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案”背后,人性的底线在哪里?

这两天,各大新闻头条都被山东聊城的“辱母杀人案”占据,高利贷、涉黑人员、暴力讨债、杀人……一个个敏感的词汇,将这件悲剧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和前段时间的“王宝强离婚案”类似,这又是一场社会法制与人性道德的较量。

刚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感到十分的震惊,震惊这些讨债人能如此地践踏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震惊四次拨打110求助却只换来警察简单的一句“要债可以,但不能动手”,震惊聊城法官一审就判了于欢无期徒刑。

人性的底线再次受到了挑战,而挑战者,似乎就是中国法律。有人说:“没有人情味的法律,就不是一部合格的法律”,也有人说:“当法律开始讲求人情世故的时候,法律的公正性就不复存在了”。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更正确一些,就像我不知道这个案例是该侧重法律还是人情。

大多数人都对于欢报以赞美的态度,将他奉为坚守孝道的英雄楷模,认为于欢不应该被判如此重的刑罚。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一切都是他们母子自作自受,于是引起了双方的一片骂战。

于欢是悲剧的,一开始的他绝没想过去捅人,可是警察赶到后的无所作为,无疑将于欢逼上了绝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件事让我想到了2011年的“最窝囊丈夫事件”:妻子在眼皮底下被人强奸凌辱,作为丈夫的杨武,躲在杂货间不敢吭声,他怕,他怕杀人坐牢后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无人照料,他不想家破人亡,于是他选择忍气吞声,“最窝囊丈夫”的帽子便被国人扣在了他头上。

人们再次变成了正义的审判者,而审判的对象,变成了于欢。究其根本,是隐藏在人们心底的不安全感,人民对法律能否保护自己和亲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产生了质疑。当法律无法给人民安全感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大问题。

这个事件背后反映出了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于欢母亲被逼去借高利贷,表明了银行贷款难得现状,越有钱,贷款越容易,而对中小企业来说,贷款却比登天还难。中小企业的稳定性较低,有时候会难以偿还银行贷款,再加上个别企业不讲诚信,拒还贷款,导致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门槛越来越高。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长远发展。

再者,是一些地方政府机关的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有句调侃的话叫“精英在监狱,饭桶在机关”,这句话虽然过于偏颇,但反应了广大人民对某些政府机关的不作为的痛心。“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如今能够为民做主的官员,又有多少?出警的那几个警察,如果能将事件双方带到警局协调处理,是否就可以避免一场悲剧的发生呢?被害人生前曾撞死过人,最后却不了了之了,如果他没有政府机关的关系网,怎么可能做到?我们纳税人养活的父母官,最后成为了坏人的保护伞,怎能不让我们心寒?

中国似乎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过快的经济发展,让很多人都忘了本,忘了这个礼仪之邦应有的传统美德。人们的传统价值观正受到冲击,“碰瓷”、“裸贷”、“喷子”······一系列社会事件正在不断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敢不敢去正视解决,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的问题。

“辱母案”二审即将开庭,期待法院秉着“独立审判原则”进行审判,不要被媒体公众的言论所左右,但也要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毕竟我们一直在讲求“以人为本”的理念。相信法院会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满意的答复,维护法律尊严,捍卫人性底线。

                           任鑫

                       2017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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