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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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3年到1849年这六七年时间里，大清政府真是把英国人玩了个团团转，广州城市死活进不去，英国人的恼怒程度可想而知。但是生气归生气，正常的游戏规则还是要遵循的。既然广东地方官毫无诚信，于是英国外相巴麦尊要求文翰向北京当局转交自己的照会，这份差事真是不好干。

文翰北上，先是来到上海，要求两江总督代递国书，接下来的剧情就是典型的中国官场风格，互相踢皮球。文翰在广东，上海，天津，直隶的官员面前被中国特色官僚处理套路绕晕。巴麦尊愤怒地在他的外交文件里写道“我们被迫再打击一下中国的时刻正在迅速到来，······像中国、拉丁美洲这样半开化的政府，每隔八至十年就需要揍它一顿，才能使他们老老实实。他们的心肠是狭隘的，接受一个意见不可能坚持到八至十年以上。口头警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他们很少注意言语。在他们接受意见以前，不仅要看到手杖，而且要让手杖打到他们肩膀上口”  似乎已经忍无可忍要再揍大清一顿了。

运气又站在了大清这边，把这场战争又往后挪了六年。这个时候巴麦尊突然下台，接任他的外相相继被中东，俄国的紧张局势所吸引，无力东顾。再加上太平天国势如破竹地占领了南京，并且他自称为一个基督教政权也引起了外国的注意，英国此时持观望态度。此外，他们还少一个借口，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

时间到了1856年，这个借口终于被英法等来了。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抓了一艘船，船主是中国人，但雇用的船长是外国人，名叫亚罗，这艘船也就叫“亚罗号”。这艘船是在香港注册执照，五口通商之后，因为海面商船增多，这艘船便改行做了海盗。于是广东水师梁国定带领官兵将船上十二人全部扣下。这一下惹怒了英国人，按照中英《虎门条约》规定，在香港注册的既是英国商船，自然应该归英国管辖，即便中国捉拿了嫌犯，应该带到领事馆去审讯，再由英方引渡给中国。英国人于是气急败坏地照会叶名琛，要求释放嫌犯，并且书面道歉，保证此类事情不再发生。叶名琛还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放人可以，道歉门都没有。这下彻底惹怒了英国人，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那法国是怎么掺和进来的呢？

这边“亚罗号”事件发生前不久，法国传教士马赖深入中国内地传教，被官府抓住，随后受虐致死。中法《黄埔条约》虽然弛禁了天主教，但是对于外国传教士来讲，只能在五口通商处传教，深入内地传教，则犯了清朝的法令。但根据领事裁判权，中国官府也应将罪犯送到法国领事馆审讯。中国官员就这样草菅人命，也激怒了法国政府。而此时法国政府掌权的，是誓要恢复他大爷的光荣的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就在一年前，英法两国联手在克里米亚战胜了俄国。上次合作愉快，这次侵华当然一拍即合，然而此时大清还沉浸在对英国外交成功的喜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