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为什么温州感染人数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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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湖北的情况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而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距离湖北千里之外的浙江，却成了中国的第二大疫情感染区。
截止至2月3日24时，浙江省共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29例。其中，温州以340例确诊病例，居浙江首位，遥遥领先于省会城市杭州的132例，甚至还超过了湖北的一些地级市。
和温州相邻的台州，情况也比较严峻，确诊病例数多达115例，几乎都要赶上杭州。
浙江人民，尤其是温州人民，突然间和湖北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为什么？
其实，如今的疫情地图，大致反映的是经济联系地图。
浙江人，特别是温州人，早就和湖北武汉，早就和全国、全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温州人跑遍武汉，
跑遍全世界
浙江温州，原本就是一个人口基数很大的城市。
2018年，温州的常住人口是925万人，是浙江省内第二大人口城市。925万人，放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能都是远超首都人口的量级了[1]。
浙江温州的常住人口接近千万。/wiki
当然，这次温州受疫情影响这么大，也和温州商人遍天下有关。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外的温州人以在上海的最多，超过12万人；江苏和广东次之，均为11万多人；在湖北的温州人则有3.24万，占比3%，在浙江以外省份中排第九[2]。
现在的数据相比当初应该有所发展。
2013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约有50万浙江商人，浙商在上海的企业规模和总投资在各省市、自治区排第一[3]。
北京丰台区，有一个著名的浙江村，大部分是浙江移民，主要是温州移民。但温州人绝不是只往最大的城市北上广深扩散，他们的眼界要更为开阔。
人类学家项飚在《跨越边界的社区》中说，通常认为人们可能更爱往更远、更大的城市去，但温州人不是。
最早温州人去北京的最多，第二是上海。但80年代后期开始，温州人开始探索更多的城市，就像你在玩《帝国时代》不断揭开战争迷雾一样。
据估计，在1988年春节，温州人去得第二多的城市是武汉[4]。
这次温州副市长在浙江省新闻发布会上的通报，温州在武汉经商、就学、务工的人有18万人。
温州人不仅在国内“开疆扩土”，他们还放眼全球。
海内外的很多大小城市也都聚集着温州人。温州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海外温籍侨团[5]。
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生活着1万多温州华人，从事皮具业；在佛罗伦萨附近总人口仅超过19万的小城普拉托，有数千温州人[6]。
意大利佛罗伦萨，居住着一群温州人。/pexels
2011年，包括港澳的在外温州人有233.54万人，占温州户籍人口的30%[2]。
温州人为什么要去武汉
所以，温州人为什么要到处跑呢？
一种究其历史地理根源的解释是：温州80%的土地被山、岛、河覆盖，耕读面积少而人口密度很高，在此矛盾下，温州人很早就开始外出做生意[7]。
浙江温州雁荡山风景区。此处风景确实是绝美的。/colorhub
但这不足以解释温州人强烈的外出意愿，也不足以解释人往高处走，为什么温州人却是往“低”处走，四处扩散。
1997年，人类学家项飚和他“浙江村”的朋友一起去成都。可是接待他们的温州朋友，准备把成都所有摊位都退掉。
项飚得到的解释是：
“你不晓得，越是小地方，生意越好做。在成都竞争很激烈。我去了涪陵，挂名牌专卖店的牌子……”
温州人不去北京、上海，反而转攻武汉、重庆，甚至是跑到更小的地级市，就是因为避免竞争。竞争越激烈，他们就会寻求新目标，向武汉、成都进军[4]。
温州商人在武汉打拼的地界，也曾一度变迁。
东汉正街市场一带曾是老汉口的商业中心，附近的清芬路、大兴路等都活跃着温商。
电影《万箭穿心》的故事背景就是发生在湖北武汉的汉正街一带 / 豆瓣
1992年，清芬路渐渐成为温商的“地盘”，以鞋子和五金批发闻名。后来成为武汉市温州商会荣誉会长的罗云远，也曾在那里租过门面，批发产自温州龙湾的五金[8]。
有感于清芬路狭窄，鞋业商人黄如进（后成为蜘蛛王鞋业武汉总代理）看中了大兴路一家厂房，改建成大兴路鞋类批发市场[9]。
而罗云远发家致富后，创办华中五金城，大量商户入驻，后来华中五金城一度成为华中最大的五金市场。
而汉正街本身则是汉口最古老的街道，并且早在80年代就成为武汉的小商品市场。
由于数次火灾，汉正街、清芬路等地段改造，原来的很多商铺搬迁到汉口北[10]。但汉正街依然是重要商圈。
汉口北成为新的小商品集散地，建成伊始，有来自广东、成都的商户入驻，也有义乌的小商品团、海宁的皮草、台州的灯具[10]。依然不乏浙江商人的身影。
这种传统延续，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在外的温州人站稳了脚步，拥有了自己的用户、采购与销售网。温州人从千山万水到处乱跑，变成了坐镇地方开拓市场[4]。
电影《浮城谜事》开头拍摄的武汉典型景观，武汉是一座非常具有故事性的城市 / 电影截图
也就是说，温州人从“游商”变成了“坐商”[4]。
依靠家人、朋友和老乡建立起来的社交商贸网络[7]，给温州当地带来了好处：商品流通变得更迅速。
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注意到温州桥头镇商品无滞销现象。靠着流动在外的销售，温州形成了”以商带工“的温州模式，即商品流通带动了工业发展[11]。
流通网络能带动多种多样的产品生产。虽然生产的可能是偏轻工业的“小商品”，但这些小商品种类繁多，并且市场广阔。费孝通说温州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11]。
温州除了自己人在湖北，也有湖北人在温州务工 / 新闻截图
尽管皮革厂倒闭的新闻曾传满十八线小县城，温州人的鞋子也非常出名，但温州人并不局限于皮鞋业。
温州下辖桥头镇的纽扣、打火机远销欧洲等都曾名闻一时。温州的瓯海有眼镜小镇，产品大量销往国外[12]。
温州人从事的行业多样，以纺织、服饰、皮革皮鞋、纸和印刷，消费品生产等出名[7]。
这一特征也可以追溯至温州发展早期。温州小贩从事的行业就多样，石雕，竹编，绒毛，桶箍，裁缝，美发，烹饪等工作的各种工匠养活家人[13]。
对于温州人来说，“三个温州人合伙，就可以办一个工厂”。
温州人，浙江的缩影
温州人做生意，和其他省份的人是有不少区别的。
比如浙江温州旁边的江苏。社会学家费孝通将苏南的发展称为”苏南模式“。苏南企业在发展的一开始就更富集体色彩，而温州家族企业更多[15]。
到了1990年代，江苏对外开放后外资经济激起；而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蓬勃，依然鲜明地靠民营经济驱动[16]。
浙商及温州人的民营经济特征是：生意更依赖于家族、宗族网络之上。哪里有温州人的足迹，哪里就有他们的生意[13]。
为了生意，温州人也必须各处跑[13]。
温州人其实有很多浙江人的特点，当然也有不同之处。
浙江宁波民营经济同样发达，只不过比较专注于少数行业；以及宁波商人要比温州人更爱在海外做生意[7,17]。
宁波大学，1986年由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捐资创立 /wiki
义乌则与温州高度类似：市场渠道的打通与生产，相互促进。义乌生产、销售和出口商品到200个国家。
义乌的无缝内衣供应国内市场的80%，世界市场的20%；一家拉链工厂三天时间生产的拉链可以环绕地球数圈[18]。
温州邻居台州也有许多在外商人。台州副市长说，在武汉汉正街经商的台州人有2650余人；春节前后从湖北返回台州的人数超过2.7万。
此外，在产业集群上浙江各地有所差异。绍兴有轻纺城，海宁（嘉兴下辖）有皮革城，永康（金华下辖）有五金硬件产业集群。
如此来看，温州就是浙江民营经济的缩影。
温州不知道养育了多少生意人。/《温州一家人》
温州民营经济发达，在外温商很多，这一点成立；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在外浙商人数众多，这也成立。
超过750万浙江商人在浙江省以外其他省份及海外创造着GDP，他们创造的GDP总量相当于一个浙江省的总和[3]。
或许正是这种情形，让湖北与浙江之间有更多客流往来。
当然，除了独特的经济模式，其他因素也使得浙江与湖北之前还有诸多其他商贸外来。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温州及其他地区的交通物流发展。
浙江拥有宁波-舟山港、温州港、台州港、嘉兴港等海港，服务的腹地包括安徽、湖北、湖南和上海，湖北在其列[19, 20]。
杭州、宁波和温州均有国际机场，还有义乌、台州、舟山和衢州等分支机场。2011年，浙江省民航旅客吞吐量3005万人次，货物吞吐量42万吨，位居全国第五。
当然，经济发展到现在，地域间的联系绝对不是单向的。
湖北生产的水电、火电（煤矿运输自山西、内蒙古等）也回输往东部的上海、浙江和江苏[22]。
此外，还有武汉有大量的学生，毕业之后流向珠三角、长三角，杭州、宁波、温州自然在其列。
商贸的往来利于经济发展，只是疫情期需要多加小心。正如同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武汉人，而是病毒；温州人、台州人还有其他浙江人，也只是这场疫情无辜的受害者罢了。
不要忘了平等，不要忘了越是在困难面前，我们越是需要互相尊敬和关爱的人类共同体。
[1]世界人口大全. (2018). 浙江人口
[2]浙江省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会编.(2013).浙江区域发展研究报告.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
[3]Xu, J. (2019). Pursuing Open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ing a New System of an Open Economy. In Chinese Dream and Practice in Zhejiang-Economy(pp. 147-176). Springer, Singapore.
[4]项飚著.(2000). 跨越边界的社区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
[5]鲁丹萍. (2016). 温州海外仓建设现状及发展对策. 企业经济(6), 160-163.
[6] Johanson, G., Beghelli, F., & Fladrich, A. (2017). Smartphones and Outsidership in Prato’s Small Business Community. In Native and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pp. 115-132). Springer, Cham.
[7] Hua, X., & Chen, Y. (2015).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financing mechanism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ingbo and Wenzhou entrepreneurs. In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pp. 55-89).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8]任学明主编.(2011).不一样的温州人 揭秘温州人的创富秘密.金城出版社,北京.
[9]王溥.(2014).创富密码 1 从草根到企业家的创富人生.中国和平出版社,北京.
[10]李栋,郑明桥.(2012).汉口的复活.武汉出版社,武汉.
[11]费孝通. (2010).中国城镇化道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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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Qu, J., Fu, C., & Wen, X. (2018). Changes in Labor Relations in the Dual-Track System Reform. In Organizational Transition and Systematic Governance(pp. 79-122). Springer, Singapore.
[14]Zi, L. (2019). Spatial Regeneration of Regional Restructuring. In Online Urbanization(pp. 179-204). Springer, Singapore.
[15]费孝通著.(2014).行行重行行.群言出版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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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一力, 陈翊, & 倪婧. (2012). 网络与集群:温州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机制分析. 浙江社会科学(01), 121-127+143+162.
[18]Rui, H. (2018). Yiwu: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Hisory and Anthropology,29(sup1), S14-S30.
[19]Li, L. (2014). Logistics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Contemporary Logistics in China(pp. 65-83).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Feng, L., & Yuan, L. (2015). Evolutionary Spatial-Economic Distribution in Port Regions in China.Evaluation,2015.
[21]周欢怀. (2012). 海外华人企业探究——以佛罗伦萨的温商企业为例. 区域经济评论(9), 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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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就是最好的国产历史剧，没有之一
这两天的疫情进展，全被这部新片预言了
真功夫没落是因为抄袭吗？是因为难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