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大爷的杂货铺
1.
大学期间的辅导员老师，我们叫他超哥。
才华横溢，嗓音好听文笔过硬，做过省学联主席，各种场合出席无数，却挑不出一次毛病。
相貌英俊，可谓玉树临风，不知迷倒了多少学姐学妹，人中吕布。
以上都是后来的印象，刚入学那会，我可不这么想。
家来自农村，借着升学的机会第一次跨进省城，心里除了对周遭事物抱持着一种新奇感之外，也对一些从前未曾目睹过的处世方式不甚理解，乃至嗤之以鼻。
就拿超哥来说，你见他如此出众，却一丁点傲气都没有，跟学生讲话也是客客气气，极尽温柔体贴之色。我素来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人无完人，形象越是高大全，就越可能有不堪的一面。
顺着这样的心境去考量超哥，目光便也更加刁钻挑剔。皇天不负苦心人，终归还是被我人为地总结出些破绽：柔韧有余、魄力不足、注重细节可以看作斤斤计较、礼数周到可以判为矫情虚伪，缺乏男子气概。阿Q先生的遗风帮我重新找回心理平衡。
再见他常将“请”与“谢谢”挂在嘴边，心中不禁暗忖：谢什么，真够酸。
再见他与谁打交道都是和善得紧，也自顾自地挖苦道：我们的绅士又出门了啊，收买人心。
时值寒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学院的几个老师下班后要将一些办公桌椅抬往别处，人手不够，邀我凑数。
一阵折腾，终于干完，手脚已是木涩僵硬，脸也露在外面，表情便冻得更僵。
其他几位老师取暖过后，渐渐焕发神采，彼此聊天打趣，满屋子除了我这块方圆外，尽是快活的空气，我便更加尴尬些，遥望着那个圈子，不知如何存在。
超哥走过来端给我一杯热茶，坐在我对面没话找话。回想那时的我，对于假惺惺的同情素不买账，便狠心决定要用揶揄的眼光死盯着他的笑眼，看得他不自在为止。却不料升腾的蒸汽每每遮住我这顽劣的视线，他的面庞也愈发朦胧起来。
敷衍了事后，我起身要走，几米外的圈子仍是欢快得很，并没有人意识到或者想要意识到我的离开，行至门口，超哥高八度的嗓门叫定了我的名字。
我本能地回过头去，又撞见他那和善的目光，但全然没有防备，已是来不及冷眼相对了。没等我回过神来，他又将我的名字结结实实地念了一遍，中间停顿片刻，仿佛在等着其他人的注意力塞进来。安静的空气再度被“辛苦”两个字划破，转瞬便又恢复了安静。
我说声“没事”，抹身移出门外，下楼时猛然意识到自己上扬的嘴角，心里才知道已被他圈粉收买。
2.
大学二年级，为补贴生活开销，寻了一份拼脚力的活计。
天气寒冷，宿舍楼内学生们连取外卖的心思也省了，周边商家看准需求，雇佣外卖人员将饭菜直接送到每间宿舍的门口床前，我就干这活，一月九百块。
起先确实低估了艰辛程度，料想每天都有人把几盒子饭放到楼下，我下楼去取，然后再跑到每个宿舍一扔即可。
干了几天才体会到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挑战：不仅饭口有人订餐，基本上全天任何一个节骨眼上，这楼内都会有某一个饿的难受，打通电话；而且从一楼到七楼也比想象中远很多，像个滚刀肉一样循环往复地跑，让我总算明白了劳动人民为什么对诗词歌赋兴趣不大，因为没时间想。
每天在楼下与我交接口粮的同事是一位打工多年的老大叔。本同处于一片天地，他指甲里有泥而我没有，这仿佛成了一段跨不过去的距离。
格格不入的感觉让我们斗了几天，每逢他打电话喊我下楼拿货，都没个好声气；我投桃报李，见面时也是怒目而视，用粗鲁的肢体语言展现我的入乡随俗。
楼下的气氛让人窝火，楼上就更不怎么样，嗷嗷待哺者们确是把我当做了专业打工仔，一次找零时出了差错，竟脱口而出道：没上过大学到底是不一样。
当时我见这位同窗那不可一世的姿态，心中竟生发出一种惭愧，眼前立着的昏聩小儿，仿佛就是我自己。
自那以后，每逢与指甲里有泥的大叔交接货物，必要道声“谢谢辛苦”，冰雪封路时还要嘱托一句当心脚下。开始大叔尚不明所以，用蛮怪的眼神望着我。日子久了，他也竟儒雅起来，见我飞也似地朝他奔来，往往会摆摆大手，喊声“慢点”，再见我飞也似地离他远去，也会追加一句上楼小心。
打工生涯的最后一日，恰逢参加学院内的演讲大赛，事毕后知道饭点已到，将获奖证书揣在怀里往回奔。行至楼下，大叔已等候多时，见我西装革履，退了半步，又将饭菜递给我，报了门牌号，临走时只说声：人还是那个人，换了身衣服怎就这么气派。
我想前半句是对的，也是错的，便不禁认真地看了他一眼，道了声谢。
皮鞋踏在楼梯上噼啪作响，无巧不成书，我最后一次送的饭，竟还是交到了那位高傲同窗的手上。饭盒与衣衫是如此不协调，搞得他也犹豫起来，不知将眼睛放在饭盒上还是衬衫上。
“你……你也是这栋楼的……学生？大学生？”
我找好零钱，没有回话，下楼走向自己寝室时想着：以前还担不起这个名号，现在已确定是了；但你未必。
3.
每逢过年，父亲总要拿起手机，逼着我挨个给远亲近邻，老师朋友们拨电话，道声好，问个安。
这个流程太过煎熬，父亲与我的处世哲学颇有出入，他是有一说十，我是木讷愚钝，总想着话不可言尽，心里有就好。我和他因为拜年电话的问题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口角。
母亲往往是父子关系最好的斡旋者，她的话更入耳些，见我满肚子不快，劝导我说：打一打是有好处的，感情在于维和。
我不信：实在没什么必要，知道你有这份心的人自会知道，不知道的就让他们不知道。
母亲耐心地笑着，缓缓地说：可人就是这样吧，你不说，他们几乎永远都不知道。还是得说的，还是要说的，多一句，就很不一样。
我抱定此宗旨执行了几次，中间也遇到些坎坷，许久不联系的谈话对象，确实聊起来生疏得很，有时说几句寒暄的话，就卡住了，再没下文。
我想就此作罢，挂掉电话，母亲连忙在一旁挥舞起她那厚重的手，示意不要。我无奈一笑，用唇语跟她讲：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了。
母亲先是一笑，爱怜地瞧着我，手指略微卷曲，瞧瞧自己的脑袋，她是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我沉下心来，只好挖掘与通话对象的一些人生交集与共同经历作为谈资，哪知本是用来搪塞时间的废话，却越讲越有了生趣，电话那头的甲乙丙丁，一开始也尴尬地笑着，不出片刻，话匣子也缓缓打开。我甚至能切肤地感受到：每当我讲起我们之间发生过一件小事，电话那头惊喜的神色，与拍在大腿上的欢快手掌。
聊至兴起，讲起有一些被倒腾了很多年的拜年话，竟也平添了几分重量，谈及人生相遇，彼此感怀时，也是双向的恩谢。
我挂掉电话，心满意足地看着窗外，鞭炮齐鸣，欢笑架天响。
吃过饺子，陪家人说了会话，闹至凌晨，和衣入睡。
火炕在凛冽的冬日升腾起层层温暖，双目并拢， 心知又长进了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