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

                                                                       突然开始写故事

                                                                                 

                                                                            烧      卖

清晨6:40分，闹钟还没响，我已经洗漱完毕。站在盥洗室的镜子前端详自己刚刚过完三十岁生日的脸。眼神虽有倦意但仍算清澈，两颊的肌肤还未松弛，腮帮子附近青灰的胡渣印是成熟的标志。“还好，像个男孩子多过像个男人”。心头掠过一丝侥幸的窃喜。

一边打着领带一边透过镜子看着背后床上安睡的妻儿，这个点他们通常还在“苏州”，离“回上海”还有一段距离。平日里都是妻子为我耐心地系上领带，然后奉上几句“出门要小心”、“早点回来”之类关照的话语，今天自己动手，反而有些不适应。和领带纠缠了整整20分钟，终于整装完毕。临出门前再次查看手机短信——今天的任务是：“谈判代表”。

驱车半小时后到达了招标现场，我不明白为什么招标会要选在大清早开，但眼前的大厅内已经坐着好几家供应商了。他们跟我一样，眼带倦意。有几个神情紧张，片刻不得松懈的样子，显然是新手；有几个则是趁着招标方还没到的功夫，见缝插针地原地打起盹来。

我找了个空位坐下，和身边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攀谈。虽然聊天内容不涉及招标，但从他们谈话的语速和自信的表情中我可以看出，他们志在必得。“呵，幼稚。”我内心对他们嗤之以鼻，但表面仍是装作一副看不清对方底牌的样子。其实中标者早已内定，我的任务是打败这些竞标者然后再假意输给我的金主，让中标看起来更合乎情理。我只需要当场脱稿复述对方事先拟定的方案，并适度回应专家团的疑问就好。这其实并没有难度，所有的提问都在金主设想的范围内，即使超纲也没有关系，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再加些专有词汇显得自己很专业的样子就能让那些自以为是的老行尊们云里雾里。然后我的任务就是等待劳务费到账了。忘了说了，我是个演员。

今年的第二个任务是扮演爱猫人士，作为爱护小动物协会针对最近发生的用猫肉代替鸭肉事件抗议游行的领头羊。我想，吃到假鸭肉的人不向食品卫生部门抗议，也许是因为他们正在为吃到的不是老鼠肉庆幸。

我负责头戴白底红字的布条，脖挂贴有各种可爱小猫照片的泡沫板，手举高音喇叭，站在被电视曝光的黑工厂前喊口号。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感人肺腑，游行队伍中的人们情绪被我肆意地调动着，我为自己的高超演技沾沾自喜，要是他们知道前些日子电视新闻里那个为猫扒皮的黑工厂师傅也是我演的，会有怎样的表情。

“这都是些什么肉？”

“猫肉。”

“我看你这里这么多，得有几百斤吧？”

“一百多斤吧。”

“一天就有那么多吗？哪里搞来的？”

“他们有的是办法，我们只负责杀。”

说完我假意抓着死猫的尾巴，把它倒吊着往装有滚烫热水的大锅里涮，三上两下，然后把冒着热烟的尸体捞出，放到砧板上开始刮毛。

“这猫肉别人吃不出来？”

“吃不出来，冒充鸭肉，果子狸的肉都可以，都是客人说了好吃饭店老板才再来订的。一般冒充果子狸赚得比较多点。”

“那这一天能赚多少钱？”

“这个嘛……不好说”我照着设定好的剧本，带着暧昧的笑容，装作讳莫如深。

报道的内容是真的，只是黑工厂在记者决定暗访前就收到消息人去楼空。整个“暗访”采用针孔摄像头拍摄，画面噪点多，镜头晃动不停，全程没有露出我的脸，唯一的难度就是我必须去模仿当地人的口音。只要瞒过审片的眼睛，记者们就能交差了。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游行的结局自然是不了了之。没有人真正愿意和没有法律保障的事情较劲。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一对父母架着他们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来到我的咨询室。他们因为在儿子的手机里发现他与其他男子的亲密照而认定孩子是受了刺激，有心理障碍。母亲声泪俱下，父亲神情凝重，孩子沉默不语。我让他们放心，我答应他们会“治好”他们的孩子。夫妻俩走后，咨询室内陷入了令人尴尬的沉默，仿佛连空气都凝结成冰。我等着他先开口，但我知道他只想开溜。男孩的个子已经超过了1米8，从外表上来讲，已经是个成年人，但内心依旧如青春期的孩子般叛逆。“我没有病。”长时间的沉默后他终于选择开口。“我知道。”他的眼睛里有道光一闪而过，“爱是没有对错的。”他补充道。他比我想象的勇敢，也比我想象的幼稚。

在此后的“咨询”中，我诱导着他说出更多的故事，适时地表达着我对他的理解。他从一开始的抗拒到后来的主动，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给他提的建议：听说你准备出国，不如找个跟你一样的女孩子结婚，然后定居海外。于你或是你父母而言，都是个满意的答案。与其说我在“治疗”他，不如说，我们在密谋策划。我教他如何在父母面前瞒天过海，他也配合地在他父母面前装作一点点“痊愈”。

他的母亲偷偷地带着礼物来感谢我，并告诉我孩子的父亲如何如何不能接受孩子是同性恋的事实，之前在家里，父子两人的关系如何如何恶化，而如今他们的关系开始缓和。她时不时地向我打听“治疗”过程的细节。我说，出于职业道德，我不会透露患者的隐私，请她谅解。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可笑。引导话题、出谋策划、称呼受访者为“患者”……这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做的事，当然， 这并不影响我作为一个演员的职业道德。

男孩听了我的话，学着用两套面孔做人。作为一个演员，我对我的授课内容充满自信，果不其然，男孩不久后就终止了咨询，他表示他已经可以自由切换这两种角色——外界认可的自己和真实的自己。咨询终止后的第二天，男孩父亲亲自上门付清了尾款，谢谢我保全了他的面子，也谢谢我保护了他的孩子。我说，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有做，剧本是你写的，我只是照本宣科，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我评判不了，我只是个心理咨询师。“你可真入戏啊！”他放声大笑起来。

“可以在这里坐下吗？”女孩穿着一身桃红色紧身无袖连衣裙，一手端着咖啡杯，一手将肩后棕褐色大波浪长发撩到胸前。没等我说出那句“请坐”，她便自说自话地在我对面坐了下来。“你一个人吗？” 她放下咖啡杯，转而将双手交叉在胸前，时不时地用食指拨弄着她的卷发。

她年纪不大，穿着打扮有超出她年龄的成熟，但倒也算的上略有风情。见我不回答，她进一步将上身向前倾，几乎霸占了桌子原属于我的那一边，眼波流转，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我决定学着她的样子，将双手环抱胸前，上身向前倾，做出要与她耳语的样子，她也很识趣地将耳朵凑过来。透过她的发丝我闻到了淡淡的蔷薇花的味道。还未等我回答，“叮咚”一声，她的手机屏幕亮起，却未显示任何信息。这是演员之间收消息的方式，用了特殊的加密装置，只有用户本人才能看到消息内容。在任务进行时暴露自己的身份，显然这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我识趣地靠回椅背，切换到木讷的程序员角色。开始将话题带入无趣至极的境地。几分钟后，女孩兴致索然地离开。

我当然知道她的金主是谁，只是我情不自禁开始思考她的问题——我是谁？

我是谁？是展会上滔滔不绝的讲解员、是政府门前义愤填膺的抗议者、是病床前声泪俱下的私生子、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好丈夫、好爸爸？这些仅仅是我在某一特定时期所扮演的角色罢了。有些为我带来丰厚的报酬，有些则是无偿的义举。我得意于自己在一个个性格迥异的身份间切换自如，却从未意识到在角色扮演的游戏中丢失了属于自己的身份。

它也许丢失在街角、丢失在码头边、丢失在飞机上……任何一个路过的拥有演员天赋的人都能把它拾起，然后扮演起我的角色，于是他成了我，而我却没有了身份。我是谁？我是谁？这个问题就好像天坛公园里的回音壁，在我脑海里不断响起，可我除了偏头痛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生活，在一个又一个角色的无缝衔接中继续，我依旧是任何人，除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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