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02酒徒《男儿行》

很奇怪我居然会为一本穿越小说写读后感。

酒徒的这本小说居然能够在2016年力压热门的《雪中悍刀行》成为当年的网络小说榜首，不得不说还是有原因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在于，酒徒在这本以“穿越”为背景的小说中，尽可能的传达除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试图用这种观点，去“加快历史进程”。与《晚明》或《临高启明》不同，后两者像是一款即时战略类的网络游戏，而它，更像是一次思想实验。

“男儿行”出自九五年山大的一个笔名叫仇圣的“愤青”的一首打油诗，该诗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名字——《血洗小日本》，由此可知这首在抗日神剧如此泛滥的年代，这首打油诗显得颇为普通。第一次知道这首诗是在刘猛的小说中，他引用了诗中的“男儿行，当暴戾。事与仁，两不立。男儿当杀人，杀人不留情。千秋不朽业，尽在杀人中”。初读热血沸腾，但一旦血凉了下来，倒是把自己惊出一身冷汗。

这本书中作者想表达的东西，同样能让人细思极恐。

它讲述了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宅男朱大鹏魂穿到明末，附身与一个叫朱八十一的屠夫身上，恰逢徐州芝麻李起事，被裹挟而起，凭着自己多了六百多年的历史知识和现代科学知识，成功取代了历史上的朱元璋（朱重八，朱六十四），登上帝位。由此可知，这是一个俗套的穿越故事，它的结局甚至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那么，这本小说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的思想。

酒徒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民族主义者，这点毋庸置疑。他让主角穿越到了元末，而当时最大的社会矛盾，便是“民族矛盾”，宋濂起草的《谕中原檄》中所提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便是主角朱大鹏的行动纲领，之一。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与朱大鹏一样，有着二十一世纪特有的灵魂，虽然在网络上总有这样那样的关于某些民族的争议，但真正进入元末那个“民族纠纷”的时代，恐怕网络上最狂热的“嘴炮”“地图炮”们都要被认为是彻彻底底的“和平主义者”。同样，刚来到那个世界的朱大鹏总是以一种“局外人”的姿态去看待，仿佛压根不想与当时的人发生任何关联。不过很快，酒徒就安排了朱大鹏以及看书的作者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民族主义觉醒”。鲜血是最好的“民族主义”最好的催化剂，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现代文明所培养的“和平主义”“国际主义”思想看上去在屠杀与鲜血面前不堪一击。当主角朱大鹏面对城外蒙古人对汉人的屠戮时，他终于从二十一世纪的宅男朱大鹏蜕变为十四世纪的屠夫朱八十一，这是比“车祸”“坠崖”“雷劈”等俗套的“穿越手法”更为有效的一种让读者产生更强烈的“穿越”代入感的方式。由此，本书成功的开启了民族矛盾这一条贯穿始终的最重要的主线。事实上，很多穿越小说的基础便是“民族主义”，如前面提到的《晚明》《临高启明》，以及更早之前的《窃明》，甚至于并非那么激烈的《新宋》。在这些小说中，作者往往试图为了改变一些历史节点中的“民族悲剧”，大多采用了一种强化民族对立的手法，试图意淫出自己“解民族于倒悬”的姿态——网上的一些“皇汉”思想，大抵如此。

但是在这本小说中，作者比这种思想要更进一步。因为作者从民族矛盾入手，真正揭示的是当时隐藏在民族矛盾外壳下的“阶级矛盾”。

面对当时汹涌的民族矛盾，作者提出的是——蒙古人之所以把汉人不当人看，甚至一个蒙古人杀死一个汉人只需要赔偿两头驴，并不是因为杀人者是蒙古人，被杀者时汉人，而是因为当时以“四等人划分”为代表的阶级矛盾，剥削阶级对于被剥削阶级有着传统道义上的必然性，这种阶级对立甚至不仅仅限于蒙古人之于汉人，同时还包括汉人的士绅阶级对于普通大众的阶级压迫。正是基于这种理解，酒徒给了主角“朱重九”这一个名字，意味着给历史上的“朱重八”多上一重。历史上的朱元璋依靠士绅阶级的拥护，驱除鞑虏，恢复了中华，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对于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桎梏，还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譬如还是宋濂的那篇檄文中所说道：“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但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性，朱重八或许能够有民族平等的理念，但必然不可能有“人人平等”这一大逆不道，惊世骇俗的理念——这一重，便是朱重九比朱重八多出的那一重。

由此，酒徒的这本小说披着的是“民族矛盾”的外衣，写的，却是“阶级斗争”的事实。朱八十一在努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对新的生产关系进行探索。

朱八十一不想做朱元璋第二。因为开了上帝视角的他知道了后来朱元璋的残暴，以及两百多年后民族矛盾的再次爆发。同时，他也知道五百多年后的一天，在西北的某个小地方曾经有两个人谈论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所以，他试图去让历史提前六百年，跳出这个怪圈，让“人人平等”的观念往前推进六百年。而这个概念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难题，便是固化了一千多年的阶级。

现在大家都谈“阶级固化”的问题。之所以大家对阶级固化表示愤懑，并非是因为阶级，而是因为固化，说的更直白一些，是自己为何没有固化上去。士绅阶级与普通百姓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对立，而且，二者之间的对立并非简简单单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因为士绅阶级本身的来源，往往有可能就是普通百姓。在现在，X二代，X三代们稍微有些高调，便会被人们嗤之以鼻，而在古代，一个打下天下的帝王如果不让与自己一起闹革命的同志标名凌烟，荫及子孙，便会被视为暴君，被人骂做事独夫民贼。所以，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推翻了身上的剥削阶级后想的不是大家一起平等相待，而是成为别人的主人。而要打破这种循环，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敲碎其中的士绅阶级。

而这，恰恰是左派最核心的思想纲领。

然而这真的有用吗？贪婪和私欲是人类的本性，在真正的“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到来之前，似乎永远也无法解决，所谓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美好愿景，只不过是六百年后的一个老人的期待罢了。虽然朱重九始终避免如朱元璋一般的残暴杀戮，避免如苏联肃反一般的斗争扩大化，但他却依然成立的如锦衣卫契卡一般的特务组织，依然迫不得已的考虑为了崇高的目的选择卑劣的手段是否值得这一现实的问题，甚至在革命成功后，也不得不成立由退休干部组成的权利大到没有边际的“功勋院”。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历史的走向并未随着朱重九的到来而发生太大的变化，吏治依然在朱重九的执政后期“清明不似立国之初”，崇祯皇帝“朱文渊”并非如另一个时空中那般吊死在煤山，却在群众运动的围攻中失足落水溺亡，而第一颗人造卫星，也同样需要在六百年之后才能上天——那么，朱重九最担心的“自己的到来不能给历史带来任何改变”，真的变成了事实么？想想历史上，那些想打破固有阶级的人所做的努力，朱元璋想通过恐怖的杀戮来恐吓他们，最终自己被骂做暴君，雍正推行的“官绅一体纳粮”的制度尚未完全推行，便落得臭名昭著，还有那个报着美好愿望的老人，似乎最后也只能遗憾而走，功过任凭说。

《男儿行》就像是搭建在历史上的一座空中楼阁，酒徒本着务虚的精神，试图向读者描述这座阁楼的斗角飞檐，雕梁画栋。他没有空谈议论，而是本着基本史实的立场，一点点的添加自己的精巧或拙劣的设计，虽然是一次思想实验，但在读者看来，这座奇形怪状的空中楼阁的地基，却清晰的搭建在从元末到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历史大变迁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