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忠不死
——方先忠生平追思会侧记
范国强
“一提到方先忠，我的心里就隐隐作痛。多好的一个人啊，这么早就走了。”年逾八旬的唐开云先生，第一个发言第一句话，就不啻投石击水，在全体与会者的心里激起了波澜。
唐老是小城的老文化人了，原在市人大任副秘书长。当年，先忠的老师张宿宗与唐老系湖北日报同事，先忠得唐老引荐才到小城广电系统工作。唐老对先忠也有师生之谊，先忠对唐老更念有伯乐之恩。尤其是先忠在报社担任副总编时，已退休的唐老又被报社请去负责评论文字把关，两人更多了不少促膝谈心切磋文字的功夫。“长太息以掩涕兮，哀先忠之不幸。”此时此刻，唐老借诗咏怀。先忠的英年早逝，对他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这次会议规模并不大，我请来的只是一些与先忠生前相交甚厚并“有故事”的人。在小城已序八秩的老一辈文化人中，与先忠堪称铁打的“忘年交”不少，除唐开云以外，还请来了原市人大副主任黄瑞云教授和资深老报人廖美泉先生。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实去了广东肇庆的儿子家过冬，他在电话里一再向我表示歉意。也是资深老报人的吴汉杰不久前中风卧床，吴老汉在中风前专门写了纪念文字，他本来是要来参加会议并准备在会上发言的。
德高望重的黄瑞云教授，是我电话邀请参加会议的第一人，他接电话后没有丝毫踌躇，答应一定到会。当年先忠与黄教授关系甚笃，先忠出第二本散文集《芸芸众生》时，是请的黄教授作序。黄教授对先忠的文章读得很细，他对先忠的人品评价甚高，对先忠的文才尤为欣赏。他认为先忠最大的遗憾，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倘若先忠能将所写的“芸芸众生”变为一篇篇小说的话，他刻画的那些栩栩如生的小人物形象，是足可以立于中国文学人物画廊的。
廖美泉，人称“廖拐子”，这外号本身就展示了他性格豪放开朗的一面，无论年长或年少者，都可以这外号来称呼他，他也总是乐呵呵笑着答应。但在他发言时，素来出口成章的他却常常无语凝噎。当年在与先忠遗体告别时他代表报社同仁曾撰写了一副挽联：“编窗情泣潸潸血泪揾纵横热泪，春秋笔写芸芸众生悟尴尬人生”，把先忠的两本遗著名字都嵌进去了。这次会上，他又动情地念了这副挽联，表达了他对先忠早逝的痛惜和不尽的感念。
先忠的中青年朋友太多，我也只能代表性地请了。如远在北京的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望清，广州的原资深报人著名作家柯尊解，厦门的原黄石电台副台长柯建新，都因为太远而没有通知。与会者中，尤令我感动的有两位，一位是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授叶同春，他亲自开车从武汉的光谷赶来赴会，比其他人到得还早；另一位是原阳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熊木舟，因这次会议而取消了去宁波办事行程，他提前一天在电脑上购了来黄石的高铁票，风风火火赶到了会场。
先忠的女姓文友和粉丝也很多，许多早年就是报纸的通讯员，她们和先忠均因文章而结识，先忠曾看过或修改过她们的稿子，她们也喜欢读先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这次会议我仅请了陈桂芬和陈雪梅两位为代表，这“两陈”在小城也是知名女作家了，他们对先忠都钦佩有加，敬若兄长，呼之为“好大哥”、“好总编”、“好朋友”，一言以概之“是个好人”。陈桂芬说得形象：“读方总的书，就像是聆听着邻家的一个大哥，在给我们讲着一个个平常人的故事。”
有时，人对人的好感起因就只是见面后的一句话，一件事，或一个动作，一个眼神。而先忠就是那个“见了面便忘不了的人，见了面便想打交道的人（喻卫平语）。”他待人真诚，人们自然怀念他。尽管他已经走了十二个年头，大家却并没有将他忘记。现在的文艺作品不是有“穿越时空剧”么？如果真有可能的话，那该是一幅多么令人激动的情景，我们又可看到先忠那“亲切的目光，和蔼的微笑（黄瑞云语）”，这不禁又构起我“遥想公瑾当年”的那些事了。
我和先忠的相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记得当时交往较密的文友有杜应华、柯建新、叶同春、余立国、彭志雄、江金权、吴望清、胡映良、杨胜桦、黄开才、孙发友等。我和应华同住老市委边宿舍，先忠则住老报社旁边，彼此相距不足半里。有时我和应华晚上散步，总会去先忠家小坐喝茶聊天。回来时先忠送我们到家，我和应华又转身送先忠回去，这样送来送去直到夜半更阑，最后终以黄石港延安路十字路口为界拱手作别，但来日又重复如昨。
先忠待人真诚，不掺杂质。他不会对你用心计，使绊子。你给他三分心，他会还给你五分。我有些心里事征求他意见，他则认真地帮我拿主意，当成是他自己的事情。有段时间，我有事无事踱到报社，第一站总是直上七楼先忠的办公室。即使他手头再忙，也会立马起身为我斟茶。我只知对他倾吐，他总是耐心倾听，从不因我打断他的工作而有丝毫厌烦。直到我意识到耽误他太久而离开时，他也要亲自将我送下楼，目送我走出他的视野。
先忠生性耿直，快人快语。那时我们在一起时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既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事，也有吟诗作文纵酒放歌的雅事，亦有家长里短轶闻花絮的趣事，但却不屑谈论低级趣味飞短流长的碎事。先忠看人论事总有独到眼光，从不为人物表面的显赫而违心发恭维之语，也少因事物表象的明朗而轻易下武断之词。当然由于各人出身和阅历不同，有时也会引发争论，先忠见争不出个是非曲直来便不再争论，为避免伤和气，他总是首先笑挂“免战牌”。
先忠为人谦和，极好打伙。记得有一次周末晚上，我和应华、同春、志雄在我家打“双升”，他袖着手在旁边观战，像个老学究，这边看看，那边瞅瞅，严格遵循“观牌不语真君子”规则，始终面带笑容。同春诙谐幽默，时或妙语连珠，常常逗得大家笑得肚子痛。也真亏得先忠连续几个小时在旁边转得下来。现在想起来，他哪里是无端在耗时间看我们打牌，他是极为看重我们这些朋友难得有时间在一起放松一下的情谊啊。
先忠出身于医生世家，来自于草根阶层，他的文章里充满着浓厚的恤民情结。他深知生活在这个阶层的劳动人民的疾苦，他的心里装着芸芸众生，他可怜这些人的尴尬人生。在他的笔下，他刻画了数以几百计的形形色色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不同小人物。这些小人物中，有医生、教师、民工、演员、家庭妇女、基层干部，但最多的还是他曾朝夕相处的农民。不论是正直勤劳却不走运的好人，还是无赖懒惰破罐破摔的刁民，他都是以一种大悲悯之心，在给予恰切中肯的褒贬以外，更赋予了深度的同情。他不满那个年代的众生态，隐晦地向众生疾呼“再不能那样活”。惜乎他虽用文章形式指出了这众生纠结的问题，却到底没有能提出“应该怎样活”的答案。
关于先忠的英年早逝，我和朋友们曾分析原因大致不外乎两个：一是他工作太累，平时又不注意保重身体。在检查已知得病以后，他仍然坚持与常人一样上夜班。我曾经劝他不要再上夜班了，他笑答别的领导都上夜班，我怎么好意思不上夜班呢。即使在他住院以后，也仍然牵挂着报社工作。“积劳成疾”这四个字用在他身上可说是十分精准的了；二是他处事过于方正，不善转寰，难免遇烦恼事便郁郁寡欢。他儿子正宏也说到“父亲情绪郁结，不能及时释放，终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尤其在他的第一个宝贝孙子不幸夭折以后，那段时间他每提及便以泪洗面，终难释怀。
记得那年春暖花开之日，我们一行文友十三人，相携到江北的散花洲踏春。紧靠江边有片小树林，林中正好散放有十三头牛，或立或卧，竟酷似我们这十三个人的剪影。其中似乎有头病牛，正怏怏地卧在江边。我当时就隐隐有种预感，这病牛该不会对应在我们中间的哪一位吧？不想后来果然就有了先忠的患病。先忠本不应该这么早就走的，他去世时刚刚五十五岁，离退休尚差五年。他生平喜欢京剧，并擅长拉京胡。他曾对我戏约，退休以后要加入到老市委江边的吹拉弹唱队伍，过好轻松潇洒的晚年。不料他却单方违约了，斯人走何以遽？生人情何以堪？
志雄与先忠结识既久，后又在一起工作，他对先忠的情况比我们更多些了解，对先忠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追思会上，他用他略带茗山乡音的普通话深情朗诵了臧克家当年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而写的《有的人》：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是的，先忠不死。在我们这些老朋友的心目中，他永远活着。
（2017年12月27日）
注：据昨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报道，江金权由国资委纪检组长又重回中央政研室任副主任，分管日常工作。有朋友问我此江金权是否上文中提及的江金权？正是此君。江金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在中共黄石市委组织部当科长，其时我在市纪委任调研室副主任。他邀我参与编写《党员教育学概论》一书，由当时的市委组织部长王远璋任主编，他任副主编，由我负责起草《不同层次党员的教育》一章计26000字。此书由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广受赞誉，被中组部评为优秀奖。不久后江金权被调省委组织部，继调中央政研室。此后我们虽曾有过电话联系，但一直没再见过面。
(2018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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