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世纪文坛上风格最独特的作家，海明威将自己传奇的经历与创作巧妙地结合起来，他不仅是美国文化的传播者，也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肯尼迪总统曾在海明威的追悼会上谈到：“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欧内斯特·海明威对美国人民的感情和态度产生过更大的影响。”
其作品《永别了，武器》更是被视为“迷惘的一代”的最高成就。海明威曾在《谈创作》中说：“小说中的人物不是靠技巧编造出来的角色，他们必须出自作者自己经过消化了的经验，出自他的知识，出自他的头脑，出自他的内心，出自一切他身上的东西。”小说中的亨利便是典型的“海明威式主人公”，他带着作者的伤痛与迷惘，在海明威笔下的悲剧世界看清了战争，品尝着爱情涩果，体悟着终有一死的人生。
一、从热血青年到清醒逃兵
起初的亨利正直又单纯，美国政府一句“拯救世界民主”的口号，就成功将他骗到奥地利前线，为无止境的战争奉献热情与理想。他相信这次世界大战是正义的，而且相信只有战胜才是人们获得幸福的必然途径。即便周围的教士、军官、士兵都把“该死的战争”挂在嘴边，不断洗刷着他对战争的美好愿景，但是亨利仍旧用苟残的幻想为“和平”奋斗着，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主动请示奔赴前线战斗，践行着根本无人在意的“忠于职守”。他反驳帕西尼口中糟糕的战争：“战败会更糟糕”。他无视上级对战争的厌倦，积极指挥救护车的运行，帮助野战医院运送伤员。他鄙视愿意当俘虏的波尼罗：“真太傻了”，甚至枪毙了不堪忍受战争苦难的工兵上士。这一系列引人发笑的热血行为都来自他对战争的盲目与无知。
血肉横飞与家破人亡的事实都没有转变亨利对战争的态度，直到他意外受伤，转院到米兰治疗，亲眼看见了有钱人的欢娱和纵欲，他才开始重新审视大家口中的“糟糕战争”。吃着奶酪被炸伤就被授予银质奖章，在前线冲锋杀敌、英勇献身的战士却无人问津。金碧辉煌的酒宴与惨不忍睹的战场，肥油美酒与粗劣饭食，纵情享乐与惊恐疲倦……一幅幅对比鲜明的真相画卷在亨利眼前徐徐展开，他终于想远离战争，但远离的方式也仅仅是躲避，躲避到与凯瑟琳的爱恋中，躲避到对甜蜜生活的向往里。
如果意外受伤只是亨利战争观转变的前奏，那么被当叛徒并险遭枪决，则是他观念转变的最强音。意大利军队因为“卡波雷托大溃败”而变得慌乱且无理取闹，他们枪决每一个脱离部队的军官，审问时还佯装认真。司机艾莫竟是被意大利军队而不是德国军队打死的，自己人变成了“敌军”，比真敌军的威胁还要大。亨利“亲身经历了一国大军的撤退和另一国大军的进军，现在看到的只是空虚”。这一切促使亨利最终选择做一个清醒的逃兵，逃离战争，逃离武器，逃离混沌的悲剧社会。他一头扎进冰冷的河水中，“愤怒在河里边洗掉了，任何义务和职责也一同洗掉了”，“我身边有报纸，我可不看，因为我不想知道战事。我要忘掉战争，我单独媾和了”。他终于意识到“一个国家里有个统治阶级，愚蠢，什么都不懂，并且永远不会懂得，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他终于看清那个神圣的，光荣的世界，原来是座“屠宰场”，那些被宰的无辜人“没有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
从热血青年到清醒逃兵，亨利在迷惘中完成了战争观念的转变，这也是海明威反战思想的集中体现。大战期间，海明威亲眼见到美国统治阶级一边鼓吹高尚的战争主题，一边聚敛战争横财，令人作呕的大义凛然、光荣与民主，不过是装扮虚伪和平的外套，残暴与冷漠才是战争的真实嘴脸。
二、从玩弄享乐到深情死别
亨利最初对待战争是正直的，但这并不代表他对待感情也是钟情的。和其他利用酒精与女人填补空虚的男人一样，他对凯瑟琳说的“我爱你”也不过是逢场作戏，“像一场桥牌游戏”。他的吻是冷的，承诺是假的，他所谓的深情也不过是觉得凯瑟琳稍优于妓女，“至少不用去妓院排队”等待生理的满足。然而他错了，他坚信的游戏爱情观念被凯瑟琳彻底转变，从轻浮到不舍，再到深情，与其说是凯瑟琳打开了亨利的心门，不如说是战争的冷漠让他依恋上凯瑟琳的纯洁与真挚，促使亨利愿意将最后残存的美梦栖息在爱人的心里。
凯瑟琳曾说：“我们不应该争吵，因为我们只有彼此，然后与我们作对的将会是整个世界，如果我们不珍惜彼此，互有隔阂，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会被他们征服，我们将彻底失去彼此。”两个可悲的年轻人，就这样以忠贞为盾，以爱情为剑，反抗着战争带来的灾难，守护着最后的精神家园。在前线战斗时，亨利心里装着凯瑟琳，在塔利亚门托桥头逃生后，躲在车板上时还是一心想和凯瑟琳团聚。他只想“吃饭、喝酒、和凯瑟琳睡觉”，因为世界使他的心伤痕累累，只有爱人的温存与家的温馨才能抚平亨利的伤痛，亦或说只有真情才能暂时麻痹他对世界的厌恶。团聚后的他们逃到瑞士避难，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没有炮火，没有伤亡，没有背叛，只有真情与爱，只有希望与家庭。
有学者提出亨利的心中有着强烈的“家园”意识，而凯瑟琳作为这家园的创建者，不仅具有温柔善良的美好品质，更重要的是，她能深刻理解亨利的逃避与迷惘。“这不是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我们的战争”，当亨利为自己的“叛逃”深陷痛苦中时，是凯瑟琳带领亨利走向家的宁静与温馨。永别武器后的他们期待孩子的初生，期待梦中的婚礼，期待美好的一切。然而，“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再好的人都难免一死”。孩子与凯瑟琳相继去世，亨利最后的精神之柱轰然倒塌，失去了心灵庇护所的亨利再一次回到迷惘的烟雾中，不知该何去何从。
“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了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像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只留下亨利迷惘的身影供读者无尽想象。爱情悲剧被时代上升成哲学主题，冰山式的写作手法将死亡意识永封在生命里。“不管你是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还是最有勇气的人，都免不了一死。”亨利与凯瑟琳的爱情在强大的社会毁灭势力下，脆弱得不堪一击，战争时代的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抗争着命运，有的迎面而上，有的消极逃离，有的躲在自己构建的精神家园里自我麻痹。但是没有人能真的胜利，在悲剧的战争时代，所有人都是失败者。凯瑟琳的难产，亨利的悲观绝望，使人们一直在反思这必然的悲剧命运从何而来。
海明威为人们做出了解答：“不要以为破坏和残酷只存在于战争，它即是生活本身的状况。”肖恩·奥福莱也曾评价海明威的主题拥有“人类永恒不变的悲剧性”。“A Farewell to Arms ” 代表着亨利的两次告别：告别武器而拥抱爱情，告别爱情而拥有迷惘人生。资产阶级向往的自由平等被炮火的烟灰，被倒塌的房屋，被人们的残躯永久地掩埋了，人们试图唤醒生活的热情，去挖掘几百年前共同设想的幸福。然而亨利与凯瑟琳失败了，千千万万身处战争时代的人们都失败了。战争不仅摧残着每一位身着戎装的参战者，更戕害了人类文明。暴力与死亡，纵欲与空虚，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迷惘世界。不是有枪声的地方才是战场，“迷惘时代”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斥着死亡意识与悲剧宿命。
战争观与爱情观的转变映射着人们对“迷惘时代”的认识，每个人都是迷惘者，人们永别了武器，永别了爱情，但永远逃不掉悲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