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2日读书笔记

阅读1小时，总计394小时，第374日。

阅读《大国大城》至100%。

许立志是一位农民工，一位富士康的员工。他写诗，可惜的是，一位有才华的年轻诗人，被冠以“打工诗人”的同时，却在这个时代找不到出路。最终，他跳楼自尽，终结了24岁的青春年华。在短短两年的创作生涯里，许立志的诗记载了中国一个庞大人群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困境。他的诗使得当代无数自诩为诗人的无病呻吟显得苍白无力。他的《失眠》这首诗正好契合了我的一项研究，在那项研究里，我想告诉读者，刚进城工作时的农民工是比留在家乡的老乡和城市居民更健康的群体，但他们在城市干的活肮脏、危险、辛苦，在他们贡献了青春和健康之后，相当多的人回到了农村。换句话说，大量农民工在城市里留下青春和健康，带走了自己。

“十二五”规划中提到，对暂时不具备在城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改善公共服务，加强权益保护。以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并与高中阶段教育相衔接。从这个目标出发，任何理由都不能支持地方政府通过教育权利的歧视来控制人口，这样的做法即使成功了，也只能是增加城市的失学儿童，或者是把已经达到6100万的留守儿童数字再提高。退一步说，在转型期，由于公共服务的享受权仍然与户籍身份挂钩，同时，在公共服务供给不可能短期内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改革不能在一夜之间取消户籍与公共服务的挂钩，因此，户籍的转换或者特大城市实施的积分落户制度就必须设置门槛，形成对于一部分人的事实上的公共服务歧视。那么，这样过渡时期的“歧视”应该遵循什么原则？这就要本着理性原则，尽量将仅仅为公共服务而流动的人口识别出来。

从理论上来说，劳动力迁移主要基于两种因素。一种是纯粹的经济动机，即为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而另一种则主要是为了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其他自然禀赋，比如环境和气候。在很多时候这两种因素在决定劳动力迁移方向的时候是混在一起的，但是其中也可能有一部分人仅仅是为了获得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而迁移的。这些人来到大城市购买住房，会抬升当地的住房价格等生活成本，而生活成本的提高则会在边际上影响那些为了就业而进入城市的人的选择，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受损。因此，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办法来识别出仅仅为了公共服务而迁移的人群。其中，最好的办法就是认为有就业记录和社会保障记录的人群是以就业为主要目的的迁移人群。虽然这一标准并不完美，却是现行条件下能找到的最好指标。

价格机制虽然不是完美的，却是最公平的，因为价格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它是“对事不对人”的。如果有人认为价格升高影响了低收入者的消费，那么，政府要做的是对收入差距本身进行调节，而不是直接去干预价格机制，再用行政性的手段来对人进行区分，让一部分人拥有特权。短缺永远是价格太低时出现供小于求的现象，如果在偏低的价格之下，由政府来规定谁有权利来消费城市的资源，这才是不公平的。换句话说，城市管理政策只能针对行为，不能针对人。

今天很多公共政策涉及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或者涉及地方利益。前文也已提及，根据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的思想，在讨论公共政策的时候，如果要达到公正的结果，应该把每一个人放在“无知之幕”后面，不要成为利益相关者，但是这很难做到。我想我们其实可以往回退一点儿，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智慧可以用，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老夫子这个提法更加适合中国的语境，它并没有排除在公共政策讨论里你可以有一个立场，但是你发表对公共政策的观点和主张的时候，请注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结果强加于别人。比如说，有些人主张农民工就地城镇化，或者不要进城，请他们不要再到特大城市来了，讲这样话的人应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你不到小城镇或农村去呢？作为父母，如果有一个政策让你的孩子与自己分离，你怎么想？人们不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根本上还是因为自己处在既得利益中。但是，我们要学会这样想问题：如果在你拥有既得利益时无法做到公正，那么，谁能保证在下一个公共政策的讨论中你不是既得利益格局的受损者呢？

事实上，只要治理得当，人口多或者人口密度大，并不一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拥堵问题。比如在东京，80%以上的人出行靠地铁，地面交通并不拥堵。在香港，路很窄，车却开得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老百姓不开车了，转而乘地铁。老百姓不开车，再加上它的主干道路是全封闭的，人走空中连廊或地下通道，地面的车速就快了，反而不堵了。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多了就会导致交通拥挤。人多了，可以再多建地铁；而且，利用规模经济，人口密度高反而有利于城市投资地铁、地下通道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可以把市中心的停车费提高，或者直接像新加坡和伦敦那样征收开车进市中心的拥堵费，减少开车，鼓励乘地铁，既节能环保，又可以保通畅。

不能认为自由移民是造成贫民窟现象的原因，相反，如果用歧视性的政策来加大农村居民的进城成本，反而会使问题更严重。一方面，即使存在歧视性政策，农村居民只要觉得城市生活比家乡更好，他仍然会进城；另一方面，如果进城后不能有平等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则一部分移民更容易变成城市贫民。因此，避免城市出现贫民窟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城市发展源源不断地为进城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并且为其提供适度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