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30天，为什么我们要重温泰坦尼克号？
“有一艘船，用它的沉没，彰显出在灾难到来时，人类社会和丛林的不同。”
好文4361字 | 7分钟阅读
作者：张新安，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编辑：田巧云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对很多企业来说不啻于一场灾难。尤其是在餐饮、零售、旅游、娱乐等行业，本来还指望春节期间大赚一把，现在顾客都居家隔离，不但赚不到钱，事先准备的原材料等还要亏上一笔。
眼看就要到元宵节了，确诊感染的病人还在攀升，开业遥遥无期，房屋租金和人力成本却还要持续支出。整天想着还能撑多久，不少企业家已经进入夜不能寐的状态。
更大的挑战是，员工的行为可能会失控。
如果疫情不解除，很多员工可能无法到办公室正常上班或者拜访客户，传统管理体系的很多方面会无从发挥作用。即便不少企业开始采用远程办公工具，试图对员工行为进行约束、引导和反馈，但效率也大打折扣。
设想你是一家制造企业的老板，规模也不大，两百多个工人，二十几个销售，十几个研发，七八个核心经理。
在连个会都开不起来的情况下，你能确保到厂隔离的工人窝在宿舍里不出乱子？销售人员在尽心尽力维持客户？研发人员待在家里工作而不是追剧？就算是核心经理们，难道没有人在盘算，当你破产后下一份工作选哪个公司？
疫情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不止是企业创始人感受到了，在自媒体时代，企业的员工、经理们也都看到了。
对未来的担心，导致人心不稳，恐慌在企业中蔓延，员工的行为很容易失去控制。
要想了解人类在恐慌下的行为，海难沉船可能是最合适的场景。
虽说“百年修得同船渡”，但当船真要沉没时，在有限时间内逃到座位有限的救生艇上，是幸存的唯一方式。如果没能登上救生艇，就算会游泳，在一望无边的茫茫大海上，也注定是死路一条。
生死关头，求生欲很容易接管个体的行为，人们变得自私自利，不再关心他人，为了有限的生存机会而不遗余力，拥挤、推搡、踩踏甚至武力，成为恐慌中的常见现象。
在“人人为自己”的丛林法则下，掌权者和强壮者更可能胜出。
在船上，相对于乘客，船员是掌握资源和权力的群体。由于工作上的便利，船员更早知晓事故的发生，更熟悉救生艇的位置和最佳到达路线。此外，工作还赋予他们引导乘客的权力，让他们有机会影响事态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而在乘客中，男性乘客则代表强壮者群体，他们比女性乘客力气更大，动作更迅速，更容易率先抢到救生艇上的座位。
不难预期，在本性的指引下，船员相对乘客会有幸存优势，男性相对女性会有幸存优势。
事实也正是如此。
乌普萨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麦克·伊兰德（Mikael Elinder）和奥斯卡·埃里克森（Oscar Erixson）分析了1852~2011年间全世界发生的18起海难事故，涉及超过12000名乘客和船员的生死。他们发现在海难中，乘客的幸存率显著低于船员，而在乘客中，女性幸存率又显著低于男性。
在所有3250名船员中，1653名幸存，幸存率为51%。作为对照，在9180名成年乘客中，3083名幸存，幸存率仅为34%，权力造成了17%的幸存差异。
在成年乘客中有5594名男性，幸存者为1934位，幸存率为35%；而在3586名成年女性乘客中，幸存者为1149位，幸存率为32%。女性的力量速度劣势，使她们相对男性损失了三个百分点的幸存率。
在船上还有相当数量的儿童乘客，他们的力量和速度更弱，这对幸存率的影响会更加明显，在所有754名儿童乘客中，仅有95名幸存者，幸存率为15%，比成年男性乘客低20%，比成年女性乘客也足足低了17%。
扎心。
在邮轮上，不是说好“船员的责任就是保护乘客的安全”吗？全世界不都在倡导“妇女儿童优先”吗？这些责任和规范都到哪儿去了？
让人宽慰的是，不是18起海难都是这种丛林模式。有一艘船，用它的沉没，彰显出在灾难到来时，人类社会和丛林的不同。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泰坦尼克号”。
这艘隶属于英国白星航运公司的巨轮，排水量四万六千吨，号称“永不沉没”，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工业科技水平。
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号满载2207名乘客和船员，从英国南安普顿港出发驶向美国纽约，开始首航。
4天之后的凌晨，它不幸撞上一座冰山，2小时40分后船体沉没，造成迄今为止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海难事件，1517人丧生。
1985年，一支由美国和法国联合组成的探险队定位了沉船的精确地址，发掘了超过6000件遗物，并举办了环球巡展，轰动一时。
这起事件也被改编成多部电影，包括1997年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凯特·温斯莱特领衔主演的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剧中穷小子杰克和富家女露丝的凄美爱情更是让全世界影迷潸然泪下。
从撞上冰山到沉没的将近3个小时内，泰坦尼克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很多社会科学家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丛林法则在这儿失效了，取而代之是文明社会的秩序。
在危急关头，船员恪守职责，将乘客的安危放到自身安危之前；成年男性遵循社会规范，把生存的机会优先让给处于弱势的妇女儿童。
泰坦尼克号891位船员中，最终仅有212名幸存，幸存率为24%；作为对照，1184名成年乘客中，432位幸存，幸存率为37%，足足高出13个百分点。
而在782名男性成年乘客中，132位幸存，幸存率仅为17%；在402位成年女性乘客中，300位幸存下来，幸存率高达75%。
因为爱情，杰克把生存机会让给露丝。而泰坦尼克号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比这个虚构的故事更感人：女性乘客被优先送上了救生艇，而且没有爱情。
同样，在133名儿童乘客中，68位获救，幸存率51%，也超出船员幸存率27个百分点，超出成年男性幸存率34个百分点。
在泰坦尼克号上，儿童和妇女无疑是幸运的，不过最幸运的是带儿童的妇女。在38位带儿童的妇女中，36位获救，幸存率达到令人震惊的95%，而她们，本应该是在丛林法则下幸存率最低的群体。
如果将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数据与其余17起海难数据进行对照，差别更是一目了然。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艘巨轮上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的表现如此不同，保持了人类社会的尊严？
苏黎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布鲁诺·富瑞（Bruno Frey）、昆士兰大学的经济系研究生大卫·萨维吉（David Savage）、经济学教授贝诺·陶格乐（Benno Torgler）对此进行了考察，他们对比分析了泰坦尼克号与另一艘规模接近的海难，即1915年5月7日沉没的“路西塔尼亚号（Lusitania）”。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路西塔尼亚号作为一艘满载1959名乘客和船员的邮轮，从纽约驶向英国利物浦，在爱尔兰附近遭到德国潜艇的鱼雷攻击，造成1313人遇难。
尽管这两起事故的整体幸存率都在32%左右，但路西塔尼亚号的幸存者比例非常符合丛林法则的预测：乘客的生存率显著低于船员，妇女儿童的幸存率显著低于成年男性。
富瑞他们发现这两起海难的一个显著区别是，路西塔尼亚号被鱼雷击中之后，18分钟就沉入了海底；而泰坦尼克号在撞上冰山之后，用了2小时40分才完全沉没。
据此，富瑞他们认为是逃生时间导致了这个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在突然到来的灾难面前，恐惧让人们更容易暴露自私自利的本性。当灾难持续时间比较久时，人们从惊慌失措中缓过神来，责任和规范会有更多机会发挥对行为的调节作用。
然而，伊兰德和埃里克森的研究推翻了这个结论。他们把18起海难事故的数据整理在一起，进行更为严谨的回归分析，发现逃生时间对于幸存者比例没有产生影响。
在好几起事故中，人们拥有的逃生时间比泰坦尼克号要久，而且逃生人数也要少，但逃生模式仍然符合丛林法则的预测，船员责任和社会规范在这些事故中没能发挥作用。
伊兰德和埃里克森认为关键因素是船长的行为。
他们考察了18起海难事故中船长行为与幸存者比例之间的关系，发现船长有没有明确指示“让妇女儿童先走”，会显著影响人们是按照丛林法则逃生，还是相反按照文明社会的模式逃生。
如果船长明确下令让妇女儿童先走，这18起海难中，能够将妇女幸存率平均提高32%。
邮轮在公海上航行时，船长是维持秩序的最高权威，拥有绝对权力，这种绝对权力在灾难场景下会变得更具压倒性优势：一片恐慌中，大家更希望船长用强有力的行动带领大家走出困境。
当船长使用这个权力命令船员履行责任，保护乘客，执行让妇女儿童先逃生的规则时，就在危急中建立起区别于丛林逃生的秩序，想要独自先跑的船员就必须权衡这样做的利弊得失：作为秩序的违反者，他们可能会因此受到秩序的严厉惩罚，甚至被处死。
泰坦尼克号的船长爱德华·史密斯（Edward Smith）在决定放下救生艇时，明确指示让妇女儿童先进入，并下令开枪射击那些争抢的男性。
幸存下来的五副哈罗德·洛维（Harold Lowe），当时负责指挥人们登上14号救生艇，在接受美国国会质询时，洛维承认自己按照史密斯船长的指令，接连开了三枪，以吓退企图跳上14号救生艇的几位男子。
为维持这个秩序，船长所付出的个人代价是巨大的，他必须在船上坚持到最后一刻，监督规则的执行。如果船长先登上救生艇离开，很容易让还留在船上的人重新回到无序的丛林状态。
史密斯船长坚守到最后一刻，选择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冰冷的海底，英雄般地离去，留下了一颗伟大的心，感人的故事和不朽的人生。
沉船毕竟属于极端的灾难。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不会遇到要在短时间内做出生死抉择的危险。然而泰坦尼克号上发生的事情，却警示我们，在灾难中，领导者能否像史密斯船长一样，挺身而出，发号施令，对于秩序的维持有着重要的作用。
疫情之下，企业家就像是船长，一艘艘大船小船会不会沉没，跟企业家在此时的行为表现有很大的关系。
前天，我在一个由EMBA同学组成的群里发起了一项简短的调查，问了4个问题。
第一，疫情给你的企业带来的影响有多大？体现在什么方面？你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第二，你现在每天在做什么？
第三，你的心理感受怎样？
第四，你有什么计划？
二十几位企业家同学用文字或者语音方式给了我回复。整理完这些回复之后，我对这些企业家船长们非常有信心。
有一位做专业和技能培训业务的同学，企业规模在一千人左右，他是这样回复我的：
第一，疫情影响很大，我们是培训行业，现在停止了收入，房租和人工成本的支出却不变，感到压力很大。最担心的事情是，如果疫情持续3个月以上，到时学员要退费，公司可能面临的就是破产了。
第二，现在每天主要忙三件事情，首先是稳定团队信念，每天都要求有视频会议和学习培训；其次是对所有员工进行问卷调查，要求全宅家里，保障每一位员工的安全；最后是加速将面授课程变成线上课程，稳定面授学员的学习持续性。
第三，心情感受上，坚定相信疫情会很快结束，但有时候也担心疫情有第二和第三波爆发。
最后，在计划方面，现在发动各个校区卖线上课程，只要有微薄的营收，那就不会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做成本节约规划，校区每一毛的支出都必须经过总部审批。
中国有这样一批掌舵的企业家，是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收获吧。
Frey, B. S., Savage, D. A., & Torgler, B. (2011). Behavior under extreme conditions: The Titanic disast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 209-222.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