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楼三零四

晚上去西大溜达，跟着一个姑娘去宿舍寻书，看到毕业在即狼藉不堪的宿舍，想起我的大学宿舍。

宿舍院里有三栋小楼。打开后窗，是几株高大的玉兰树，后面是唧唧喳喳的女生楼；推开前门，是不敢也不忍多看的男生楼；男生楼后是不辨其形的洞山。

那时候，我曾跟六位同班女生住在这栋楼上。一楼已经没了印象，二楼住了几户教工，其中一位凌老师，是为数不多专心治学的教师之一。当时他正在进行PCR课题，曾训练我们写专业论文，对我的选题颇为关注。

那时的女生楼戒备森严，轮换值班的两位大爷无一例外明察秋毫，总能在即将得逞的关键时刻，将那些妄图混入女生宿舍的男生们一声喝退。而女生进入男生宿舍，可就一路绿灯通行无阻了。

刚入校时，各种老乡会盛行，后楼的女老乡常拉着我去前楼的男老乡宿舍玩。常去的是一位侯姓男老乡的宿舍，就在男生宿舍顶楼尽头。侯哥在宿舍兄弟中排名第三，人称侯三；同宿舍有个清秀的湖南男生，叫做莫五；还有一位来自大同的大块头男生，自称李四。宿舍里又脏又乱，很难找个能落脚的地方。我们班的男生宿舍在三楼或是四楼，曾经邀请我们在宿舍聚餐过几次，慢慢地大家开始分头行动，集体活动也就少了。

那会儿没有网络，没有移动电话，没有BP机。书信和电话，连接着远方的亲友。晚上下课回到宿舍，躺在自己的床铺上，就着灯光侧躺着读信，那是相当美好的享受。当然，还有电话。

门房里装了两部电话。宿舍里没有电话，在门框和前窗框之间，装了一个小小盒子——传呼器。它的本质是一部对讲机，而功能主要有两个。其一，由门房大爷传递楼外对楼里的呼唤，比如，“北楼201李翠，有人找”。这声音，往往悠长。其二，四面八方的亲友们把电话拨到门房，再委托门房大爷把他们挂念的人带到听筒旁边。比如，“中楼304林虫子电话！”。这声音，往往急促，因为电话费昂贵，时间就是金钱。总是这样，一两分钟内没奔下去，传呼器的小红灯就又亮了。等不及大爷喊，“快点，怎么还不下来！”，同屋的姑娘们赶紧一迭声的答应，“下去了，下去了，马上就到。”

三栋楼，几百号人，就这么两部电话，打入的难度堪比当时火热的声讯台。据某先生回忆，当年他每次打电话，差不多都要等三四十分钟才能打进。电话可以打进打出，打出按分钟计费，每分钟一块两毛钱；打入则是按次，每传呼一次，付给大爷五毛钱。一进一出，相差显而易见，因此，那接电话的比起打电话的，总是要理屈些。

从周五的晚上开始，各个宿舍的传呼此起彼伏，楼道里尽是些衣冠不整拖拉着鞋子狂奔的女同学。若是预计这电话要接得长久一些，下楼就顺手给大爷带点零嘴，好让他不要唠叨。大爷倒也罢了，边上等着打电话或是约好时间接电话的姑娘可不好打发。有虎视眈眈让你接受道德审判的，有折腾些动静让你听不清说不成的。有好几回，针尖对麦芒地就那么打起来了。大爷一怒之下，把电话线拔了，“让你们闹！谁也别打了！”。有多少个夜晚清晨，一袭单衣胡乱裹个外套，单鞋里光着脚，胳膊支在放电话的桌子上，听筒紧挨着耳朵，手捂着话筒低声细语，时间就那么过去了。

宿舍里，有传呼多的，有传呼少的。最初，多的对于少的，因了打扰了人家，以及其它，总是有几分抱歉。常常的，传呼多的会请大家吃些瓜子零食，也好自己不在宿舍却有传呼的时候，有人愿意为自己留个口信。后来，大家渐渐熟了，彼此了解对方的生活。有人接了传呼下楼，许久不上来的空档，舍友们便开始讨论这是谁的电话又是什么情况，等到接电话的人推门进来，先要应对一屋子人的审问。

宿舍里有七个女生，四张架子床。其中一张床放置一些杂物。靠着后窗的，分别是大庆和空铺，兔子和凤兰；我的床正对着大门，上铺是尖椒；门后是阿拉和她头顶的虫子。七个女生来自祖国的六个省份，真真是天南海北。直言快语的北方妹子，与温婉细语的南方姑娘，相处地倒也十分愉快。

厌烦了学校食堂几毛一份菜里不同种类的青虫之后，我们常成群结队的在宿舍区外面的小饭馆吃饭。最常去的是一个敦实阿姨主厨的馆子。淮南的馆子门口，常有一口大锅，里面是炖煮的蹄髈。炒菜常用荤油，然后加蹄髈汤进去。那时我不食荤腥，闻不得猪油和肉汤的味道。去过几次之后，阿姨一见我来，便问“还是用素油炒？”后来也不问了，直接素油清炒。饭桌旁摆着好些篮筐，里面是切好洗罢的各式蔬菜，可以随意搭配。我们最常点的少不了豆芽千张，辣椒豆角。素材一般两块一份，荤菜三块到五块居多。南方无肉不欢的同学陪着我吃素，我觉得十分抱歉，时常大义凛然劝他们点个蒜苗青椒炒肉片，然后捏着鼻子坐得老远。后来，宿舍的女生们渐渐跟男友同餐了，先是虫子然后兔子，我们的饭团也就散了。有好一段时间，我跟对面楼上的兄弟陈儿，或是一个刘姓同学一起午餐，他们跟着我吃素，真受了不少委屈。

班里的男生，据说十分向往女生楼。数月一次的卫生大评比，是最冠冕堂皇的造访时刻。温馨杂乱的宿舍，在这一天的前几天，便被整理成了寸草不生的兵营。各种拉帘，可爱玩偶，温馨床单，手工小物，通通被打包，老实待在大庆头顶的空铺上。待得评审团里的男生坐到我们的床铺上，看着清一色无差别的条纹床单，真真让有点小心思的女生灰心丧气。

毕业之后，一直没有再回去过。我们常常光顾的那家饼干店的老板娘，听说在毕业后的第一年，成为某件凶杀案的被害者，血洒门前的砂石小路；凌老师去了合肥工业大学执教，同学们大多去了医院，在故乡或是异乡，平淡或是波折......

不知道玉兰飘香的中楼三零四是否还在，楼下告别了传呼的大爷们如今何在？也曾欢喜也曾忧的同学们，是否还找得到当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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