子。
所以，“外包”这件事行不通，这样做只会让我们失去思考能力。思考“真正重要的事”，最需要的就是平常那些微不足道的积累，量变产生质变绝对是至理名言。而质变的关键就在于思考，脑科学家的研究发现，要想让暂时存放在工作记忆中的信息转移到长期记忆中，思考是最好的办法。
记忆是思考的残留物，等下次再遇到相关问题时，之前思考过的“残留物”就会从长期记忆中调用到工作记忆中，帮助你更好的理解问题。某个知识被调用的次数越多，它在工作记忆中占用的空间就越小，留给思考的空间也就越大。
肥皂剧、电子游戏、娱乐新闻、以色相搏关注的视频等等，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都只是无聊的消遣，然而却有越来越多的人用这些东西填满自己的业余生活，这种做法只会让生活变成无聊本身。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办法很简单，去思考，思考带来的快乐将是深刻而回味悠长的，不断地思考将让你迭代，对于世界的新鲜感会让你的生活明媚起来。
赫胥黎是对的，当我们丧失了思考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工业技术的奴隶，任人宰割。
奥威尔担心我们的信息会被强行剥夺，赫胥黎则担心人们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无知。
移动互联网把世界变小了，全世界的信息一下子集中在你手中的那块屏幕上，当我们面对巨量的信息时，我们感觉难以抉择，不得不选择放弃思考，跟着我们的本能走。于是我们打开了那些有着诱惑美食和帅哥靓女封面的内容，我们打开了那些引人发笑的小视频，我们打开了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手机游戏。
这些是人的本能，本来无可厚非，然而，据QuestMobile2018年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用户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已达到5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由移动社交、短视频、拍照和游戏占据。人一天刨去睡觉和工作时间，闲暇时间能有多少呢？当我们把闲暇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娱乐消遣时，人生将变得很被动。
首先我们的身体将变的很被动。具统计，中国人目前平均每天查看手机次数已超过200次！40%的人上厕所也要看手机，12%的人连洗澡的时候也要看手机，75%的人睡前看手机。有没有觉得一会不看手机就觉得少点什么？如果有，说明你人生的一部分已经被手机俘虏了。这部分人生将成为毫无意义的“刷机”，即刷朋友圈，刷抖音，刷八卦的机器。
其次我们的思维也将变的很被动。我们每一次点击的记录都被大数据收集起来，然后将同类的内容不断推送给我们，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些系统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为的是让我们更长时间的停留在网上，而那些真正对你有用的东西也许压根就不会出现在你的屏幕上。久而久之，我们的思维就只能在特定的框框内打转。
思维被动的另一方面体现在评论区。奇葩说有一期讨论键盘侠是不是侠，李诞说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一个人红的时候，下面一个评论说支持他的人给我点赞，瞬间300多个赞。过两天这个人出事了，评论的还是同一个人，说踩他的给我点赞，又300多个赞。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流量已经成了一门生意。
当我们被动的跟风时，可能已经被套路了。沃尔特 · 李普曼写过：" 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 "。所以，我们不但要培养接受信息的能力，还要培养选择信息的能力。
这两年大红大紫的歌手李健，就是一个主动选择信息的行家。他不用智能手机，不玩微信，两三个小时才看一次手机。他说“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信息，而是应该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他选择用书籍作为接收信息的主要媒介“我很多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一个人读书越多，越会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这让人对自我有更清醒的认识而不至于狂妄。”于是出现在大屏幕上的他，总是那么温文尔雅，沉静而强大。
赫胥黎是对的，如果我们不能主动选择要接受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将在充满感官刺激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中无法自拔。
奥威尔担心读书将被强行禁止，赫胥黎则担心会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
人民日报公布的第16次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8年我国人均读书量为4.67本，加上电子书的阅读量仍然不足人均8本。“工作忙”成为我国成年人读书少的主要原因。可是和“工作也忙”的日本人（40本）一对比，好像这个理由并不能站住脚。其实很多人已经开始有读书的欲望，关于读书的好处大家都心知肚明，甚至国家层面都在大力倡导全民阅读，那为什么人均读书量仍然上不去呢？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点看我上文列举的玩手机数据就知道了，我们不是没有时间，只不过把时间交给了游戏，娱乐新闻和肥皂剧。
第二点则是因为很多人在“假读书”。在人民日报的调查过程中，一位快递小哥是这样说的“哪有时间读书呢？每天这么累，不过每天看朋友圈文章应该也算吧？”类似的疑问应该再填一条，听书算不算？这两类“读书法”有个共同的特点，其本质都是让别人替你读书。
朋友圈的文章，或者说媒体文章，在一波大浪淘沙之后，确实在向着质量越来越好的方向不断前进着，但媒体文章和书依然有很大差别。媒体文章说到底还是即时文化的一部分，人们无法在文章上停留太长的时间，于是媒体作者们看了书，把自己认为的干货和观点放进一篇文章中去，用寥寥几千字把他们罗列出来。
然后用户们浏览着一篇又一篇彼此无关的文章，觉得作者们说的真对，然而却并不知道为什么对。这种方式无法让知识在脑中形成关联，更不要说通过有逻辑的思考把它们转化为自己的长期记忆了。所以总有种道理我都懂，可是一到需要我自己说的时候就说不上来的感觉。
而我们对于书籍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当我们拿到一本书，已经做好了拿出一两个小时的心理准备，所以作者就可以在书中将观点娓娓道来，慢慢的给你建立背景知识，他不但会告诉你王子和公主打败了坏人，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他还会告诉你，王子和公主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才打败了坏人。
这就是读书能带来更多思考的原因，一来书中的知识是相关的，通过逻辑联系在一起，更容易让你理清思路。二来读书时心理建设更好，更容易静下来想问题。
听书的劣势在于它无法让你专注于书籍本身。试想一下我们听书的环境。一般是在车里、路上或者睡觉前，这些场景的特点是哪儿听哪儿了，等到了站或者困意袭来，刚听的这段内容也就过去了，那些知识只是在你的工作记忆里转了一圈，你都没来得及思考，所以这种方式的知识转化率很低。
再者听书是把知识抽象化，读书则让知识具象化。就好比让你在脑中算1+1等于几，和让你写在纸上算完全是两种感觉。研究发现，抽象知识在工作记忆中占据的空间要比具象化的知识大得多，所以听书这种方式也是不利于思考的。
前面我们说大脑外包行不通，同理，让别人替你读书更加行不通，读书和吃饭一样，只有自己来，这些东西才能长成你的骨头和血肉。
赫胥黎是对的，当人们不再看书，他们会用娱乐的笑声代替思考，慢慢的，他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了。
如果某种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只有深刻的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手机，或网络，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媒体文章，听书音频，抑或大数据的推荐机制，其本身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看看好文章，分析分析文章结构，与作者隔空进行一场求同存异的观点交锋，没什么不好；在路上听听书，把它当成选书的辅助，或者听听小说当成路上的消遣，没什么不好；利用推荐机制，有意识的塑造自己的推荐内容，或者利用购物推荐的“好货”货比三家，没什么不好。
关键我们要对信息进行思考，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不要因为思考的匮乏而让自我在信息的洪流中溺水；
有了思考，我们就可以对信息做主动的选择，现在这个时代，大部分人需要做减法，人活到极致，一定是素与简；
当你重新开始对信息进行思考，开始主动的选择信息，你会明白为什么要读书。《强风吹拂》里说，做人的最高境界是强大，而读书和思考正是让人强大起来最简单的途径。
赫胥黎也许是对的，不过还没有到终点不是吗？我们还有机会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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