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经 新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圣保罗原名扫罗，乃犹太人之“警长”，早年迫害基督徒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在一次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了一件让保罗彻底改变立场的事。对这件事，保罗的说法是：耶稣向他显现，对他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用脚踢刺是难的”。从此，他的人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成了早期基督教的重要塑造者之一。
当代一些《圣经》考据学家们认为这次奇遇可能不过是一场由雷电引起的癫痫病的发作。这种推论是否属实姑且不论。让我最感兴趣的是耶稣（或保罗幻像中的耶稣）说的那句“用脚踢刺是难的”。因为这句话无论如何有些令人费解。
后来我从一本书中了解到这句话出自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是剧中的一句台词。而这出戏剧说的是儿子为父报仇杀死了谋害亲夫的母亲，于是围绕他是否有罪而展开了一场涉及神界的争端。故事最后，在女神雅典娜的干预下，儿子被判无罪，但母亲的保护神复仇女神也被收服为雅典城的守护神。这出戏剧的主题是父权与母权之争，他反映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
有意思的是，这出戏的台词为什么会被耶稣（或保罗所幻想的耶稣）所引用？而在这一引用中，又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众所周知，《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它的早期读者无疑是希腊人居多。这意味着早期基督教这个源于犹太教的启示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希腊人能理解的方式被推广开来的。因此，对古代希腊文化一无所知将是读懂《新约》的一大障碍。那么，所谓古希腊文化有什么特点呢？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城邦动物”这个概念很好的诠释了古希腊文化中某种在欧洲人看来是陌生的东西。它意味着人只有在集群的时候，只有在面向公众的时候，他才是算是某个东西。反之，当他孤独地面向虚无时，他就什么也不是了。这反映在古希腊艺术上就是对“实体”之美（比如裸体雕塑之美）的迷恋，古希腊人在公众化地呈现着的实体之美的身上，构建着自己存在的全部意义。而实体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拒绝了虚无。而虚无是古希腊人最不能忍受的东西。所以，古希腊人是一个只生活在可感知的当下的实在性中的民族，他们没有历史感，他们不需要在时间维度才能把握到的看不见的东西。因此上，在他们的悲剧故事结构中，命运总是来自神界的、早已注定了的东西，而悲剧人物不过是被这注定了的东西击中了而已。
这种古希腊式的世界感与欧洲人的世界感是大异其趣的。欧洲精神的真正兴趣恰恰的希腊人要拒绝的东西。他们总有一种永不知足的探求无限的欲望。反映在艺术上就是音乐与绘画上的印象主义风潮。在这类艺术中，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实体之美，而是一种将人引向无限的氛围之美。即使是那些号称回归到古希腊文化的文艺复兴时代的裸体雕像，我们也能从其雕像那凝视着无限的炯炯有神的目光中，看到某种只有欧洲精神才关注的东西。这些雕像透露出了率皆作盲目状的古希腊雕像所没有的气质。在戏剧的领域，欧洲的悲剧人物的悲剧命运多不来自神明的预定，而是出自其内在的性格。当我们将哈姆雷特与俄底浦斯作一比较时，就会发现困扰哈姆雷特的是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也就是选择的问题。而俄底浦斯是无可选择的。
当然，这两种不同的世界感也必然反映在宗教观念中。比如“三位一体”之“位格”（persona）一词，希腊文是面具的意思。而面具就是在戏剧中公众化地呈现在人们眼中的东西。因此，被以希腊方式理解着的上帝的“位格”就是：上帝公然展示着的“面具”就是他的实体。在这“面具”的背后绝无不可理解之无限的存在。而以欧洲方式理解的“位格”则只是有限与无限的连结点，上帝的“位格”只是上帝呈现出来的一面，“位格”不应该是上帝的全部。上帝的位格只是人通向上帝的管道，在上帝的“位格”里，上帝与人相遇了。
路德为什么要强调上帝超越于特殊启示（也就是基督教教义所宣扬的内容）之上的主权与意志？而牛顿为什么极力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乃是因为在欧洲心智看来，上帝的性质是绝不能仅仅限定在其公众化的“面具”里的。仅仅呆在一个公众化的“面具”里的上帝实在不能满足欧洲精神那永不知足的无限渴望！
有意思的是，当这个欧洲上帝的“面具”被介绍到了中国后，它又是怎样地被中国心智所理解和把握的呢？
这需要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加以分析。其实，中国心智与古希腊心智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当人只有在集群的时候，只有在面向公众的时候，他才是算是某个东西。当然，与古希腊人不同的是，令中国人更加兴奋的，不是与“面具”合一的抽象的审美实体，而是为“面具”所维系着的实用伦理的表达。我们从京剧的脸谱中，就可以窥见这种精神偏好。
在京剧中类型化的人物身上，我们看不到独立的属于个体灵魂的需要。我们看到的只是角色被放在某种传统伦理价值系统的内部并小心地演绎着其所处位置的意义。中国的观戏者通过戏剧找到了自己或理想中的自己，在通过学唱而参与到角色的程式化情绪中，中国人获得了心满意足。中国人在“脸谱”中找到自己的同时，也拒绝、压抑了个体灵魂的独特性要求。所以，我们会看到当中国人悠然自得地讴着马连良的《空城计》里的唱腔的同时，可能对诸葛亮的灵魂是否痛苦是一点也不感兴趣的，感兴趣的，只是在一个可通约的公众化的唱腔里，自己和“智慧”接上了气，从而获得了一种公共性认同和由此而来的心理满足。
这种中国式的戏剧偏好与日本人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日本能剧的角色那木然的面具下，我们却常常会体会到一个超出经验世界以外的灵魂的痛苦与焦灼。面具在这里犹如在欧洲人那里一样，只是一个连通着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的管道而已。
当然，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京剧的脸谱不再能维系中国人的心理需要了。一部分中国人为自己找到了京剧脸谱的替代品———上帝的“位格”。也就是另一个可以通过它而重新获得公共认同感的东西。要证明“上帝的位格”在中国基督徒那里只不过是个获取公共性身份的实用性符号并不困难。我认识过一个女基督徒，她说她过去一听说自己所认识的人“是”基督徒就很兴奋，而现在听说对方“是”基督徒就很警惕。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其实是同一个心理动机在起作用：在前一种情况中，自己所归属的公共团体又壮大了。在后一种情况中，自己所归属的团体可能受到同为“基督教”的异派团体的威胁。总之，这位基督徒关注的焦点不是信仰本身，而是如何在基督教团体中获得一个恰当的公共性身份，并从中找到归属感。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基督徒非常热衷于拉人“入伙”而对团体中丁点不同的声音都会感到异常焦虑。因为，独立地思考与探求永远是集体性生态的颠覆性因素。
那么，对于欧洲人那沉迷于对无限的追求的心智而言，上帝的“位格”是否就一点也不呈现出其作为公共性、集体性需要的维系者的功能呢？也不是。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种功能的极端化表现。比如，在一部名叫《浓情巧克力》的电影里，社区的基督教团体为了维护其为基督教价值所维系的社区凝聚力，不惜对卖巧克力的女人和她的巧克力采取了近乎神经质的敌对行动。但这种集体性神经质总在被对无限的、独立的心理特质所超越和克服，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的欧洲已经看不到霍桑在《红字》里所描写的情景了。
可是，刚刚找到上帝的“位格”的中国基督徒们却十分热衷于给别人的衣服上绣上“红字”，也就是给“不信者”定罪。中国人自来就是公共性生物，只能生活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社会结构中。一旦这种社会结构崩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就会迅速下降到野兽的水平。当京剧的脸谱不再能够劝善惩恶的时候，中国人为自己找到的另一种脸谱就是上帝的“位格”。中国人不需要这张新“脸谱”的后面有什么“上帝超然于启示之上的意志”。中国人只寄希望于至少在接受这张“脸谱”的人所组成的团体中，不要有太多的尔虞我诈。但这可能吗？当一个没有精神深度的脸站在这张同样没有精神深度的“上帝”的“脸谱”前，真的就可以让人因建立起了一种在“脸谱”之下的公共意识而管住自己的道德吗？中国人对此其实是没有自信的。所能做的，只有歇斯底里地把无数的“红字”，贴在无数“不信者”的衣服上了事。
回到本文的开头，那句《新约》里所引用的“用脚踢刺是难的”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古希腊人而言，一听就心领神会了，因为爱看戏的“城邦动物”们知道那是指“两种原则的斗争”。对于欧洲心智而言，则不免有些费解。难道上帝对个体灵魂发出的启示还需要借助脍炙人口的戏剧台词吗？
而我们中国人呢，只要稍微一点拨，就会恍然大悟。尽管我们对藏在上帝的“位格”之后的神秘不能领会，但只要上帝对我们哼几句马连良的段子：“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我们就会明白，那是上帝要我们学聪明一点。
谁叫我们只是一群公众性动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