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 | 她给医院捐了300瓶消毒液，想换一个妈妈的住院资格

记者| 肖文杰

编辑 | 陈 锐

制图 | 程 星

这么说也许略残忍，但潘璇的母亲可能属于武汉新冠肺炎患者中幸运的那一类。

潘璇曾是名护士，有医药行业的资源，也有照顾病人的经验；潘璇善于与人打交道，人缘不错，也懂得使用社交网络寻求帮助——这是一名有能力也有技巧，为病人获取充分治疗资源的家属。

然而即便有这些条件，在疫情中，潘璇为母亲求医的过程仍充满波折，她甚至想到了用捐赠医疗物资以换取母亲入院的办法，她也真的筹集了物资，送给了医院，但她在那一刻没能开得了口。

所幸，妈妈后期获得了救治。但她发现自己也感染了。

1月20日

“带着口罩去看电影吗？”
1月20日下午2点之后，潘璇的朋友圈状态就画风突变了。
在那之前，潘璇其实知道有肺炎这件事。 1月14日就有医生朋友提醒她最近多戴口罩，她没太在意。 1月20日，媒体开始广泛报道，她和很多人一样去药店抢购了口罩，那时人不多，不难抢，她买了3包医用外科口罩，然后发了条朋友圈征人下班去看电影，因为“电影院人肯定会少”。
这天下午两点的一个电话打乱了一切。 日常一个人住的母亲说，自己早上发烧了，吃了退烧药，热度下去了，但身上没力气。
潘璇让母亲马上去家附近的军工总医院，这是武汉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 母亲在呼吸内科的门诊排了3个小时的队，轮到时一量体温，又发烧了，医生让她去24小时发热门诊。 这时母亲已经有些体力不支。
潘璇提前下班，赶到医院，帮母亲挂号、付费、排CT。 拿着结果出来的患者，“一拍一个白肺”。 母亲的CT也是一样，医生诊断很有可能是新冠感染，但医院里没有试剂盒。 医生开了抗病毒和消炎药。 狭小的发热门诊里挤了几十个人，潘璇看到有穿着防护服的医生发烧了，自己给自己量体温。
她决定带母亲回家，她在一条后来删除的微博上写道“我们不想传染别人，但现在真的无能为力”。 回到母亲家时，已经过了凌晨12点。 潘璇给丈夫发微信，让他不要来照顾，和孩子尽量待在家里。 从那时至今，14天过去了，她一直没见过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1月21日到1月22日

砸开公司的柜子拿公章

回到家后，潘璇开始从医生朋友那里搜集这个新传染病的知识，她明白了这个病没有特效药，得靠自身免疫力，病情的重要指标是血氧饱和度。 她马上做了三件事： 1）在京东上买了血氧仪； 2）从自己工作的整形医院里把氧气瓶都搬回家； 3）托人购买能增强免疫力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第三件事最难。 免疫球蛋白理论上是处方药，医院里开不出。 潘璇的医院有采购资质，但离除夕只有两三天，生产这个药的公司已经放假。 她的院长和同事帮她托人，找到了货源。 为了让她赶紧开出采购的证明，院长让她去医院，把柜子砸开，拿公章出来自己敲章。
最终，她以每瓶600元的价格买了30瓶——平时的价格大约是200多元。 对大多数人来说，就算买到这个药，也没办法自己在家使用，因为它要静脉注射。 好在潘璇曾做过护士。
接下来的两天，她就在家中用接近专业的方式照顾母亲，每天注射两瓶免疫球蛋白，时刻注意她的血氧饱和度。 她告诉自己，母亲平时身体很好，没有基础疾病，可以熬过去。 但另一边，她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还得想办法让母亲入院，她找遍了每一个定点医院的熟人，但这时再硬的关系都没用了。
1月23日一早，潘璇的母亲开始喘不上气，一看血氧饱和度，已经跌到90%。 潘璇打了120。 这天上午10点，武汉启动封城措施。

1月23日

第一次进入五医院

潘璇从没去过五医院（武汉市第五医院），那里离她家远，在武汉的三甲医院中也不那么有名。 但120救护车带着她和呼吸急促的母亲往那儿开时，她一心希望能让母亲住进去。
挤满急诊室的看病的人让她第一次有了绝望的感觉。 她的母亲因为症状严重，被安排在门口的一张床上，医生根本没有时间说话，看了血氧饱和度，给她吸氧，开了消炎药，就转头去看别的病人，再也没时间管她们。
这一天，潘璇除了把母亲的床从急诊门口挪到一个避风的角落里，就做不了别的了。 她去找急诊科主任郑先念，求他安排母亲入院，但这样的家属郑先念一天要面对几百次，他只能一次次回答没有床位。 了解医院架构的潘璇，和另一名患者家属去行政楼找医政处，也被“按照排号”的回复挡回来。 潘璇说自己的绝望感在这一天不断加重，并且在1月24日爆发。

1月24日上午

最绝望的时候

当天上午，郑先念告诉等待的病人家属，晚上医院要新开出一个病区，可以入院一批。 于是所有的病人家属都去排队办住院证，根据先后顺序排号，医生会在重症患者的住院证上写上“急”，再签字，医院优先安排。
但这个希望很快被打破。 急诊科的医生告诉患者，根据上面安排，新开的病区将会接受从武汉第一医院转过来的病人。 潘璇看到住院区门口确实有第一医院的救护车，有的病人可以自己步行走下来。
潘璇不愿复述当时急诊室的情况和她自己的心情。 她只说自己拍下了视频，拿给医院的领导看，还是没用。
因为没法离开母亲身边太久，潘璇又赶紧回到急诊室，此时地上已经躺着病人了。 她和另外一名家属再次去找急诊科主任郑先念，这名44岁的医生在和医院领导打电话的时候情绪失控，大喊“我们不想回家？ 我们不想活？ ”潘璇拍下了这段视频发到朋友圈里，没想到成了2020年除夕点击量超高的视频，被全网转发。 后来郑先念对《长江日报》说，他当时正与医院领导沟通隔离病房改建等事宜，一时情绪失控。
潘璇说自己也做过急诊室护士，知道医护的难处，她很抱歉添了麻烦。 事后她几次去和医院以及郑先念道歉，不过在当时，她还顾不上这些，当时她看到一位相识的护士自己去拍了CT，肺部有阴影，她还看到殡仪馆的车开到了医院门口，穿着黄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把一张张床推出医院。
身周尽是这样的画面，让潘璇自己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而母亲还躺在一旁吸氧，这是她最崩溃的时候。
一条微信让她重新恢复了行动力。 一位朋友告诉她，自己的弟弟的朋友是五医院呼吸科ICU的医生，而这位医生发过一张物资需求单。 朋友为潘璇出了主意：如果能帮医院拉到物资，也许可以换到一张床位。

1月24日下午

消毒液捐了，她却并没有提要求

潘璇没有犹豫，马上在朋友圈中求助。 她的“娃娃朋友”（发小）张涛帮了她。 “口罩和防护服已经不可能了，但消毒液还有机会，而且有的厂就在武汉。 ”
张涛帮她联系了30箱84消毒液，潘璇则联系了那位ICU的医生，对方愿意接受物资。
潘璇没有提母亲入院的事。
张涛还帮她找到了志愿者对接资源。 装着消毒液的车在开往医院的路上了，呼吸科的医生却突然打来电话表示不能接这批消毒液，因为“上面有规定必须要通过红十字会”。 潘璇说当时医生的语气很无奈。
武汉红十字会疫情期间一度因接受和分配捐赠款物问题遭受公众质疑。1月31日，第一财经记者在武汉红十字会仓库看到，领用武汉红十字会仓库物资需上“物资调配表”，多人空手而归。2月4日，湖北省红十字会三名领导被处分，专职副会长被免职。
她自己也很无奈，只能把消毒液拉回自己工作的医院，那是她能想到的暂时的存放点。 东西刚搬下车，那位相识的护士又打电话过来说急诊科需要这批消毒液。 于是她和志愿者又重新搬了10箱上车——他们已经没力气搬更多了——运到急诊室。
此时离朋友给她推荐这个办法，只过去了半天。
在五医院，三名穿着防护服的护士把这些消毒液搬走了，她们点头致意，没有说话，潘璇也没有提母亲入院的事。 “当时的想法就是出点力吧。 而且当时我母亲的情况比较稳定，身边看到更多重症的病人更需要住院。 ”潘璇说，“如果母亲当时情况严重？ 那我可能都没心思去联系物资，只想陪妈妈。 ”

1月25日

自己也感染了

除夕夜，潘璇在饿了么上点了饺子，和母亲在急诊室吃了。 从那天开始，凡是在五医院，母女俩的餐食几乎都是靠外卖。 她会有意把取餐点定在离医院100多米的地方，让骑手把餐放在地上，自己再过去取。
这么做是因为，潘璇也感染了。
1月24日，母亲要重新拍一张CT，当晚潘璇也一起为自己排了个号。 次日凌晨拿到的结果是单侧肺部感染，不算严重，也没有其他症状。 和母亲一样，也没有试剂盒供她测试。
事后回忆，潘璇判断是因为自己服用了抗病毒和消炎药。
潘璇没有告诉母亲自己也感染了。 1月25日早上，母亲病情稳定，再加上实在没有病床，她们决定回家。

1月26日到1月27日

“疑新冠”

回家之后，潘璇接到通知，所有发热、疑似和确诊病例，要去社区报告。 潘璇母亲住的是一个国企的职工小区，社区工作人员告诉她，会有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上门来诊断。 不过医生没有真的上门，只是打了个电话确认了情况。
潘璇试过让社区帮忙联系床位，帮忙配药，或是询问是否有氧气，但她只是把这当作一条路——就像她也试过打市长热线——虽然没有结果，但她还是会试。
社区也给过一个解决方案，告诉潘璇有个隔离的酒店，当再追问酒店里有氧气么，说没有，就没有下文了。
在家的几天，她所在整形医院的院长帮她和几位没有在一线的医生拉了个群，帮助她线上随时问诊。 这个群逐渐扩大，现在已经有196人，名叫“疑新冠”。
潘璇和朋友还设置了群规： 问诊的患者一次发完整需求，年龄，性别，症状几天了，有没有什么诱因、诊断证明、开的药； 22点之后不再提问； 不私加医生微信，以免增加负担。
这个群让潘璇的母亲和其他居家隔离的患者心安了不少。 不过潘璇知道母亲的症状随时有可能恶化，虽然自己相比其他在家隔离的患者已经要条件好得多，但家里的氧气瓶总会用完，免疫球蛋白也已经用掉了28瓶。

1月28日

“我不想发负能量的东西，但你们也别逼我。”
这天凌晨，母亲的病情再次恶化，呼吸急促，并且出现嘴唇紫癜。 她知道叫120来不及，就自己开车送母亲去五医院。 当时武汉已经交通管制，但潘璇顾不上这么多，不过路上也没有交警拦她。
到了医院，医生的判断和潘璇一样，母亲应该马上入院，她再次拿到了急诊科开的住院证，这次上面有郑先念的签字，还有“急”字，但潘璇知道，即便如此仍然可能没有床位。 而母亲已经处于如果没有氧气就情况危急的状态。

她遇到一位眼熟的家属，除夕的时候他们同在急诊室。 对方告诉潘璇他的家人已经入院，并且悄悄透露自己用很多个手机号在市长信箱留言，还发微博，打电话投诉，当天早上，医院领导联系他，安排了入院。
潘璇没有用这个办法。 她再次去行政楼，这时这栋楼已经处于封锁状态。 她找到院领导的电话，说了狠话： “我不想发负能量的东西，但你们也别逼我。 ”但还是没用。
最后，没办法的潘璇去了病区。 那里理应是隔离病房，但并未隔离。 她一层层地找，看有没有空的病房。 在10楼，她找到了，赶紧向护士打听负责这一楼层的医生是谁。 要到了名字，就去问朋友，要到了电话，这位医生了解病情之后同意她母亲入院。 潘璇仍然没有提消毒液的事。

即使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潘璇也意识到自己已开始出现全身乏力的症状。 她选择硬顶下去。 直到1月29日，母亲进入病房，一切安顿妥当。 这时距离母亲打电话给她说自己全身乏力，已经过去了10天。
潘璇这才回到母亲家，洗了个澡。 幸运的是，第二天起来，她感觉自己的症状消失了。

1月31日至今

一切还在继续

现在，潘璇的母亲病情稍稍好转。 更关键的是，她的心情好转了。 这位信佛的64岁的老太太，可以在手机上和外孙通话，寺庙的师父也给她发诵经的音频。 同一个病房的另两位老人，已经症状逐渐减轻，不需要氧气了。
潘璇和母亲也都排队等到了试剂盒的检测，她的结果还没出来，母亲的结果出来，是阴性。 在群里，有医生告诉她，这种情况不少见，试剂盒的检测本质上是看病人是否有传染性，但症状可能并未消除。
病房的情况不理想。 84消毒液仍然是紧缺物资，因为病房里没有人消毒，甚至没有人收集病人的生活垃圾——它们本应该严格被当作医疗垃圾处理。 潘璇于是把自己医院里的那些消毒液拿过来，做病房消毒。 她和其他家属逐渐开发出一套自我防护服： 一次性雨衣+游泳眼镜。
潘璇还有担心的事。 她看到了武汉要集中隔离所有疑似病人、轻症病人和密切接触者的消息。 如果自己被确诊，她就可能被划到轻症病人的范围里，集中隔离。 她不排斥隔离，但她不能接受和母亲分开。 同时她也担心，集中隔离点是否有足够的医护人员、足够的药品、足够的氧气、足够的消毒液、足够的餐食和足够的保暖。 她已经在设想，如果被迫要和母亲分开，该怎么办。
2月4日拍摄的改造中的武汉客厅内部。 武汉客厅是目前武汉在建的三所方舱医院之一，预计可容纳2000张床位。| 图片来源：新华社
潘璇说这次明白了，就算自己平时是个积极要强的人，但碰到这种事，一定会有崩溃期，有的人崩溃了之后想开了，开始自救，有的人则放弃，或者是被迫放弃。 这几天她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她自己就开导过一名因为感染而大哭的护士。 她清楚地知道，有足够资源，能自救，自己和母亲是幸运的少数。
潘璇2月4日在朋友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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