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21号，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早晨，在江苏无锡的一个乡镇医院，一个孩子呱呱坠地。据说那一天飘起了雪。雪越飘越大，让这个美妙的早晨也结了冻。于是，那个孩子没哭两下，就被冻懵。他止住了哭，嘴角甚至露出了笑意。

几个小时之后，发生了另一件事。美国圣地亚哥警察局接到一通电话，一个口音奇怪的匈牙利人说要自杀，他告诉警察家里的具体位置，让他们来收拾遗体。然后，他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88年的生命。

这个匈牙利人是马洛伊·山多尔，而那个孩子是大鹤。

当然，这两件事毫无关系。

但基于一些无聊经济学家的观点，南美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掀起北美的一场龙卷风，甚至是亚洲的金融危机（当然，经济学家们不好全信。他们说货币贬值会带来通胀，但今天的某国正在步入通缩）。

于是，很长时间以来，马洛伊·山多尔，于我，是一个特殊的名字。

陆文夫说：

作家有三种死法：第一种是自然的死，第二种是痛苦的死，第三种是快乐的死。

其中，自然的死属于心脏停止跳动，是一种普遍的死亡形式；痛苦的死由于各种苦难和折磨（包括自我折磨），一个作家的体力和脑力还能胜任创作的时候，作品已经没有了；快乐的死亡却很快乐，停止写作不仅能让自己感到快乐，也能让别人看来很快乐。

可惜的是，作为一个非主流文字艺人，马洛伊·山多尔生前甚至不被主流文坛认为是一个作家。于是，作为著名非典型性非作家，马洛伊·山多尔可以成为一个写作者，并选择写作者那些丰富多彩的死法。

而且，他似乎总是在想这个问题。

写作者的第一种死法

曾经，他想让死亡成为一道递减的公式，正如同《烛烬》里的将军：

将军的呼吸变得窘迫。他转动了把手。在高大的楼道里，影子晃动，烛光摇曳。他们一声不响地走下楼梯，几个男仆赶忙举着蜡烛，拿着大衣和礼帽迎了过来。在对开的大门前，车轮在白色鹅卵石路面上碾得咯咯作响。他俩默默告别，无言地握手；两个人全都深深叹息。

因为递减，他想过让念想先死去。用了41年的时间，《烛烬》的将军终于放弃了那些念想。它们可能是命运赋予的必然，纵使荒诞，也可以荒诞地有逻辑；它们也可能是身边经历的偶然，没有必要去质疑事情的前因后果。

太多的时候，人是不需要知道答案的。真相存在于命运之中，而揭示一切的，只有衰老和死亡。

写作者的第二种死法

曾经，他想让死亡成为一个带幂的函数，正如同《伪装成独白的爱情》里的尤迪特：

他开始保存和保护自己专门的、个体的秩序。面对混乱的世界时这是最后一种防御可能......这样的人不会单独死去，有很多东西跟他同时死亡。

马洛伊也的确想过，要把活着时的那些教养、优雅、礼数、一起携带。并且用他的方式这么做了。这么做，不是为了给谁看，而只是自我证明。如果，马洛伊没打警局的电话，那么，枪响会吓到邻居的。

如果，马洛伊不是用子弹解决，那么，指不定会臭成什么样子。

如果，马洛伊不是在88岁这个年纪离开，那么，社区里的孩子是会怅然若失的。

尽管，那个幂在外人看来可能等于1；甚至在主流的作家看来，是0。

曾经，他想让死亡成为一个恒等式，正如同《一个市民的自白》里的父亲：

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很清醒；他在去世前的半个小时叫来了医院的大夫，并打着优雅的手势说：“我安排好了，先生们会得到酬金的。”他就是这样死去的，死得像一位高贵的绅士，不会带着任何拖欠离开人世；他主动、老练地安排好一切，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的那份，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个微笑、一个眼神或一次握手。

翻译者余泽民先生在后记中说，书名中的“市民”并不是现代汉语中普遍认知的那个“市民”。书里的这个“我”，代表着一种逝去的欧洲精神，“我”并不是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市民”，而是整个欧洲的“市民”。他珍视市民的身份，正如珍视一份更久不变的等式。这个等式，容许变量的存在，但不容许变量的任性。

然而，马洛伊·山多尔并没有选择其中的任一。他将三种方式做了包裹，用出人意料的复杂姿态，试图成为昨日世界最后的一抹优雅，也试图成为欧洲最后的一代贵族，无关爱情，无关孤独。

所以，2月21号的大鹤发现，2月21号这一天难被世界遗忘，正如马洛伊所愿；2月21号这一天也可被世界遗忘，也如马洛伊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