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女儿的摄影作品《白塔坪古道》获得学校艺术节一等奖，带回了一个带小锁的笔记本，说是奖品，一个红本本，说是获奖证书。很兴奋，很快乐。于是，超负荷的考试和大批量的重复作业,也就不算一回事了，欢快的话语也较平时多了许多。
午餐桌上，一盘猪耳朵，一钵番茄蛋汤，一碗花生米，似乎都引不起她的丝毫兴趣。她不停地翻动嘴皮子，津津有味地讲述着课堂上发生的趣闻轶事。她说，昨天的数学考试，得了93﹒5分，按老师的奖惩措施，凡是低于95分的都要用手板来补足。我开玩笑说：“四舍五入，你一边手板挨了1个吧。”她说：“没有挨！老师先问，低于95分的，哪些愿意挨手板，请举手。”
结果，只有包括她在内的寥寥几个举手。老师生气了，就免除了对举手的几个同学的惩罚，叫那些没达标没举手的，统统站起来，一个个依次享用“笋子炒肉”。愿意接受惩罚的，没有受惩罚，不愿意受惩罚的，反而受到了惩罚。呵呵，离奇的规则，类似于少年鲁迅关注的“怪哉”这虫吧。这个超越逻辑的事情，把我的脑髓搅成了黏稠沸腾的浆糊，一时间理不清、摆不平，不知道该怎样评说了。
但联想还是容易的。我联想到了什么？上个世纪那场空前并未绝后的“反右斗争”，自上而下，要求“批评与自我批评”，“狠斗私心一闪念”，“人人过关，个个检举”，看清了形势格局的郭沫若之辈，纷纷自批耳光、自污其身，得以幸存，而那些较真耿介之士，则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最关心的，是从来没挨过打的女儿举手的真实想法。问她：“真的是喜欢挨打唆？”她纳闷好一阵，面对追问，被逼得没有退路了，只好尴尬地说：“愿意。”我说：“哪我现在就开打了哈！”她忙不迭赌我，说：“你打！你打！”我停下来，盯着她的眼睛，诚恳关切地再问。她嘿嘿笑道：“你嘛，说打是假的，老师说打手板，是真的嘛。”我扭住不放，追问：“既然是真的要打，哪你为什么还要举手讨打？”女儿见我如此认真，只是傻笑不已，回答不出来了。
事后，我想：女儿举手，要么是出于对老师制定的规则（姑且不论这个规则，有没有道理，合不合法）的认可和遵循，要么是曾经尝到过主动认罚可以得到免罚的意外甜头，养成了狡黠似的苟且圆滑。国民不说真话、怕说实话，违背天理良心的反人性之举动，就是在不容商量的强权之下，被一点点培养起来的吧。
后来不知怎么说到了闯红灯的事儿。对此，女儿咬牙切齿，深恶痛绝。过去的我，偶尔会随大流闯红灯。但是，经过女儿几次严肃认真的批评和教育之后，现在绝对不闯红灯了。这让我想起一个看来的故事，给女儿讲开了。
说一位留学美国的博士，车载美国女友一道出行，夜半时分遇红灯，瞧见没有行人和车辆，便按照在中国养成的脾气闯了过去，结果，那位美国女友和他断然分手，理由是：不能嫁给一个红灯都敢闯的不守规则的男人。失恋的博士很自卑，很郁闷，学成回国，回到北京，再耍了一个本土女友。一次开车载着女友回家，恰好也是子夜时分，路面上没有了行人车辆，又遭遇红灯，吃一堑长一智的博士老老实实停下来，耐心等待。但女友催促，叫他闯过去，博士自然不同意。后来，女友提出分手，理由是：她不能嫁给一个连半夜的红灯都不敢闯的男人！
听完，女儿呵呵一笑，说：“这个故事还可以继续往下编的嘛。”问她怎么编，她说：“比如说，博士后来又到了其他国家，又遭遇了意料之外的事儿。”嗯，围绕红灯，结局截然相反，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是这个故事的看点。好像是很多年前在《读者文摘》《海外文摘》之类的杂志上看来的。确实，太巧的结构，有编造的痕迹。但我想知道女儿怎么看这件事。
问她：“假如你是那位博士，她会怎么样？”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去美国撒！”本来，人到中年的我想对这个故事，作另类的符合国情的解读，借此告诫女儿入乡随俗的道理，所谓“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很多问题没有道理，只有习惯……没想到她毅然选择了遵守规则！令我汗颜！
也许普适价值一时半会难以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可、接受，但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规则，应该神圣不可亵渎，哪怕这个规则暂时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合情理。然而，审视我们这个重德轻规的神奇国度，除了麻将桌上“两爷子明算账”“亲兄弟不赖账”的规则，——工作麻将不在其中——还在比较严格的遵守外，我实在看不到还有什么地方有神圣的规则存在。小老百姓说得好哇！“人对了，什么都对；人不对，什么都不对”。
这些年，貌似喧哗的舆论界喜欢“敬畏”这样，“敬畏”那样，仿佛“两个肩膀扛张嘴”，崇尚“兵不厌诈”、“成王败寇”、“黑猫白猫，咬到耗子就是好猫”的我们，由此就步入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信仰之道。其实，依我看，与其夸夸其谈地敬畏那些一知半解的洋玩意儿，还不如从敬畏身边规则做起，或许离文明近一些，比如遵守《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对孩子使用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