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乾嘉”考证学，抑或“钱家”考证学

钱大昕先生像

“乾嘉”考证学，抑或“钱家”考证学

周鲁

“新浪网”读书频道载《实录：周质平聊自己眼中的胡适》一文云：

“举几个例子，他在英文著作里面讲到中国文化的时候，他说在中国固有传统里面并不缺乏民主和科学的根源，他从许许多多过去的典籍里面或者从治学的方法里面，他说科学这样一个概念在中国历来是有这样一个看法，像钱家的考证学，要拿出证据来，这样一个态度就是科学的态度。至于民主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历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像科举制度，打破中国阶级的观念。从一个平民出生，农家子弟能够通过科举制度可以一举成名。第二，他认为中国历来政府里面有一个自我约束的能力，也就是所谓臣子要进言。他有许多地方从英文著作上来说更同情中国文化。”

按：上引文字，是“新浪网”所记周质平先生之答问，笔者稍作浏览，便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周质平先生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教授，怎么会把“乾嘉”的考证学当作“钱家”的考证学？“新浪网”的文字错误，显然是因为其读书频道的主持人与文字编辑茫然不知“乾嘉学术”为何物。

《独立评论》第一百四十二期载胡适《编辑后记》云：

“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载胡适《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一文云：

“……以上是中国所以爱好和平与重视民主的一些理论性的、哲学性的基础。这些观念与理想，是在纪元前三世纪，中国第一个学术成熟时期发轫于我们的先圣先贤，而且代代相传到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赫莫尔（A. W. Hummel）是我的一位好友。他对中国民主思想，曾对孟子的民主学说，表示以下的意见：‘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君主体制下，不但革命的论调能够存在，而那些含有革命思想的书籍，竟又用来作为考选政府官吏的依据，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按：胡适先生在其中文著述当中，颇多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性言论，而在其国人较少读到的英文著述当中，却明显“同情中国文化”，认为“在中国固有传统里面并不缺乏民主和科学的根源。”在听说周质平先生的言论之前，笔者即已观察到了这一现象。胡适先生对其中文著述中“不妨拼命走极端”的“技巧”，也许自以为得计，然而历史的进程，已经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几代中国大陆人士中的精英阶层，已经严重缺乏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知识。笔者在《从一系列编辑错误看传统经学的现代命运》一文中，曾经指出一批出版社、杂志社与网站的文字编辑已经茫然不知“经学”为何物。这次看到著名门户网站读书频道的主持人与文字编辑茫然不知“乾嘉学术”为何物，又是精英阶层严重缺乏历史知识的一个明显例证。

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云：

“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我朝开国，鸿儒硕学，接踵而出，乃远过乎千百年以前。乾隆中，学者更习而精之，可谓难矣，可谓盛矣。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由今言之，盖有九难。先生讲学上书房，归里甚早，人伦师表，然履蹈粹，此人所难能一也。先生深于道德性情之理，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其是，此人所难能二也。先生潜研经学，传注疏义，无不彻原委，此人所难能三也。先生于正史杂史，无不讨寻，订千年未正之讹，此人所难能四也。先生精通天算，三统上下，无不推而明之，此人所难能五也。先生校正地志，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无不考而明之，此人所难能六也。先生于六书音韵，观其会通，得古人声音文字之本，此人所难能七也。先生于金石，无不编录，于官制史事，考核尤精，此人所难能八也。先生诗古文词，及其早岁，久已主盟坛坫，冠冕馆阁，此人所难能九也。合此九难，求之百载，归于嘉定，孰不云然！”

《胡适文存三集》卷二《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云：

“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等你们在科学实验室里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那时候，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有何难哉！”

按：虽然周质平先生所言之“乾嘉”考据学，非“新浪网”读书频道所记之“钱家”考据学，但这并不意味着“钱家”就没有考据学。嘉定钱氏与无锡钱氏，都是清代与现代的考据名家。君不见，上世纪的留洋博士胡适先生，已经用比较轻佻的语言来号召青年学生们用“两脚”来“踢翻”既是“乾嘉”又是“钱家”的钱大昕先生了。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对于嘉定钱氏的考据学来说，人们即使用上“两万脚”，也很难完全“踢翻”，然而不计其数的青年学生，已经茫然不知“乾嘉”考据学和“钱家”考据学为何物，想要维护学术正统的人，甚至可以不用考虑有人想要“打倒”和“踢翻”的问题了。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四云：

“凡事矫枉过正，未有不坠于一偏者也。”

唐文治《十三经提纲》卷八之“《公羊传》”条云：

“儒者立言，平则致天下之和，激则致天下之祸，而世风且因之移易焉。可不惧哉？”

《胡先骕文存》上册载《论批评家之责任》一文云：

“今之批评家，犹有一习尚焉，则立言务求其新，务取其偏激，以骇俗为高尚，以激烈为勇敢。此大非国家社会之福，抑非新文化前途之福也。”

按：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五四”时代的风云人物，总是幻想着通过“不妨拼命走极端”和“矫枉必先过正”的“技巧”，来实现中西文化与新旧文化的“折衷调和”。历史发展的进程，已经说明“五四”风云人物的一些自以为是的“技巧”，未必足取。而清季民初的一些老成持重之士所云，并非耸人听闻、杞人忧天，实为“警于未形，恐于未炽”。

西历二〇一六年九月作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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