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应收尽收”难在何处？
▲
2月19日，武昌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的人数明显减少。（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全文共5257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因为诊断门槛过高，过去二十多天里，武汉未确诊患者形成了一个“堰塞湖”。
由于床位和隔离点少，武汉市对于疑似患者和轻症患者的要求是“居家隔离”，这个策略是无奈之举，但也是失败之举。
为了补足社区人手，根据《长江日报》2月11日的报道，武汉市先后组织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市属国企干部职工、市属高校教师职工，共计1.6万余名干部职工，下沉到疫情较重的社区，统一编入街道社区工作队，协助开展“四类人员”集中隔离集中收治等工作。
文 | 南方周末特派记者 王伟凯
南方周末实习生 龚柔善
责任编辑 | 顾策 张玥
“这件事不能再等了。”2020年2月16日，新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在视频会议中说。
他说的“这件事”是指为期3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要力争在3天内，对居家患者进行地毯式、拉网式的排查，彻底摸清感染患者的“底数”。
这一天，距离2月5日湖北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命令的下达已经过去了11天。那一天，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命令，要求对疑似和确诊病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确保一个都不放过。
“应收尽收”这个词其实早在二十多天前就出现了，此后一再被提起。
1月24日，武汉市政府就强调，要全面进入“战时”状态，确保发热病人得到及时救治，确保能够无条件收治所有疑似患者。
这一天正是除夕，武汉“封城”的第二天，很多人正在医院里苦苦地等着一张床位，一份核酸检测试剂。
两天后，武汉再次强调，要拿出“一级响应”战时状态，做到“应诊尽诊、应住尽住、应收尽收、应到尽到”，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此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及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等，均强调要做到所有患者“应收尽收”。
遗憾的是，22天后，武汉感染患者的“底数”仍未查清，这场漫长的战役仍在持续。武汉要做到“应收尽收”，为何这么难？
2月12日，一辆城管车帮助患者转送到医院。 （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堰塞湖”的形成
2月13日，湖北省、武汉市双双换帅。
这一天，武汉市创纪录地新增了13436个确诊患者，这个数字是前几天的六七倍。值得留意的是，在这些新增确诊病例中，通过临床诊断确定的病例就占了92%，达到12364例。
湖北省卫健委官网解释称，为与全国其他省份对外发布的病例诊断分类一致，从2月12日起，湖北省将临床诊断病例数纳入到确诊病例数进行公布。
此前，对于武汉患者来说，核酸试剂检测是唯一的确诊标准。疫情暴发初期，核酸试剂供应量严重不足，使得很多疑似患者需要排队才能获得检测机会。
因为诊断门槛过高，过去二十多天里，武汉未确诊患者形成了一个“堰塞湖”。
1月29日，武汉市民袁华的CT检查报告显示“肺部有片状磨玻璃影”，这属于高度疑似患者的症状，她随即上报给所在的汉阳区五丰里社区，然后等待核酸检测。在这期间，她丈夫的CT报告也显示“肺部感染”。
但直到2月9日，他们才接到社区核酸检测的通知。2月12日、13日，夫妇两个分别拿到了核酸检测结果，显示是阳性，不过，幸运的是，两人都属于轻症。
根据2月12日的官方信息，武汉市已有40家机构能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日检测能力可达8000至10000人份。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是被官方指定的检测机构之一，该公司品牌部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1月31日前后，他们公司的检测能力每天只有1000人份左右。后来，公司不断增加人手和机器，现在可以达到每天3000人份。
但还有一些患者在网上求助，他们的双肺已经发白，临床症状非常明显，但由于核酸检测呈阴性，不能认定是确诊患者，无法进入到定点医院，导致错过了救治时机。
2月初，李雯的母亲开始出现发热、乏力、呕吐的症状，但是因为做了核酸检测，呈现的是阴性，就不能认定是确诊患者，只能在附近的隔离点进行隔离。
直到2月12日下午4点，她们才迎来了“好消息”——母亲终于被临床“确诊”了，要从隔离点转送到火神山医院。但送往火神山医院的都是危重症患者，李雯母亲的双肺也已经全白。
2月15日，武汉下起了大雪，已经收治1000名患者的火神山医院被白雪覆盖。（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一线的医生开始呼吁，应该将CT影像等临床诊断作为诊断标准。
2月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断方案》（试行第五版），才将CT影像结果纳入到了患者的临床诊断标准中。不过，这个新的诊断标准，并不适用于湖北地区。直到2月12日，这个标准才在湖北地区适用。
2月8日，正在建设中的雷神山医院。 （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短缺的医疗资源
疫情暴发初期，“一床难求”是制约“应收尽收”战役的另一大因素。
那时，网络求助的信息中，除了求助核酸检测之外，就是求助医院床位。那些医院人满为患、排队治疗、医生全天24小时不能休息的新闻，时至今日依然在很多人的脑海里记忆犹新。
除了床位之外，当时医护人员和医疗资源也出现了严重不足。
2月17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解答武汉为何重症患者人数居高不下的问题时曾提到了这一点。
她说，对于一家医院来说，一般情况下，10%的病房会是重症监护病房，在那么多的时间内，医院所有病房都变成了重症监护病房，用于抢救的呼吸机、监护仪等仪器和设备就不够，同时也没有那么多重症科的医生和护士。
疫情初期，这些仅有的医疗资源也未能得到政府部门充分协调。
“没有资源可以调动”“没有全局部署”，这是陈鹏对最初“抗疫”时的印象。他是武汉市一名处级干部，在这场战役中，冲到了“抗疫”的前线。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上级疫控指挥部下的命令是要严控疫情，但让这些基层工作人员头疼的是，除了不知道患者情况外，作为区级政府，他们能调动的医疗资源也实在太少——能调配的只有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这样的医院。
在这场“抗疫”中，缺的不仅是医院床位，还有隔离点。“应收尽收”，要对“四类人”进行排查、收治、隔离，分别是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热患者和密切接触者。而根据规定，不同的人群，要收治在不同的场所。
疫情暴发初期，由于床位和隔离点少，武汉市对于疑似患者和轻症患者的要求是“居家隔离”，这个策略是无奈之举，但也是失败之举，虽然隔离了对外界传染的可能，但很多家属却在此期间被感染。
不过，随着两万名各省援鄂医疗队员的陆续到来，以及两神山医院、11座方舱医院的投入使用，这一医疗资源紧张状况已经得到极大缓解。
国家卫健委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月17日24时，武汉市现有确诊病例37152例（含重症病例9222例），疑似病例1799例。这意味着，要想保证所有的确诊和疑似患者都能得到收治，至少要准备38951个床位，“拐点”来临之前，这个数字会持续增大。
据武汉市卫健委官网透露，2月17日这一天，武汉共有45家定点医院，共开放床位19161张，使用18086张，剩余1452张。此外，12座“方舱医院”计划床位20461张，已开放床位7566张，已使用床位6971张。
从2月7日开始，武汉各高校改建学生宿舍之后，还可以释放出8800张隔离轻症病人的床位。湖北省委党校、武汉市区的部分党校、部分宾馆等也被征调用于改造防疫隔离区。
汉口火车站一家酒店被征收做为“防疫隔离区” （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艰难的社区排查
要做到“应收尽收”，社区排查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疑惑问题莫发慌，社区网格把你帮”。这是在武汉街头常看到的一条标语，为了密切追踪疫情情况，武汉将各个社区进行网格式管理。
对于这座拥有一千多万人口、总面积达到8569.15平方公里的特大城市来说，“网格化”管理是一项极其庞杂、繁重的工作。
在一间社区委员会的办公室，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位网格员的桌子上摆满了表格、统计单，记录的则是本社区所有人的流动信息和健康情况。这位网格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了及时跟踪社区人员的动态，他每天要给居民打几百个电话。
但事实上，光打电话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上门走访，询问体温情况，帮助照顾一些孤寡老人或者身体不便者。
一位街道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社区在排查的时候，如果发现有居民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就会进行统计、备案，并会让这些居民去医院检查。医院检查结果会上报到区里，区里再给街道反馈。
不过，这个看似简单的工作却很复杂。比如，区里反馈的表格里，患者信息并没有具体区分是哪个街道的，他们就需要爬在表格里一个一个找，最终挑出自己社区的。
此外，有的患者信息只有名字和电话，不知道具体居住在哪里，各街道就需要逐个打电话，确定是否属于自己街道。还有一些患者，登记的是户籍信息，但在另外一个街道居住，两个街道就需要进行沟通，确定由谁负责。
“我们跟社区一样，每天也要打很多电话。”这位街道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找到自己街道的患者之后，街道会将患者情况以及床位再反馈给社区，由社区协助确诊、疑似患者前往医院和隔离点进行收治、隔离。
“有些确诊居民找不到床位，医院和街道就会让他们来找社区，等社区的通知，这些人就会到社区闹，让社区帮他们解决床位。但我们哪有权力调配床位，只能等区里和街道的安排。”一位社区书记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们跟他们接触，也很害怕，也怕感染啊。”
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社区工作者需要上门去排查，但他们本身就是密切接触者，一些居民并不愿意让他们上门。
“别说上门去量体温了，有时我们连楼都进不去。”上述社区书记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武汉的小区要求每户每三天只能出一次门。这位书记的社区还要帮助居民购买蔬菜等生活用品，买回来之后，有的居民不敢跟工作人员接触，就从窗户上吊下来一个篮子，让工作人员将蔬菜等放到篮子里；有的则放到一楼门口，让业主自己来拿。
江岸区铭新社区的“网格员”们正在核对居民的健康信息。 （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人手紧缺
缺人，是武汉社区工作人员共同的感受。
以武汉硚口区某社区为例，该社区共有六千多人口，社区工作人员共有11人，这意味着一个工作人员要应对600左右的居民。这样的人员配比，是武汉这座特大城市比较普遍的现象，有的社区一个“网格员”要负责的居民甚至超过了1000人。
这个社区后来因为有疑似患者自缢身亡，被武汉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社区负责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该社区负责人对于辖区内出现这种惨剧深感痛心，但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也深感无力。疫情暴发初期，该社区工作人员遭遇重大“减员”，一半人员因为身体不适不能参加工作，还有一人因为担心被感染选择了辞职，能够“上阵”的只有五六个人。
社区与村委会相似，并不属于政府机构。此外，通过对多个社区采访，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他们的工资并不高，书记、主任的工资税后在3000元以上，普通职工则只有2000多元。
为了补足社区人手，根据《长江日报》2月11日的报道，武汉市先后组织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市属国企干部职工、市属高校教师职工，共计1.6万余名干部职工，下沉到疫情较重的社区，统一编入街道社区工作队，协助开展“四类人员”集中隔离集中收治等工作。
同时，各城区统筹区直单位和街道（乡镇）共计1.7万余名党员干部，全覆盖联系包保社区（村）。这意味着，整个市区共计有3.4万名干部职工下沉到社区参加工作。
以江岸区某中型街道为例，共有50名左右的干部职工下沉到这个街道。该街道共有5个社区，每个社区约可以分到10人。
不过，据多个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这些下沉的干部职工主要是协助社区做好社区出入口的管理，如测量体温、登记信息等，并非跟着社区工作人员直接与居民接触，参与到更具体的排查工作中。
除了人手短缺，排查方法也影响着排查结果。
上述社区书记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目前上门排查和电话排查，主要是询问体温情况。但是，在武汉市确实出现了一些“无症状”患者。他担心，仅仅通过询问体温情况，并不能准确地弄清楚居民的健康情况。
“早期的情况更糟，医院床位少，人又多，有些居民刻意隐瞒自己的体温，不愿意去医院检查；现在医院人少了，隐瞒的居民也少了很多。”这位书记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2月10日，武汉曾经公布过一个“底数”，但是很快就遭到网友质疑。
当晚，在湖北省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说，截止到2月9日，武汉户数排查的百分比已达到98.6%，人数排查百分比达到99%，并争取在2月11日完成所有疑似患者的检测清零。
消息出来之后，一些武汉本地网友开始调侃，自己属于那没有被排查到的1%。2月11日之后，武汉市其实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疑似患者。
即便是已被确诊的病人，也还没有即刻获得床位。
2月14日，硚口区82岁的沈奶奶终于得到集贤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通知，她可以被收治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此时，距离她被确诊已经过去了5天。
但是，由于脑干出血，沈奶奶无法正常行走，这让她错过了指挥部派来社区的接送车辆，她只能让儿子开车将自己送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开始等待具体的床位安排。
2月17日，武汉市“集中拉网式大排查”开始，“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是这次大排查的要求。
这一天，南方周末记者多次拨打此前曾经采访过的社区、街道工作人员的电话，均未能打通。不过，根据武汉本地媒体的报道，一大早，他们就开始去挨家挨户地查，挨家挨户地问。
有不愿意配合、不量体温或者暂时外出的居民，他们就登记下来，过一段时间后再去做工作。
外界对于此次排查的结果，充满了期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鹏、袁华、李雯为化名。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