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112岁了|“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

汉语拼音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学，学会汉语拼音就是快速使用字典词典，但是你知道是谁发明了中国的汉语拼音吗？

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早年专攻经济，赴日留学，50岁时，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他就是周有光先生，1906年出生的他已经是112（虚岁）岁的高龄，但却依然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祝福刚过完生日的老人健康。

周有光先生

“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他们周家在祖辈的经营下，日子过得充盈，道光年间太平军风云四起，周家将全部家底拿出来，曾祖父誓死守城，最终失守，无奈自尽，万贯家产化作乌有。1923年，他中学毕业，家道中落，原本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要不我就去师范学校吧，反正都一样的，在哪里都可以学习”他也很无奈。但是亲友们都不舍得让他放弃这个机会，于是凑齐了学费，他才得以继续上学。

周张

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由于经济原因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向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入狱，他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他却被指定研究语言；他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却很坦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

1933年4月30日，他与张允和结为夫妻。他自己把曾经将长达八年的恋爱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就是恋爱阶段。当时她(张允和)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我在杭州教书。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是那种细水长流的感情。”或许正是这份柔柔的感觉，让他们的爱情流淌了近70年，直到妻子去世。

周张

在朋友眼中，他们是模范夫妻从不吵架，但是他说我们也会吵架，但是我们吵架不会大声骂，也不会冷战，不会一吵就好几个小时不说话，吵上两三句就完事了，所以大家觉得我们从不会吵架一样。

“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

“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解放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中国的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或许今天的年轻人无法体会到汉语拼音、文字改革的重大作用，但在他的眼中，中国的“语言现代化”让如今的普通话成为了中国人共同的语言。“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领导普及普通话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

80岁，生命重新开始

《百科全书》这套丛书仿佛是我们小时候必读的书。现在也是寒暑假的必备之选。其实，百科全书的情结也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我当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每门课程完成了，老师会指定学生读课外读物，其中很多都是百科全书。”他说，像《不列颠百科全书》有两百多年历史，由四千名学者编写，作为大学生的课外读物最方便。“《百科全书》任何问题都回答得准确、简明、扼要，是世界上有名的人写的，不是普通人写的。可惜我们中国人向来没有百科全书这个概念。有生之年真的想给中国带来一本《百科全书》”

“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不过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当时的情况所限，现在的百科全书已经非常庞大了。所以沈从文也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周百科”。80岁时，他决定让生命重新开始。他把80岁当作0岁，由此递加计算年龄。92岁那年，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至今他还经常挂在嘴边。

“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

如今的他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但这位“世纪老人”仍然笔耕不辍。百岁过后，他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这些书籍在思想上过激，基本被列为禁书）。2013年，他曾在纪念自己华诞的座谈会上通过视频向大家问好。他在视频中说到读书，称读书要和生活发生关系，如果读了书不能立言，就白读了。他还幽默地说：“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

他还提到了新潮的电脑。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仰仗着电脑的高效率，自己才能在八十岁高龄之后重新修订了《比较文字学初探》等学术著作，又创作出了《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新作。他认为，汉字书写能力的退化，并不应当归咎于电脑，毕竟电脑的好处多于坏处，“电脑用来处理文字是好事情。”

“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这是后学者对周有光的评价。当世界各地出现了“汉语热”时，一些人推断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而他却说：“汉语的国际地位，应当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要想改变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这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风度。

PS：周有光于1月14日去世，看来上帝想起他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