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清新铁崖体 矫杰横发廉夫书
——读杨维桢的《行书诗·元夕与妇饮》
中国国画研究院研究员 马晋甫
杨维桢生于元成宗贞元二年（公元1296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享年七十五岁。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今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字廉夫，因其父于全堂之铁崖山筑楼藏书，并令其与从兄杨维翰专心攻读五年， 时人称其为“杨铁崖”，因擅吹铁笛，故号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进士。历天台县尹、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其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著作有《东维子文集》、《春秋合题著说》、《史义拾遗》、《铁崖先生古乐府》、《复古诗集》等。
杨维桢自幼聪明颖悟，能“日记文章千言”，三十二岁中进士。他为人正直耿介，在任天台县尹时，因依法惩治作恶县吏，遭到报复被罢黜。后继任盐场司令，又因请求减轻盐税不允，决意投印去官，以忤上故，竟十年不获升迁。曾为辽、金、宋三史作“正统辩”千言，甚受总纂官欧阳玄（字符功）所激赏，被认为是百年公论不移的史笔之作。后升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罢去。值兵乱，浪迹富春一带。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戏答：“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后张士诚令其弟张士德上门求教，杨维桢站在元朝政府的立场，修了一封书信，臧否他的为人与行事。
杨维桢平生气度高旷，周游山水间常以声乐自随，后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市），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在松江时与杨谦、陆居仁、吕佐良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诗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派翰林詹同奉印登门召其纂修礼、乐书，他婉辞不去，答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以明不仕两朝之意。洪武三年，再被有司敦促，无奈赴京，赋《老客妇谣》一首再次表明不复出仕的决心。抵达南京，见到朱元璋，即奏称：“陛下竭吾所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于是，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书叙例略定，即乞归家。朱元璋碍其名望之大，不好过于勉强，行前宋濂赠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评价很高。为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诗歌尤其长于乐府，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作《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人们还把他享誉最高的乐府诗，称为“铁崖乐府”。《明史》评他的诗说：“出入少陵、二李间，有旷世金石声”， 一时从者如流，被推为元代诗坛领袖，独领风骚40余年。他个性倔强，不逐时流，“史传”说他曾经戴华阳巾，披鹤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叫侍儿歌唱，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也随着翩跹起舞，人们都以为是“神仙中人”，其风流洒脱如此。
《元夕与妇饮》这是一首乐府诗，收录在《杨铁崖先生古乐府集》中，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中也曾辑录。诗中主要是描写他在元宵节的夜晚与夫人一起饮酒时的快乐心情。其诗曰：
问夜夜何其，睠兹灯火夕。
月出屋东头，照见琴与册。
老妇纪节序，清夜罗酒席。
右蛮舞袅袅，左琼歌昔昔。
妇起劝我酒，寿我岁千百。
仰唾天上蜍，誓作酒中魄。
劝君饮此酒，呼月为酒客。
妇言自可听，为之浮大白。
（诗后附注）老妇曰：人言天孙思妃，不如月娥守孤。不知羿妇相弃以犇，曷若织女相望以久之也。
此诗大意是：
元宵节的夜晚，灯火灿烂，使人流连！皎洁的明月出东山，银光洒满庭院，透过窗帘，照到书幌，映出琴弦。妻子也高兴以为纪念，特地安排了一个小小的酒宴，一边唱着《昔昔盐》，一边舞起《菩萨蛮》。高举玉盏，衷心祝愿：祝君千百寿无边！
此时，抬头见，天上月魂与我之酒魄，同饮同欢，同游同玩。都来吧，让我们共同与酒为友，与月为伴，妳说的好，大家一齐干！
诗后那段文字，是记录他夫人的话：“人们常说，天上的织女日夜盼望相会，不如月宫里的嫦娥，年年在那里孤守的好。可是却不知，那嫦娥为了自己的享乐，抛弃了丈夫后羿，独自奔到广寒宫里去了，是自寻苦寂，怎么能比得上织女长久相望，终有一会的快乐呢！”
读完此诗，我们不难体会到，杨维桢在仕途上几经挫折之后，深感“回天无力”，不得不以优游来打发光景，在江山风月中消磨岁月的况味了。比如他曾在《漫成五首》的诗里说：
“四十已过五十来，白日一半夜相催。劝君秉烛须秉烛，七十光阴能几回？”“铁笛道人已倦游，暮年懒上玉墀头。只欲浮家苕云上，小娃子夜唱湖州。”
尽管如此，但他那忧国忧民的心，依然未能泯灭，依然幻想着会有一天他还要以“神羊之毫，制作董狐之笔”，继续写他的“三史纲辩”。因此，在这首《元夕与妇饮》诗的后面，借夫人的话写出了“孤守曷若相望”的慨叹。
这是一首拟古乐府诗，写的很好，古人说：这种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 它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并能表现激烈而直露的感情。它语言朴素自然，清新活泼，句式以五言为主，如歌如诉，道出时代人们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元夕与妇饮》就是运用了汉乐府这种民歌形式和朴素、自然、口语化的语言，生动而饱含激情的写出了诗人在元宵佳节，与妻子共饮的欢乐情景，并采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着力刻画他仰唾天上之“蜍”，誓作酒中之“魄”，而且像李白“邀月对饮”一样，亦欲把明月当做自己的“酒客”，来招待一番！
杨维桢的书法也和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形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 不过这仅仅是整个元代书法中，极其个别的一个“特例”。
我们知道，公元一二七九年蒙古人灭掉南宋，统一全国，建立了大元王朝。元世祖忽必烈虽然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主张以武功治理天下。但是，自他入主中原之后，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于是，学习汉族文化、笼络文人、士夫，以逐渐走向“文治”的道路。这到了仁宗、英宗时代，表现的非常强烈，特别是文宗，他十分喜爱书画，其兴趣之浓可与昔年之唐太宗相比。
纵观元代书法，概括的来说是“初则宗唐，后则宗晋”的风格，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是享有盛誉的一代宗师赵孟頫。元史称他“籀、篆、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近人马宗霍也说：“元之有赵吴兴（孟頫），亦犹晋之右军（羲之），唐之鲁公（颜真卿），皆所谓主坛坫者。”仁宗皇帝尝取其与夫人管道升、儿子赵雍的书法合装成册，让秘书监收藏起来，说要使后世知道“我朝一家父子、夫妇皆善书者”，可见“赵字”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在他的“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思想影响下，继承传统是这个时期的主流，同时的著名书家像鲜于枢、康里巙巙、耶律楚材、邓文原、虞集、揭徯斯、柯九思、吴炳、张雨等等，无不以“留心古迹”、“恪守古法”为准则，形成了圆润、飘逸、遒媚的唯美书风。而唯一敢于大胆创新、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就是杨维桢，他用篆、隶笔法，参以汉、魏古风，特别是行草书的点画、顿挫，间用侧锋方笔尤得章草法度，圆时以见柔美灵动之姿；方中而显刚劲峭拔之势。结字险绝、奇怪迭出，真是“胸中具磅礴之气，腕间担真实之力”表现“一种在狂惑中追求旷逸自适的心境”。明代书家李东阳在他的《怀麓堂集》中说：“铁崖不以书名，而矫杰横发，称其为人。”徐有贞认为：“铁崖狂怪不经，而步履自高。”他们都说的非常中肯。我们今天研究杨维桢书法，其意义就在乎他敢于打碎历来以“二王”书风为唯一审美标准的桎梏，大大拓宽和丰富了文人书法的表现能力。他以古为新、独创独行，不失法度而又令人耳目一新，为后世的书法艺术，开辟了新的途径，尤其对现代书法的极大影响，可以说是起了先驱示范的作用，这一点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其传世作品有《张氏通波阡表》、《鬻字窝铭》、《城南唱和诗卷》、《梦游海棠城诗卷》、《竹西草堂记卷》、《壶月轩记》等。其馀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跋中。
《行书诗·元夕与妇饮》是杨维桢写给子刚和宗唐两位地方官员（可能是主管军政、司法方面的）的诗柬一类的信札，他把《元夕与妇饮》这首诗抄给他们，以表示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喜悦和乐观，同时，也透露了他不甘寂寞的心情。此札还嘱咐竹林先生再誊录一份送给刑部衙门，请教一下名叫光和的人，虽属谦词，但为一石二鸟。全篇正文12行，依次轻松舒缓的书写，边忆边述，活灵活现。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非常认真，一字不苟，这里我们不仅从每个字的点划看出，还从许多的篆隶书法与碑帖异体中得到答案（如夜、眷、册、奔、魄等字），这些字，有的生僻、有的变异，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气概。因而，我们也从中了解了他古怪、倔强的性格——即使一封普通信札也不草率从事——这还与他深厚的学养有着直接的关系，并非常人所能企及。
当然，也不是全篇文字都是如此。记录夫人的议论，写的就比较自然流畅，并且用较小的字，写在了诗的最后一行的下部，似乎是一个“小注”，这样，不但不被忽略，反而会更能引起读者注目。左边上款字体略大，写的更加随心所欲、挥洒自如，也没有刻意去书写特殊的异体字，一方面是有别于正文，同时也表示对收件人的尊重。所以我们说，这通诗札，它既有精心创作的庄重美，又有随意书写的自然美，集古朴典雅于一帧，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诗书皆臻完美的作品。
《行书诗·元夕与妇饮》，纸本，墨迹。纵29公分，横57公分。经著名书画收藏家王季迁先生鉴定为真迹，并经多家藏主宝存，后由浙江出版社等出版发行，也算是杨维桢现存书法作品中的一件“名品”了。
杨维桢《元夕与妇饮》墨迹及其流传
中国书协鉴定委员会秘书长 张铁英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浙江诸暨人。泰定四年进士，官至江西等地儒学提举。有《铁崖古乐府》、《东维子集》、《西湖竹枝词》等存世。
杨维桢在诗歌和书法上，无论对当时还是后卋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是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中国书法史都有重要地位的显赫人物。
在诗歌方面，他是元末诗坛的领袖人物，他的诗号称“铁崖体”。他的乐府诗有很多咏史、拟古之作。创造手法上有浪漫主义的特点，好驰骋异想，运用奇辞，受李贺影响很深。他的五、七言绝句则学习南朝乐府和刘禹锡竹枝词，语言通俗，风格清新，很有民歌味道。他的诗中有不少反映客观生活、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在书法方面，他是脱尽红尘的高僧大德，他是超凡拔俗的山林隐逸。元代书法，初则宗唐，后则宗晋，其发展趋势是沿着继承传统的路数缓慢发展。元代书坛的代表人物是才气横溢的赵孟頫。元代书家，几乎都在赵孟頫的笔墨中讨生活，鲜有自辟蹊径者。杨维桢在诗文方面，被明人称为“文妖”，在书法上也以“狂怪”著称，无论创作思想还是创作手法与诗文一样，充满着浪漫主义的风格。
那么，我们怎样客观公允地看待杨维桢的书风呢？
其实杨维桢的书法并非任笔为体，聚墨成形；而是汲古师前，自有根基的。中国书协副主席，著名书法理论家钟明善教授明确指出：“杨维桢把汉晋人有隶笔的章草笔法自然地融化到行草书中，形成了不同时俗的书法风格。应该说他是超越唐人，直追汉晋书法传统的继承者，更可以说，他是法古求新的书法革新者。刘璋称‘廉夫行草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这里说他的书法‘未合格’，显然是指元人所推崇的唐人、晋人的‘格’。即赵孟頫、鲜于枢一路。并不是晋代书法的全部。说杨的书法‘清劲可喜’，则很中肯”。钟明善先生对杨维桢书法的评价是极为深刻极为专业极为公允的。（见钟明善《中国书法史》，河北美术出版社，1991年6月）。
杨维桢倔强刚直、放浪形骸的个性，在行草书中找到最好的表现机会。尤其晚年的行草书，奇崛纵逸，古奥雄强，显示出瑰丽的想象与磅礴的气势。
《元夕与妇饮》是杨维桢传世代表作品之一，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点划入古出新，劲健刚狠；结字不主故常，直抒心臆。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美国普林思顿大学研究员的傅申博士，专门对这件作品作过研究。他说：这件墨迹包含了杨维桢一切突出的特点，其中的字向下伸展，向侧部倾压，看起来似乎堆积在一起，没有通常明晰的纵行之间的空白。角和直线占主要地位，浓重的墨色和蛛网般的撇捺及游丝形成对照。运笔的节奏快速果断，笔划的起笔劲健利落，形成三角形的‘头’，接着以直捷的行笔，常用扁平的笔‘腹’写出宽阔的横和竖。字的布局与一般不同，在紧密的分布中表现出强烈的空间感。笔划的局部，钩和撇捺，常常偏离规范－－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杨维桢所表现的艺术个性。与康里子山圆润轻盈、几乎一致的笔法相比，杨维桢的自我意识更强，更为怪僻多变，这些特点和他的文学作品是一致的。（见傅申《海外书迹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傅申博士的眼光是相当准确独到的。“书如其人”，杨维桢的书法、诗文是他人格特点的生动体现，他特立独行的风骨及诗文书法艺术将永垂史册。
《元夕与妇饮》墨迹右下钤： 明存阁珍藏书画、邵璔真鉴；左下钤：明存真赏、湘云秘玩、思学斋鉴藏印、王季迁氏审定真迹印，余者漫涣不辨。据此可推断，本帖曾经邵璔、周湘云、吴普心和近代大收藏家王季迁等多人递藏。邵璔，清同治间金山（上海）人，收藏家。周湘云在古董界鼎鼎大名，碑帖收藏最负盛名的是唐·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铭》、唐·怀素的《苦笋帖》、宋·米芾的《向太后挽词》、元·赵孟頫手卷、明·董其昌《临淳化阁帖十卷》等。画则有元·黄公望的《富春大岭》残卷、元·王蒙《春山读书图》等，至于四王吴恽之外，石涛、冬心、新罗之作，更是难以枚计。其碑帖收藏，几乎全是端方的旧藏。上海解放时徐森玉从周家为上海文管会购进怀素的《苦笋帖》和米友仁的《潇湘图》，两件共计价人民币（旧币）两亿元。吴普心（1897－1987），号庭香，南通人。银行家，好古玩字画，收藏品散逸后，大多归入各大博物馆珍藏。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米芾《简帖》、《岁丰帖》、《逃暑帖》，上海博物馆斥鉅资购安思远的宋拓《淳化阁帖》，均为吴氏珍藏，所藏多钤“思学斋”朱文印。王季迁（1906－2002），又名季铨，字选青，别署己千，苏州人，师顾西津、吴湖帆，善书画。鉴定之精，收藏之富，久负盛名。王季迁先生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堪称海外第一，他的藏品一向受到业内的极大重视。
杨维桢《元夕与妇饮》一诗，最早见于明代《赵氏铁网珊瑚》卷七，见四库全书本。目前已查到此诗著录15种。
杨维桢书法至今已传世无多。朱家溍先生所著《历代著录法书目》一书，录杨维桢书作计41件。历经水厄兵燹，沧海桑田，如今尚存的杨维桢书法之作，仅仅半数而已。此中，除少量为美国、日本等公私藏家所藏外，其馀大多数为大陆各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以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三大博物馆为主。
宋元剧迹，向被中外博物馆及收藏家视为重器，从来紧抓不放。《元夕与妇饮》精彩绝伦，古香焕彩，古韵传神。如一缕清泉，传承有绪，来路清晰。可谓一颗可遇不可求，百年难及一见的耀眼的沧海遗珠。它在拍卖市场的偶然出现，彰显了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强盛繁荣；它的偶然出现，为当下中国财力雄厚的收藏家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收藏机遇；让我们预祝这件元代的书法剧迹，在中国的拍卖市场体现出它独具的魅力与价值；并且能够有一个温馨的归宿。
附杨维桢作品欣赏：
释文：自兵火后，故人都如隔世。别来契阔，邈不相闻。乙巳到莒城，迤逦到太湖盛宅，满拟过南浔诸使门，吊烈问小，两到盛港，而风辄引之退也。迨今怅然，徐总驰书来，甚慰耿耿怀，兼有土物之惠，珍重眷眷，予恩意无以为喻。松月记久已脱稿，必欲老夫亲笔登謄。白日平旦，肺气不壅，眼亦不花。女郎洗砚劝书，急展缥卷。客来皆称，老铁秋来得意之帖。先府君墓文，则付之小儿，副墨录去。中秋前后，想松月清凉界中，不妨补亲堇也。立秋三日抱遗老人杨桢顿首。
松月轩主者。丁赵两生，无一字附。使伻来，为余诘其故。揭别驾、曾二尹侍次幸道谢。
备注：曾经文徵明、黄琳藏。黄琳：字美之，一字休伯，弘治间官锦衣卫指挥。与吴伟过从甚密，所收古玩字画在当时有“冠于东南”之称。
为书之道，步武前人不难，但开创自家面目则难，而创立独特高雅的面目则更难。宋代大书家米芾论书谓“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道出了突破前人樊篱与自创新格的艰难。元代是赵孟俯书风云遮雾障的时代，仿佛孙行者难脱如来佛手掌一样，生当其时却如鲜于枢、康里子山、张雨、虞集等著名书家，都不免被赵书笼罩而难以另辟新径。
杨维桢，元代著名学者，饱学之士，著名隐逸和杰出书法家。他在书法上的成就具有开创的意义，为时人与后世所赞叹。
生活于赵书风靡的特殊的年代，杨维桢能打破“结字因时相传”和“用笔千古不易”（赵孟俯论书名言）两大桎梏，他的结字超越往代，融会章草而变革其工稳，取法钟王而舍弃其圆通，奇崛而不怪异，流畅而不浮华。他取法“千古不易”的中锋笔法之原理与原则，正用、侧用甚至刮笔而出，犹如飞车走壁，摆脱地心吸引力，如履平地般地飞驰在离心力与向心力平衡的轨道上，使他的书法在名家名帖百花纷呈的千百年书法史上脱颖而出，让人一望可识，望而称奇，确是难能可贵。
杨维桢传世书法甚多，其中著名墨迹有《真镜庵募缘疏》（附图1）、《张氏通波阡表》（附图2）、《城南唱和诗》等，但字体一般都较大，而像此幅小字书札则为笔者所仅见。苏轼论书谓“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又谓“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苏轼《论书》），细观此幅，除最后数行因信札行文的要求稍有空间错落之外、密集的小字几乎占满了整纸篇幅，但确是字字宽绰有余、谨严厚重。不仅如此，通篇汪洋恣肆，字字骨力雄健，结体奇诡多变，行气雄伟连贯，章法波澜壮阔，若以清、奇、古、怪四字喻之差可允当。（沈培方）（原载于《宋元明清法帖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