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有明一代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来形容张居正，恐怕是不过分的。在治国方面，张居正的能力毋庸置疑，在他担任首辅的期间，整个国家的走势是明显向上的。
正是因为自身有着在文官集团鹤立鸡群的非凡实力，再加上从小就是皇帝老师的存在，张居正才能够获得万历皇帝如此强大的信任，说他是摄政王也不为过。
因为明朝时期规定，任何皇帝的家人比如叔伯、堂兄代为摄政，都是绝对不可以的。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除了皇太子之外的儿子，只要已成年就必须离开京城去到自己的封地，并且不得擅自离开，这么做就是为了防止家人外戚干预政治。
所以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能够以自身力量干预到皇帝决定的人物。
眠眠再来说说，内阁首辅到底是个怎样的官职。
在明朝只有朱元璋的时期设置过丞相这个职位，但是前后三位丞相都被朱元璋杀了，自从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撤销了丞相这个职位，这其实也是为了加强皇帝的集权。
但是这样做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皇帝手上权力虽然大了，但是国家大事小事都要靠他来拍板定夺，他老人家身体实在吃不消啊……
因此，作为皇帝的文书机构，同时也是和皇帝最近的文渊阁，就必须担当起皇帝秘书兼职顾问的责任。虽然内阁大学士们名义上并不具有行政职能，但是却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因此明代的历任内阁首席大学士，特别是自从嘉靖巩固了首辅的权力之后，便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百官之首。
身居高位的张居正，自然手中有着极大的权力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颁布新政、力图改变文官集团的腐朽之气，同时整顿经济，强化边防军事力量，真正是做到了富国强兵，给这个国家打了一针强心剂，实现了“万历中兴”。
一条鞭法”实施之后：严州府的差役费
但是他想做的事情太多，又想尽快实现这一切，因此很多时候步子迈得有点过大。
比如在税收方面，他为了责令各地方政府把税收按照规定如实缴纳，不惜动用万历皇帝的名义，而之前已经各种腐败惯了的地方官员，对这种突然而来的巨大压力感到非常不满，他们上行下效，总之就是不肯老老实实执行政令。
张居正自然容不得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了解决政令无法到达地方的老大难问题，他选择安排自己的亲信官员担任各地方官员，让他们协助自己完成政令。
眠眠觉得，这么做的初衷是好的，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天高皇帝远的现象比比皆是，只有自己派系的官员才稍微可靠那么一点。但与此同时张居正也落了一个滥用私臣、任人唯亲的口实。
而且，张居正的新政过于激进，导致那些地方官员为了补足纳税，只能从老百姓头上开刀，因此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底层人民。
这也触怒了一些体恤民情，有着强烈道德感的年轻官员，他们将罪责指向了张居正，说他急功近利，不按照古代先贤的宗旨来施政。
但这只是旁枝末节的事情，更重要的在于，张居正的经济体制改革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因此文官集团对他的怨气非常之大，也对他凌驾于幼年皇帝之上发号施令的态度极为不满。这种不满，其实在张居正生前就已经显露无疑了。
在万历12岁那年，就曾经多次接到过弹劾张居正的奏章，批评他滥用私权，提拔官员只是出于自己的好感而不是国家的利益。但是彼时的小皇帝显然是全心全意相信张居正的，他因此严厉惩处了这几个说张居正坏话的官员，以此表达自己对于首辅的信任。
而在1577年，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
当时张居正的老父亲去世了，按照规定，张居正应该立刻停职并回到原籍为父亲守丧。确实张居正也是这么做的，他已经在着手准备离职回乡了。但问题是此时的万历只有15岁，他一刻也离不开张首辅，因此小皇帝选择了“夺情”，也就是对于重要地位的官员可以命令他继续留守，不用回家尽孝。
虽然万历皇帝已经昭告天下了，但是文官集团依然不相信这是小皇帝的主意，他们坚持认为这一定是张居正的鬼主意，以此继续牢牢掌握权力，于是他们有一次集体上书弹劾张首辅。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万历皇帝又一次庇护了自己的老师，狠狠责罚了这帮人，该停职的停职，该充军的充军。
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是因为张居正当时还活着，还有自己的派系和手中的权力。等到他一死，事情就立刻起了变化。
各种清算都来了，而死人是没法替自己辩护的，何况他确实做了一些不符合自己人设的事情。所以，这位曾经位极人臣的张首辅，最终身败名裂也就在所难免了。
张居正的下场，接任他首辅位置的大学士申时行都看在眼里。
虽然申时行同样是皇帝的老师，而且还是给他教课时间最久的一个，但他深知自己一来能力比不上前任，二来皇帝显然不会再给予那么大的信任了。
因此，1587年时已经52岁的申时行，对于自己该如何接手这个重任，有着非常多的考虑。
张居正死后，明帝国最重要的舵手失去了，但作为万历从小的老师，申时行又知道这个孩子是很优秀的，理应能够做出一番事业。
可是与此同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文官集团的平衡，是关乎这个国家能否继续走下去的核心问题。他甚至明白，一项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主要在于它能否令文官利益集团整体感到满意，而并不在于政策本身是否合理。
正是抱着这种妥协、左右逢源的心态，申时行在各种利害关系上成为了骑墙派，以及和事佬，这显然是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
当了几年首辅之后，申时行更是感觉到，万历皇帝，甚至是整个明朝的施政纲领中，就从来没有什么开疆辟土的想法，也没有多少深度改造社会的意愿，只要能够在基本保障全民温饱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就行了。
因此，申时行坚定了用妥协和调和的态度，来换取国家暂时的安宁。这种圆滑的处世方式，在后来王世贞所作的《内阁首辅传》中得以体现，他评价申时行虽然熟读经史胸中有货，但是从来不会接近危险的悬崖，更不会贸然树起旗帜。
同时，申时行虽然让万历年间一片粉饰太平，但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这个国家的内部已经腐朽不堪，摇摇欲坠了。
骑墙派的申时行也没有落得太好的下场，文官集团不断攻击他首鼠两端的做派，攻击他是个卖友误君的小人，最终申时行只能选择自行辞职离任。
到这里我们已经大体上看出了万历十五年前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便是皇权和文官集团的斗争，以及文官集团内部的利益纷争。同时我们还会看到，那种以文官集团极度推崇的道德观念来取代真正的法治，导致在治国上的种种弊端。
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等文武官员思想家，其实在他们身上，恰恰反映了这些矛盾。
《万历十五年》第三章：张居正（摘抄）
1.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郁寡欢。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燎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2.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外，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这两项目标的出发点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3.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团体至此公开地互相责难。一连串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当初先皇对继承人的问题犹豫不决，在中枢任要职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锡爵身为首辅，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并封的主张，即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时不分高下地并封为王，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们缺乏骨气而作迁就，先皇何至把“国本”问题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后果难于收拾？据说郑贵妃还有谋害皇长子的阴谋，何以不作彻底的调查追究？这些问题，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参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则带有强烈的煽动性。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根究底的决心，而只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口实，把食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子，借此在党争中取得主动。
4.分析上述问题，还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5.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以张居正的精明干练，他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使文官们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后的被清算。申时行不得不把目标降低。他所说的“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就表现了他调和这阴阳两极的方针。他无意于鼓励不法，但也不能对操守过于认真。1587年京察之放宽尺度就是这种宗旨的具体说明。在他看来，嫂子已经掉进水里，决不能再像平常一样保持远距离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就算是降低了标准，申时行也没有能达到目的。有一些自命为体现正气的年少新进，坚持“四书”中所教导的伦理观念，对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其中有一个顾宪成，所提出的抨击尤为尖锐。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决心要检举缺乏能力和操守的官员，而不惜重新撕破申时行所苦心缝补的破绽。申时行的对付办法就是把他调往外省。
6.把传统上规定的天子职责置之不顾，时日一久，万历懒惰之名大著。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惰性来自先天，也有历史学家则怀疑他已经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这些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是下面这样的琐事：万历既已免去了自己参加典礼的麻烦，却在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在消磨时光。每当天气晴和，他一高兴，就和宦官们掷银为戏。他自己做庄家，宦官把银叶投向地上画出的方形或圆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偿还，不中者即被没收。这种细碎的事情表现了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皇帝的这种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7.只有少数最接近皇帝的人，包括首辅申时行，才了解到不同的环境可以为万历的性格和行为带来多大的差别。他从小早熟，在皇太后和张居正的教育之下，他的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的目的。当初他对于臣僚的腐化感到忧虑，自己草拟手诏，禁止官员之间互相馈赠礼物。他对于各种典礼也颇为注重，早朝的官员缺席过多，他会提出质问；掌礼官的动作有欠娴雅，他会表示不快。其后他的懒名一著，臣僚们就谁也记不起他当初的励精图治：命令大学士把各朝实录抄送给他阅览，经常和内阁学士讨论历史上治乱兴亡之迹，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亲临观看官兵的射箭比赛而使陪同他的宦官有好几个人因为溽暑而晕倒。但目前既已如此，过去的一切就统统不在话下了。他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亦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现在要回到本书一开头所说的，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