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创意生态》第四章：适应性头脑（四）学习

上一节 第四章：（三）改变

第四章 适应性头脑

（四）学习

那么，我们怎样利用和改变我们自己生态学意义上的“小生境”（ecological niche）？我在本书引言中提到，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我们和别人的想法、信息与知识。我们怎样才能学会这么做呢？

我们有能力去解释外边发生了什么，并选择自己的适应性行为。这是令人高兴而且也是很有价值的。可以再将学习与遗传进化做个比较。我们只能继承而不能改变自己的DNA，相比之下，学习则是模拟。我们可以学习想学的部分，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来学，还可加以改变。我们可以选择变得精致讲究，也可得过且过。我们可以说，“找到了！”（Eureka）或者说，“好吧，试试也成。”我们可以向父母学习，也可向任何人学习，甚至是向自己学习。重要的不是想法从何而来，而是如何去用这些想法。

通常，由于“学什么”和“如何去运用所学的知识”都由自己决定，因而并不能保证我们所学是对“原始版”的精确拷贝，而且经常恰好相反。我们可能有意无意地误解了最初的意思，只是从一大堆东西中挑自己感兴趣的，我们可能正确也可能完全错误。但是，把事情搞错（不正确的）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失败的）。艺术和科学的全部历史，充斥了各种做“错”事的人，倘若他们足够机敏，就能利用失误创造不少有价值的东西。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正是经历两次失败实验发现了免疫机制。在某次试验失败后，他要求助手再做一次，然后就去度假了，但助手却没有按照他要求的方法去做。当巴斯德回来后，却聪明地意识到这两次“失败”揭示出新的真理。

我想阐释一下教育、培训和学习之间的差异。教育是由政府主导的制度，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各年龄段所设立的教学制度。就内容和方法而言，即使各国的教育在课堂实践中有所不同，至少多数国家由政府规划的教育体系也非常相似（少数宗教或极权主义体系除外）。所有教育体系都教些创意内容，但小学以后，大多只局限在艺术和讲故事等小范围内。几乎没有一所学校将“传授创意”作为贯穿整个学习过程的构成要素。因为如果这样做，在老师和家长那儿都会感到困扰。培训可以教会某些为职业做准备的技艺，涉及从语言到生存技能和专业资格。政府参与到培训中，因为他们希望国民掌握一些技能并具有竞争力，但大多数培训课程是由私人机构提供的。

然后谈谈学习。当你问一些人，他们是怎样懂得如何去发挥自己的所长，除了专职学者，几乎所有人会说通过经验、朋友和同事以及阅读和交谈。他们不是被教会的，而是学会的。学习是一种个人的、多样化和无止境的行为。具有自我激励和自我管理的特点，而且往往要自筹资金。只有教会我们如何学习，教育才是有用的。学习是我们自己为了理解而做的事，教育是其他人对我们做的事。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说：“智者自省其身。”

如同动物离不开食物，或发动机离不开燃料，创意头脑（creative mind）如果不从他人或自己身上学习，也将消亡，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说：“四平八稳是一种死亡。”拒绝新知识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停止学习，那他就相当于死去。

英国的汽车制造商们消亡于20世纪70年代，因为当时他们认为已经没有更多可学的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凭借时髦的青年文化而闻名，但这种创意的、激进的时代精神，并没有渗透到莱兰汽车公司以及在伯明翰和考文垂其他厂商的经营中，他们失去了与环境的联系，因而开始走向破灭。福特公司推出柯蒂娜（Cortina）车型六年之后，莱兰汽车公司还没有推出新车型与之竞争。与此同时，在地球另一端的日本（这个国家当时还没有以创意闻名），已经比伯明翰或底特律的汽车厂家更准确地捕捉到英美买家的口味。由于德国的工业始终非常发达，而且能够吸引很多年轻的毕业生，所以大众、奔驰和宝马品牌一直经营的很成功。而英国的汽车品牌大多已经被美国、德国、中国和印度所收购。进入21世纪后，拥有罗孚和MG品牌的上海汽车集团，这家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比当年的英国公司更具冒险精神，他们积极地同设计师进行合作，有力刺激了本地市场的需求。

学习时，要广泛“撒网”。当一家英国房地产公司问我对下一个十年的看法时，（这是一个典型的企业周期，同实际的业务或时间没有太大关系）我请他们的高级经理们写下自己的想法，我只得到了一份很简短的清单。随后，我让他们要求公司的每个人写下自己的想法，这份清单就好多了。再之后，要求所有供应商写下想法，于是得到了一份充满奇思妙想的清单。最后，我让他们请竞争对手写下想法，结果拿到的是一个全面而综合的清单，上边的内容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

要学会让自己有意外发现。1889年7月，当梵高创作《星夜》、《麦田》、《有丝柏的麦田》、《文森特的卧室》等作品时，在阅读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为什么读这些呢？他自己写道，“因为我对这些戏剧知之甚少。”4.7关于学习能力，印尼外交官苏查特莫科（Soedjatmoko）有一个很到位的说法。他认为，每个社会群体中那种特别的学习渴望，比其他任何政治、金融或技术因素都更加能决定它的发展。为使这种能力最大化，他认为“人们应该在更高个性化水平的基础上高效合作”。4.8

北欧国家令苏查特莫科印象特别深刻。经合组织（OECD）年度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通过对56个国家水平的衡量，多次把最高奖颁给芬兰，因为芬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和人均创新比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对于之所以获得最高分，芬兰人自己认为，主要不是由于拥有卓越的职业素养和教室的大小（苏查特莫科所指的技术因素），而是他们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性格，表现出特别强烈的自我改进愿望，换句话说，他们有学习的渴望。丹麦则率先开创了各种“整体学习社区”（holistic learning communities），如以混沌学、自组织和实践社区为基础的“混沌导航”（Kaos pilot）商业课程。*4.9

将能力相当的人组成小组可以使不同的人互相学习。20世纪初，英国人用开口的瓶子送牛奶，有些鸟，特别是知更鸟和蓝山雀，慢慢地学会站在瓶子边上啜饮瓶口的奶油，这一行为导致其消化系统发生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乳品公司给瓶子加了个铝盖。没过多久，蓝山雀就学会了如何用嘴穿透铝箔，但知更鸟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原因是蓝山雀是群居鸟类，而知更鸟是独居鸟类。

我们可以从任何人那里学到东西，包括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竞争对手、陌生人，而不只是老师。“共同目标”学习计划的创始人朱莉娅·米德尔顿（Julia Middleton）说过：“不要向那些认为你想法好得不得了的人征询意见。你应该去跟那些好挖苦人的家伙谈谈，才知道反面意见是什么。”她采用试错法（trial-and-error）进行工作。神经系统科学家爱德华·武尔（Edward Vul）和哈罗德·帕斯勒（Harold Pashler），在一个名为“在人群内”（The Crowd Within）的实验中表明，当回答一个问题时，那些被允许给出两种推测的人，其得分比那些只能做一次推测的人要高。*4.10他们让一组人回答两个问题，然后马上问其中一半人同样的问题，三周后再问剩下一半人同样的问题。他们发现，对于马上被问第二次的那些人，第二次回答比第一次回答的准确率高6.5％，对三周后被问第二次的那些人来说，准确率则高出16％。正如作者所说：“强制性的二次推测可以提供更多信息。”这也是“群众智慧”（wisdom of crowds）的一种表现。编程人员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看的越多，漏洞越少。”人们的头脑通过试验和修正来学习。学习是通过思考进行的。（Learning by thinking）

学习的好处之一就是不受场所限制，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教育的象征是学校的教室，里面有一个老师站在讲台前，学生在课桌后成排坐着。学习的象征是大脑，因为学习是一种“头脑态度”（attitude of mind）。我们可以通过与人们相会、相知及相互合作来增加大脑得到锻炼的机会。“创意生态”要有系统增扩，通过场所、组织和各种事件来促进相互交流合作。“创意生态”系统应该有正式机构，包括教育、培训和研究场所、图书馆与博物馆，以及许多可供人们相会和交流的非正式地点和空间。要有人们可以自由往来的市场、咖啡馆和俱乐部。这里将会有意气相投（sympathetic）的社会环境，让我们可以向任何人，从任何地方学习，而不用担心受到无端限制。这里将会有一个支持学习的政府，支持在专设的教室和普通的生活中学习。这里将会有知识产权规则，好学者能够学习，没有不公平的禁令。公司应当不仅让管理者做决策，也应当同时鼓励包括普通员工在内的所有人贡献他们的知识。采用与个体学习相同的方法，于是组织就变成了“学习型组织”。无论是在实验室、办公室、工作室，抑或是咖啡厅，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交谈与对话。

路易斯·巴斯德

阿尔贝·加缪

田纳西·威廉斯

哈罗德·帕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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