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房 | 何小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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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书，写过书店，写过图书馆，但还没写过书房，这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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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卧室是我的书房。现在，我把书房当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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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妙，我现在就在我的书房写书房。毫无疑问，我的周围都是书。在书与书之间，又有许多杂物。这些杂物是：烟缸，烟盒，打火机，手表，开瓶器，药瓶，绒帽，旅行箱，挎包，皮夹克，牛仔裤，酒盒，扳手（很大一把扳手），电源线，充电器，吸尘器，等等。而书也并不全在书架上，书桌、椅子、地上、床上也都有堆积的书。很凌乱的书房。自然生长的书房。以至于我要找一本我想找的书，必须耗费半天的时间。也可以说我喜欢这种凌乱，它让我放松。也可以说，我对这样的凌乱无能为力。我不知从何处开始收拾。收拾书房与收拾卧室绝不是一回事。差异与难度在分类上。卧室的卧具就那么几样，很好归类，叠一叠、顺一顺就整齐了。即便是复杂一点的衣柜，不外乎外套、衬衫、体恤、内衣、长裤、短裤这些类别，很好整理。但书不一样。书的分类就像个迷宫，一旦陷进去没个十天半月是出不来的。有几次我找不到想找的书，瘫坐在地板上，也萌动过为我书房里的书做一次分类、整理的念头，但仅仅整理出一个“法国文学”类别，就已经头晕脑胀，再无勇气向“美国文学”伸手了。有一次，我的朋友洁尘来我家作客，顺便进我的书房浏览我的书架，这个有强迫症的人一看书架上那些无序的排列组合，顿时就遭不住了，要替我分类、整理一下。但她也仅仅是将散落在各处的日本作家的小说抽出来归在了一起，而且也仅仅是一部分日本作家，就再无心力继续下去，任凭夏目漱石依然紧靠着普鲁斯特，芥川龙之介继续隐藏在海明威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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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为这么多书买来却没时间阅读而焦虑。买书的意义何在？就因为如此，我开始控制自己的购书欲望，许多年都不去书店，也不上当当网浏览。直到有一天，我看见本雅明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买书与读书的关系，他的观点是，买的书不一定都要读，许多书都值得买，也应该买，但要读完你买来的所有书，却又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他认为，那些你买来的书你把它放在书架上，它们就已经与你发生了关系，你能感知到它们的存在，即使不读，看一看这些书名，或只是随便翻上几页，都算是一种交流。太好了，我一下释然，从此可以毫无负担地买自己想买的书了。所以，我可以坦白地说，我书房里的书，有百分之九十都没读过，或者说没有通读过，最多就是翻过一下。但它们能够进入我的书房绝非毫无理由。我的书房虽然杂乱无序，但购买这些书的理由却是明确而清晰的，甚至是具备逻辑性的。我选择购买的每一本书，都涉及到我自己的知识系统以及兴趣点，表明我关心什么，想要知道和学习什么。或者，想要用什么来愉悦自己，即为自己准备一些在可能无聊的时间里能够抵挡无聊的填充物。它们在我的书房，我就踏实了。至少，有它们的存在，我便不再担心寂寞、空虚、无聊、烦躁等诸如此类的字眼会对我的生命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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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书房是一个人的避难所，这说法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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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被困在浴室，他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只有恐惧和绝望。但一个人被困在书房，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至少在精神上不会那么快就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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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个问卷问道，如果送你到一座孤岛，只允许你带十本书，你会带哪些书？仿照这个问题，如果你被困在自己的书房，你最想读的是哪些书？我对这样的假设很感兴趣，常常躺在书房的床上，望着书架上那些落满灰尘的书籍，构想着自己在这种极端情景下，最想读的书目。奇怪的是，每次的构想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些大部头的书籍。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尼伯龙根的守灵夜》，拉伯雷的《巨人传》，《莎士比亚全集》，托马斯.曼的《魔山》（通读），艾科的《傅科摆》，波拉尼奥的《2666》和《荒野侦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重读）和《群魔》，《红楼梦》（重读），《金瓶梅》（重读），《史记》，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重读），《罗马帝国衰亡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新旧约全书》。这些大部头书籍都是在正常情况下不容易下决心去触碰的。而且，其中的一些书籍还不仅仅是因其“大”而构成阅读的心理障碍，还有其文本的晦涩和枯燥，让人望而却步。比如《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的弟弟就曾说过一句调侃的话，他说，要让他从头到尾读完这部小说，除非打断他的腿，被困于床上。同样，当庞德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寻找出版资助的时候，资助者问他，你读过这部小说吗？庞德说，谁读得完，但我肯定它是一部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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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于书房的假设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但被困之后读什么书这种构想还是颇有意义的。这意义就是，我可以反复确认它们的存在，而且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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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有一个类别的书排列得异常整齐，与凌乱的书房形成巨大的反差，它们就是我朋友们写的书，书的扉页上有他们的题词和签名。我清楚地记得，我获得的第一本作家（诗人）签名赠送的书是于坚的《诗六十首》。他是我认识的朋友中第一个出诗集的，那是1989年，薄薄的一本，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我最近收到他签名赠送的书是《朝苏记》（2016年，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是一部探寻苏东坡足迹的长篇散文，其叙述结构与风格，颇像一部纸上纪录片。在这些朋友相赠的签名本中，数量最多的，是洁尘的随笔集。她算得上我朋友中最勤奋、多产的作家，这十多年来，她几乎每年一部书，甚至一年几部书。数量第二多的，应该就是韩东了。另外，在我的朋友中，跨文体写作最多的是于坚、韩东和杨黎。我获赠的签名本中，有于坚的诗集、散文集、摄影集；有韩东的诗集、小说集、长篇小说、随笔集；有杨黎的诗集、小说集、随笔集、访谈录、长篇小说。我很珍视朋友们送的书，相比于卡夫卡、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他们不仅与我有更近的时空，还有更近的血缘，他们是我写作上的亲戚。与那些遥远的作家一样，他们的书我也不是每一本都通读了的，但有它们陪伴在书房，我不单少了许多孤单，也平添了许多写下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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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开始写作起，朋友的写作就成为我自身写作的一种激励和滋养。他们也是我写作时的潜在读者。是的，除了自己之外，就是为朋友而写作了。有这样一个特定的读者，我想象着他（她）希望读到什么，猜想着他（她）读到这段文字会有什么反应和评价，心里是充实的。毫不讳言地说，是他们的品格决定了我写作的品格。因此，在我写作的时候，不仅他们的作品存在于我的书房，他们的身影，也时刻在我的书房游荡，像是我的监督者，又像是我的探照灯和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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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我在书房阅读与写作的经历已经快四十年了。我的第一个书房在涪陵。它算不上一个独立的书房，仅仅是寄生于卧室的一个角落。但是，书房的几个要素，书架、书桌、椅子，是齐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书架上的书由十几本，变成几十本，几百本。书桌上的稿笺，也由几本，变成十几本。在这跻身于卧室的书房里，我阅读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阿赫马托娃、叶赛宁、狄更斯、莎士比亚、罗曼.罗兰、毛姆、司汤达、雨果、福楼拜、杰克.伦敦、海明威、福克纳、艾.巴.辛格、索尔.贝娄、纳博科夫、加缪、卡尔维诺、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鲁尔福、舍伍德.安德森、贝克特、罗布-格里耶、史蒂文斯、弗罗斯特、T.S.艾略特、庞德、埃里蒂斯、瓦雷里、叶芝……等作家的经典作品，而最为打动我，对我的世界观和写作观产生了根本影响的，则是卡夫卡，尤其他的《城堡》。我也在这个书房里，完成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葬礼上看见红公鸡的安》、《黑森林》、《黑米》、《一种语言》、《牌局》、《捉蚂蚁的人》、《第马着欧的城》、《组诗》、《剩下一些声音，剩下一些果皮》等最初的诗歌作品。当然，最激动人心的，是在这个卧室兼书房里，诞生了我和安的女儿桑。我见证了她从零岁开始在这书房里的成长，学会爬行、走路，学会说话和认字，倾听从卡式录音机里放出来的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交响乐乃至邓丽君和迈克尔.杰克孙的音乐，并在搬离这个房间的时候，还在墙上留下了她用马克笔涂鸦在A4纸上的绘画。我不能说她是我的一件作品，但我对她的期待与信心，远大于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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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到了成都，书房也随之搬到成都。在一套三居室的住宅里，我有了一间独立的书房。十二平米的空间，除了安置两只大书柜，一张大写字桌，还能放一张单人床。我在书房写作，也在书房睡觉。有几年，我靠给媒体写专栏文章为生，除了写小说之外，还要写大量的随笔，有关居家，有关旅行，有关足球，有关电影。没日没夜的写。就是在这间书房，在撰写专栏文章之余，我还完成了《潘金莲回忆录》、《爱情歌谣》、《藏地白日梦》三部长篇小说，以及《女巫之城》、《他割了又长的生活》两部短篇小说集和《圈》、《写作课》、《苏无艳》等中篇小说。有长达十多年的时间，我都在写自己的书，没怎么读别人的书，乃至于患上了强烈的写作厌倦症，期待着哪一天自己不用写了，只读别人写的书。那么，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在书房不停地写呢？坦白地说，为了钱。所以后来我觉得靠写作谋生对写作本身会是一种伤害，需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维持基本的生活，写作只能是业余的，那样才会感知到写作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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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有了书房之后，又搬过一次家，从神仙树搬到华阳。搬家最麻烦的就是搬书房里的书。连搬家公司都觉得，你家书太多了，要加价。对搬家工人来说，书的概念就是一种重量，它们比家具重，比衣物更重。但对我来说，搬这些书是一种时间和精力的负累，那就是分类整理。即，当一箱箱书从旧居搬到新居后，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将这些书取出来，分门别类地放到书架上去。但搬完家之后，我精疲力尽，已经没有了这个耐心。我只是将它们一本一本地从纸箱和编织袋里取出来，不加区分地往书架上放，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上架的工作。的确是省心省力了，但后患也接踵而至，那就是，当我想要找寻某一本书的时候，就得花费很长的时间。很多时候，我因缺乏耐心而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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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房就这样凌乱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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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找一本艾.巴.辛格的小说，《卢布林的魔术师》。我突然很想读这本书。那么，我必须深呼吸，酝酿自己的耐心，然后，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凌乱的书堆中，寻找它的蛛丝马迹。

（原载《火车》杂志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