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两张剧照。
堆积如山的眼镜，还有堆积如山的盆碗。
永远失去了它们的主人。
你想到了什么？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鞋子。
今天要说的这部电影，题材有些沉重。
战争。
但它的角度很不同，没有战场上的血雨腥风，而是讲在战争中，个人的良心如何裂变、迷失和幻灭。
名字也很奇怪，叫——
《战争天堂》
Рай
这部去年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作品，给人第一印象，妥妥的高格调。
黑白画面，4:3画幅，故事发生年代的标配。
此外，画面时不时出现闪烁、划痕、噪点，如同年久失修的资料素材。
模糊了虚构与历史的界限。
人物不时坐在镜头前，自我陈述。
他们在向谁坦白？
答案稍后揭晓。
朱尔斯。
二战德国占领法国之后，有人加入抵抗军，也有人像朱尔斯那样，归顺德国。
他当了民族的叛徒。用我们的话说，是个“法奸”。
其实，没人打心眼里喜欢侵略者，朱尔斯也希望德国战败；可是一旦德国战败了，他更害怕，因为会被同胞清算。
如果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输了，我们会如何
有天，他逮捕了一个俄国贵妇，因为她藏匿犹太儿童。
她对他说：放了我吧，怎么样？
朱尔斯很吃这套：那，明天就约定了。
当天，朱尔斯和儿子外出徒步。
一把手枪顶在他的后脖梗子上……
奥尔加。
她就是那个俄国贵妇。
第二天，她没等来朱尔斯，等来的是把她遣送集中营的人。
奥尔加出生在1910年，6岁时，她随母亲避走西欧，那是十月革命的前夕。
当年，像她们一样的俄国流亡贵族还有很多。
这没有改变她贵族的底色，奥尔加成为了一个有文化、有思想、作风摩登的女性。
轻而易举就能俘获少男心。
赫穆。
全名赫穆·卡尔·奥托·迪特里希·凡·温德·祖·阿克森贝格。
长得快断气有没有？这是传承多代的旧贵族象征。
他出生于1915年，一战初期，那是德国盛极而败的转折点。
他满心是对贵族精神的怀念——
细数祖上有多少“伟大的人”，其中父亲1914年横渡多瑙河，1916在那慕尔附近作战，两度声名远播（都是一战著名战役）。
满脸都是对当下鄙俗社会的嫌弃——
我意识到德国将立即掉进深渊，要沉到令人作呕的泥潭里，每个正派的德国人都很失望，我找不到逃离的办法，我们的希望没了。
个人的失意、家族的没落、国家的衰败，连成一体，唯有抓住战争的机遇才能重整旗鼓。
怎样实现德意志的伟大复兴呢？
赫穆决定加入纳粹，一起为构建那个“天堂”而奋斗。
后来他平步青云，一路升至军官，被领袖接见，受命去集中营扼止那里的腐败现象。
在集中营，他一眼认出了一个女囚，仅凭她的背影——
那不是我曾经的女神奥尔加吗？
这三个人物，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们的阶层，各自的国家，勾勒出战前欧洲的社会变迁和文化思潮。
《战争天堂》最奇特的就在这——
当故事看，闷得要死；如果对历史背景有一定了解，会看得惊心动魄。
回到开始的问题，这三个人，到底在接受谁的审判呢？
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身份不同，却穿着同样的衣服，背景空无一物。
奥尔加最后哽咽道：“现在我除了我的神，无所畏惧。是的，我犯了罪。”
一道圣洁的光芒笼罩了整个画面，恍如白昼。
一个画外音突然响起——
你什么都不用怕，进来
原来，这是每个人死后，平等地接受上帝的审判。
而电影的原名，就是《天堂》。
回想此前，其实上帝的眼睛无处不在——
比如奥尔加在朱尔斯的办公室，镜头拉高形成俯视，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被审讯了的审讯”。
二流的电影，说故事；一流的电影，拍人性。
导演甚至不惜以审判打断叙事，停下来，对复杂人性进行起底。
单拿纳粹军官赫穆来说，不同于一般的邪恶符号，他被真正还原成了一个人。
在这一个角色身上，就演绎了卡普曼的“戏剧三角形”——
他同时是迫害者、受害者和拯救者。
首先，迫害者。
先在东线战场上跟苏联人打，助纣为虐了五个月，负伤而归，获颁橡树叶国王十字勋章。
后被调到集中营，调查官兵腐败问题。
他眉飞色舞地描述，这里批量的杀人计划，堆积如山的尸体，超负荷运转的焚尸炉……
令他最受不了的，却是犹太人衣服上的气味。
无所谓的神情，撇得很干净，完全忘了被动的恶跟主动的恶一样是恶，自己也是帮凶。
其次，拯救者。
第一次出手，救下一个有1/4犹太血统的女人。
刚开始拒绝，拽拽地冲着求情的老邻居，“我希望你能意识到你哥哥的生活方式不配为一个德国人”。
即便后来出手，初衷并非救助犹太人，而是帮德国人的忙。
被救的犹太女人感激地亲吻他的手，他的脸上满是厌恶和不耐烦。
第二次出手，救下昔日女神奥尔加，出于自愿，甚至为之触犯禁忌，弄到逃往瑞士的通行证。
但这发生在以爱之名的“胁迫”之下，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交易。
集中营就是生存的最hard模式，当初被偷香皂，后来被偷鞋子——
一组细思极恐的呼应，香皂象征女性身份（或者徒有其表的贵族身份），在入狱时被剥夺了；鞋子则象征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又在集中营被剥夺了。
两次被偷，让奥尔加从女人变成无差别的人，再从人变成动物。
当有人死去，她本能地扑过去，像只捕食的野兽，边跟他人扭打，边脱下死者的鞋，自己穿上，然后淡定地坐在一旁继续吃饭。
而赫穆恰恰利用了奥尔加最窘迫的处境，如神降临，把她拉出泥潭。
她说，我就开始想着口红，我的头发和皮肤，只是不用再担心食物了，很快就从动物变回了人类、变回女人。
赫穆的第三重身份，受害者。
前面说了，他是一战后随国家一起走向没落的旧贵族。此时，希特勒出现了，提出复兴德国，提出建造崭新的世界，一个“我们”的天堂。
对于这个“天堂”的信念，是不是坚不可摧的呢？
不。
质疑不是发生在直接接触死亡的时候。
一次他和朋友聊起契科夫，说这位文豪当年的未婚妻也是犹太人，就是在这座集中营死去的，她已经67岁了。
赫穆听完，神情恍惚。
他曾说过，自己要靠俄国文学才能逃避现实。但现在，文学和现实以这种方式，撞上了他。
这位朋友就像折射赫穆内心的镜子，已到借酒浇愁、疯言疯语的地步，“你看到他们了吗？我们杀掉的那些人的鬼魂，他们就像团团迷雾，他们会出现在大树之间”。
描述的不正是赫穆之前经历的事情吗？
浴室那场戏，脱下军装，卸下身份，回归单纯的人类本体。
他的纠结和迷茫，在不停抓紧肩膀的小动作里一览无遗。
这一刻，他脆弱得像个新生的孩子。
而奥尔加，对他而言，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一份人性的寄托，跟当他钟爱的契诃夫一样，是旧时美好的象征。
命运并不因他残存的一点良知就饶过他，而是狠狠补了一刀。
听说赫穆要把她救出集中营，奥尔加随即两眼放光，手指颤抖，一副欣喜若狂的反常神态。
认为他仿佛是上帝一般的存在。
你是对的，你们是伟大的国家，优等民族，我会跟着你
一个曾经有魅力有智慧的女人，竟信奉了纳粹的谎言，那是连赫穆自己都质疑的谎言。
她疯了，赫穆最后的精神寄托也崩塌了。
退路已被堵死，逃避、忏悔都帮不了他，他就像个入戏太深的演员，只有继续磕磕碰碰一条道走到黑。
上一秒，昂着头，故作高傲，“我们犯了罪，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以此为傲，这是我们做出的牺牲”。
下一秒，低着头，不敢正视前方，故作漫不经心，“现在准备背叛大义的，不仅我一个，我们都一样，无一例外”。
最后，他彻底相信了所谓的“大义”和“天堂”。
请保佑德国天堂，即使我们注定要进地狱，如果我们的大义不能成功，只有一个原因，它太完美了，人类还没准备好接受完美。
邪恶分很多种，愚昧无知，是为悲哀，如《朗读者》汉娜；盲目从众，近乎懦弱，如《穿条纹衣服的男孩》科特勒中尉。
但最可怕的邪恶，是明知是恶，却要笃行。
在疯狂的20世纪，有无数人相信领袖就是上帝。
相信人类可以在地上建起天堂。
只有上帝知道——
人类疯了。
从人到鬼，从挣扎到自欺欺人，赫穆的心路历程，带来不亚于恐怖片的心理惊悚。
绝不要相信完美的“超人”。
也别破罐破摔地说人都没救了。
记住电影中的这句话——
“邪恶的生长无需任何人帮忙，但善良则总是需要最后使劲推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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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助理：吃下水的美人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