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放假后在家待了几天，实在太无聊了，于是找了份工作。这份工作叫话务员，对，没错，就是那种一直打电话然后一直被拒绝的工作。
我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向家长介绍我们的课程，看孩子需不需要补课。当然百分之九十九是不需要的，只有百分之一愿意听我说完。每天都在重复着“你好，请问你是xxx的家长吗？”“请问你的孩子有在补课吗？”每次说完自我介绍和目的，坐机屏幕上面精确无比地显示十三秒……
这份工作教会我一个道理：做一件不喜欢的事情比无所事事更浪费时间。
在打电话过程中，从家长的只言片语中，其实可以大致了解到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为什么许多家长都不需要再辅导，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排满了，再也抽不出时间了。另外贫富差距也很明显，贫困人家没有多余的钱给孩子辅导，有一位父亲问我，可不可以赊账，如果可以，他很乐意送他孩子来多读点书。我了解到他的孩子现在上的辅导班，就是可以赊账的，我感到震惊又感动，这样的辅导班何其少见！而富人则不必说了，更是早就安排好了孩子的假期生活，各种兴趣班辅导班，从早排到晚，简直比上课期间还累。还有好多孩子出国了，而这些孩子几乎都是去了意大利，我当时纳闷，怎么都是去意大利的，难道是组团去的？至今仍纳闷中……
如果接电话的是父亲，我问他孩子是否补课，许多父亲都会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或者这件事他是不管的，让我打孩子妈妈的电话。
我就会接着来一句：那您说一下他（她）妈妈的电话号码可以吗？
每当他们麻利地把电话号码报给我时，我就忍不住觉得很温暖。
原因何在？
现在人们的手机里存了许多号码，有几个号码是记得住的？想打电话给某个人，翻到名字便可以打过去，实在用不着费力去记号码。
作为丈夫，能毫不迟疑把妻子的时号码说出来，这当是人之常情，也至少证明他用心地去记住这个号码。他把孩子放心地交给自己的妻子，自己则安心在外拼搏。但抛开这件事，从一个父亲的角度去看，他其实并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卢梭在《爱弥儿》里说：一个父亲生养了孩子，只完成了他任务的三分之一。
但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这已经成了一件无奈的寻常事。
2
大一第二学期通史课程里有思修课，给我们上课的是个很胖的中年男老师。在四门必须要学的通史课里，我最爱听这位老师上课，他讲课的案例都来自生活，而他从容不迫又幽默的语气，很容易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住。所以这门课我听得很认真，也十分喜欢老师给我们举的那些或有趣或沉重的例子，我仿佛可以从那些令人惊讶或离谱的例子中，窥见人生百态的一角。老师曾讲过这样一件趣事。
有位读到博士的师姐，个人问题还没有解决。一次她去移动营业厅办一个新的手机号，路上遇见我们这位老师，于是陪她同去。在排队的时候呢，这位师姐后面站了位男生，他拿着手机对办了新号的师姐惊讶地讲，他们的手机号码只有最后一位不同。
晚上这位师姐打电话给老师让他替她出主意，说那男生发信息来，自发介绍自己在哪工作balabala……一看就是想撩她。老师说得嘞，您也甭矜持了，肯定对他有意思，否则干嘛纠结，哪天把他叫出来，我给您把把关，您不就是这个意思嘛。师姐喜滋滋挂了电话。
于是约了个时间，老师陪师姐“相亲”去了。那天老师坐在一个隐蔽的位置上观察这位男生，那两位越聊越兴奋，老师觉得这不就成了？于是很自觉地走了，还很绅士地把聊到忘记时间的两人的帐付了，而那“见色忘友”的师姐早把老师忘九霄云外去了。
后来他们结婚，老师是证婚人。
因为一个电话号码，师姐遇见了她的爱情。
世间相遇千万种，这样的相遇够偶然，于是冥冥之中就有一种必然。
3
我拥有第一个电话号码时，是初二下学期。妈妈把她的电话连同里面的卡一起给我，就安心地把我和弟弟丢在家里，去了外地。
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第一个手机号码，也是最后一个。所以上了大学到外省，我对换手机号码这件事很抵触。我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去换了号码。
我那时觉得这种无奈和人生中的分离没什么区别。
但我还不能丢弃陪了我五年之久的号码，就像如果你有一个喜欢了好久的人，怎么能说放下就一下能放得下呢。我留着这个号码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不过是因为一点妄念不肯罢休，以为岁月可以回头。
一个电话号码，藏着爱过的人，正爱着的人，或者正准备去恋爱的人的名字。爱过的人，无法再拨出烂熟于心的号码；正准备去恋爱的，怀着矜持，又羞于拨出反复咀嚼的号码；唯有正爱着的人，你信手敲出他（她）的号码，通话后张口便可叫出对方的名字，这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已经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自然，你都不知道你叫着他（她）的名字时的样子是多么温柔。
隔着电话你感觉她就在你身旁，你答了一声嗯，问她什么事。她说，没事，就想叫叫你的名字。
你听见她在电话那头俏皮地笑，你也笑了起来。
最幸福的事情之一莫过于，你想叫你爱的人的名字，你就能随时叫他（她）的名字，充满底气，也没有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