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谈论什么，死亡还是信仰

（文/杨时旸）

严格来讲，这其实是一部方言电影，它其中的对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话。所以，电影院里会出现一些奇妙的状况，在北方人听起来无比正常的儿化音和俚语搭配，却让另一些笑不可支。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听着冯小刚和张涵予板着扑克脸念叨着局气、揍性、你们丫的时候，就如同很多人听天津相声，语调本身就有一种陌生化和文化想象搭配而来的天然喜感。从这个角度上讲，这部看似极具商业卖相的片子，其实还是挺大胆的，因为在这个人人都争取用闹剧俘获全国观众的时候，管虎捯饬的这部电影，有可能因为方言而失去一部分观众。北京话在《老炮儿》中其实是一个角色，而对于很多南方人来说，如果这口足够酽的京片子没能被充分领会，这电影就失去了一大半神韵。

不久前，徐浩峰用《师父》讲述了规矩和时代变迁，某种程度上讲，《老炮儿》是一个当代版的《师父》。规矩，是《老炮儿》一直提及的一个戏核儿，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部电影有一部分讲的是时代变迁和人心流转。斗转星移之后，有些东西徒有其表地留下了，就像冯小刚每天斜腰拉胯地提笼架鸟，仍旧住在祖上留下的院子里，借街坊一根葱，吃邻居一碗饺子，但实际上，这不过都是他自己营造出来的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他出了那个院子，一切新鲜的气味就都扑面而来，那些霓虹璀璨又浮夸的酒吧，35块钱一瓶的啤酒才是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的正版logo。六爷端着的范儿，走起的面儿都是自己撑着给自己看，老街坊互相给个脸而已，其他人对他其实连不屑的意思都没有，因为他一直是被忽略的。

六爷的真实身份不过就是个破落小店的店主，内心却还觉得自己是个顽儿主。因为自己的儿子卷入了麻烦，他才得以知道，当下这个时代其实也还有顽儿主存在，只不过已经改朝换代，不是他们这帮自以为是却穷困潦倒的老玩儿闹了，而变成了那些非富即贵的人们。那些人彬彬有礼，出没在厅堂和电视上，从不与人横眉立目，但他们对人进行生杀予夺的不是刀和棍子，而是钱和权力。这一点才是让六爷最不适的。影片最初，有个不懂事的南方小孩找六爷问路，连招呼都不会打，六爷不乐意，但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懂得礼貌”的人，那个权势方的打手问他，“我能问个路吗？”这礼节讲究得毫无差池，但最后问候他的是拳脚。你看，这就是转变，一切都不同了，哪种是“好人”，哪种是“坏人”呢？

六爷他们小的时候，讲究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现在，即便杀人也都于无形。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里，连混混儿都迭代了。以前的规矩，无非混杂着一点对于人心的敬畏和蛮力的比拼，现在的规矩，更多的构架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以前的规矩像个笑话，抱持着老规矩的人更像个笑话。在那座停放着豪车的改装车间里，打杂一气之后，张涵予哭着对冯小刚说，“我就操他吗的，咱什么时候受过这个，真他妈憋屈。”是啊，这不是你们的时代了。人最无法言说的痛苦有两个：心有余力不足和生不逢时。这两个，六爷赶在一起了。他爬在许晴身上，突然就不行了，他用自己的办法想铲事儿，突然也不行了。他成了个废人——生理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都是。但他有自己的尊严，也有维护尊严的方式，所以，这电影的下半段，变成了一个男人重新寻回尊严的故事。

这样一来，一旦当执拗变成了执着，那些只有他们老哥儿几个还相信的规矩，就成了一种信仰。最后，冯小刚在冰湖上扛着军刀冲上去的戏，为什么能如此打动人？就是因为信仰。六爷为了信仰，把命送了。这在一个实用主义的时代里，像个神话般令人感佩。中国大银幕的电影里几乎没有信仰的位置，《老炮儿》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中国特有的、世俗化的信仰。

除了规矩和时代剧变。这电影还讲了父子，两代人的失散与和解。六爷经历过一次父权的崩塌，他寻找儿子，并且企图与儿子和解，是对父权的重建。只不过，后来重建的父亲身份与之前有了本质区别。之前，他一直以父之名行控制之实，后来，他还原了父亲本来的应有意义。 这电影发展到后来，由一件年轻男孩儿间的纠纷演化出了另一件事，如果说前一件是作为父亲六爷替儿子解围，重建了家庭意义上的父权系统，那么后面的一件，就把父权扩大化了，变成了某种带有正义感的东西。就像冯小刚说的，“小老百姓，有些事，也得办。”当然，这是冯小刚的火候儿掐得好，管虎在这个时候也按捺住了没把煽情的音乐推起来，所以，听着就很像个样子，他没说什么公民意识的话，只是说了一句平民意识的话。其实这挺有意思。中国银幕上的英雄虽然脱离了高大全，但也没有几个真正像样的痞子英雄式的人物。更遑论那种特别贴合中国现实的，亦正亦邪，半黑半白的人物。比如劳伦斯-布洛克小说里的那种硬汉侦探是一种特别有趣的大都会产物，这些男人沉默、冷酷、把事憋在心里，壳子坚硬，内心柔软，这种形象，在中国，翻译过来，就是六爷的这个样子，讲究、局气、有外面儿。他有他自己的规矩和底线，比如，看见装瞎子要饭的，他也不拆穿，还跟人家逗闷子，看见小偷，教育一声拿钱走人可以，证件给人家寄回去，要懂得盗亦有道。但是他的底线又始终在那里摆着，有时候甚至比很多看似善良的人高出很多，比如，看着有人跳楼，那些看似体面却内心猥琐的人，都起哄，只有他义愤填膺。六爷一直热爱念叨着“好人”和“坏人”，在这个时代里，仍然用这样古朴的方式区分周遭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纯真。他有一种小心翼翼隐藏的、生怕别人窥见的、本能的善良，只不过他不好意思直接表达柔软，他只懂得用一种爷们的方式泄露这些。

这电影不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许晴。这个演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娇嗔感。她并不是六爷口中的那种“有灵气儿的北京丫头”的典型。她在戏中散乱着头发，斜着眼睛说话，也没能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徐娘半老的北京大妞。她确实太让人出戏了，她的形象和气质就与胡同儿无关。对于两个小鲜肉来说，这次使用其实是一种聪明的实验。吴亦凡自不必说，他饰演的角色即便浮夸一些也能讲得通，李易峰的口音已经修炼了很多，但还差着一些东西，也算过得去。其实，从《闯入者》票房惨淡，王小帅发牢骚开始，就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他们说，如果那些年轻人的角色，让鹿晗、李易峰等人出演，会对票房产生怎样的结果，又会对电影有怎样的损害。不可否认，管虎这样选角，肯定有商业策略的考量，但这一次实验的结果基本是加分的。

总体而言，《老炮儿》真是一部近年来的惊喜之作。管虎用另外的角度和呈现方式描摹了对一座城池、一个时代、一群人心的改变。如果说贾樟柯的《山河故人》中，有一种浓稠的雄浑，人们的命运从县城滚滚而过直奔未来的大洋彼岸，那么《老炮儿》则只在一座城市中，同样写尽了无法言说的沧桑。

这是一部到处充斥着烟头和脏话的电影。有的时候，脏话是一种对对方的羞辱，有的时候，是一种语气，《老炮儿》中的脏话属于后者。这帮老爷们一嘴一个你丫，我操，其实都是用脏话巩固着自己不断流逝的荷尔蒙和渐渐散失的自信心。可能也是因为领会到了这层意思，再加上某些大咖的影响力，这一切都没有被剪掉，这真是万幸。不然，这电影的对白一旦文绉绉起来，也就彻底没了意义。

直接点说吧，中国有一种考察好电影的标准，就是看结尾是否要加一段和电影气质完全不搭的、故意的“明亮的尾巴”，如果有，那么说明这部电影的正片部分足以令人称道，以至于不加那个尾巴都无法过审。所以，我们没必要苛求最后那一小段东西。在我们自己内心的剪辑版本中，六爷死于冰湖上，电影就已经结束了。

当六爷的肉身死于冰湖以前，他其实释放过自己一次。他在辅路上蹬着自行车，看到了那只逃窜出来的鸵鸟。在北京的清晨，这一幕充满了特有的北京式魔幻现实色彩。这个炫耀财富的另类宠物，奔逃出了四合院围拢的笼子，却注定被人俘获在现代化的环路上。这命运就像六爷一样，他决定从自己后海的院子里奔逃出来，重新寻找尊严和内心的安稳，但注定逃不过劫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