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个事做对了：把法院称为裁判所

在中国和日本，现代司法制度，都是向西方学习、移植西方司法制度而形成的。其中，日本比我们先知先行，曾一度充任我们学习西方司法制度的样板与老师。

因而，中国近现代在国家治理方面，受日本文化的影响较大。我们很多关于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的词语，都翻译自日本。例如：法律、宪法、法人、法庭、出庭、法则、番号、公民、人格、权利、表决、组织、机关、基地、场所、干部、成员、出版、大局、代表、单位、社会、登记、独占等，均来自日本。缺了这些词，我们的法律都无法写下去。

但是，却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在对司法机关的命名上，中日之间却作了不同的选择：日本叫裁判所，这是十分低调的叫法，让人想到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而中国则没有套用日本的做法，我们使用了一个比较高大上的词——法院，让人想到这是适用法经的地方，是神兽獬豸管理的地盘，能平之如水、触不直者去之，富有传统文化的韵味。

然而，其实法院这个叫法，即使放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也是大胆的创新。在中国古代，对司法机关有各种各样的叫法，如大理寺院、庭尉、刑部等，或者俗称衙门、有司等。但不管哪种叫法，都从未带过法字。可见，在近代司法移植过程中，我们对法院赋予了较重的情怀。

同时，不管是按现代司法理念，还是按中国传统法制文化，法院从来都不是执掌法律的地方，当然英美等判例法系国家法官有一定立法权除外；只有国家权力机关、代议机关、国会议会等，才是执掌法律的地方。法院只是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地方。因而，日本裁判所这个叫法，可能更符合司法机关的社会功能。

强调法院的裁判功能，是为了说明三个事实：第一，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取舍是由立法机关决定，法院不具有这个功能与职权；第二，法院是裁判机关，它的工作方式是流水作业，它是社会博弈出来的、让多数案件得到公平处理的规则机制系统，它不只是服务个别案件的机制；第三，人类社会生存发存博弈的结果，决定人们必须选择司法裁判的终局性。总之，人们接受代议是制是权利让渡，接受司法裁判同样是权利让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