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弘扬拍卖有限公司——韩天衡收藏杂说之砚台

韩天衡的名字，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艺坛上一直是响亮的。他的艺术视野遍及篆刻、书法、绘画、鉴赏、收藏、教育、公益等诸多领域。起步之早、范围之广、影响之远，在当代艺坛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一位修养深厚的艺术大家，他的篆刻奇崛、瑰丽、多姿，早在20 世纪70 年代就被赞誉“为现代印学开辟一新境界”，是公认的当代印坛一面高举的旗帜。其书法、绘画皆能深入传统、相互融通、变化气质，又极见个性创新。他理性思考、精于思辨，对篆刻史、书法史、绘画皆有自己的见地与发想。并将这些经验与心得转化为“传道授业”的教化能量，桃李春风，泽被四方。

韩先生从年轻时就致力于书画杂件艺术品的收藏。非以“增值”想，只是出于热爱、学习的初衷。而这些当年用工资、津贴一点一点购得的“旧物”，在今天已成为难得一见的“国宝”。难能可贵的是在2011 年，他将1136 件书画和古董连同自己的200 余件力作无私地捐献给了国家。丹心一片，义薄云天，体现了一位艺术家自觉的历史担当和崇高的责任感。

韩先生谦和平易，奖掖后学。并以自己的广泛影响力在世界各地弘扬中国文化与艺术，极见赤诚。坐落在嘉定、以他名字命名的“韩天衡美术馆”也正在发挥它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并渐至成为沪上文化与人文的“新坐标”。

在新春佳节期间，我们将连载《艺术品》期刊的“艺术·生活”栏目“藏杂·杂说”文章，除首篇外，其余皆是《艺术品》编辑们从韩先生微信平台上的日常片断中整理而来，以飨读者。在这些篇什里，我们将看到他与老一代书画家的艺术因缘和人生际会。谈艺术、说收藏、道人生，勾勒出一段二十世纪中叶艺坛耆旧的轶事与趣闻。丹青翰墨，烟云供养，尽显人间高谊。在此，向韩先生致谢，也恭祝大家新春快乐！

清翡翠砚

吾少好弄翰，70 年前，墨膏、墨汁的生产尚属初生期，书画挥运无不以砚为用，以砚为基，作“人磨墨，墨磨人，磨墨人”之无尽止的耗磨时日。砚多为石，“石不能言最可人”，正是在斗转星移的悠悠岁月中，我对砚石产生出伴侣般的依恋情结。

沈秉成商玉鳖砚

“吾生无田食破砚”，农之生计在于田，儒之生计在于砚。砚、田是等量齐观的，故“砚田”之说亦由来久矣。细细思忖，文房固称四宝，笔、墨、纸、砚，笔易损，墨易耗，纸则是字的载体，虽此三品之藏家代不乏人，然毕竟是易耗之品。唯砚之为物，坚而寿，能久用，可传世，留汗臭墨香，历酸辛甘苦，寓人事沧桑，遂成文士须臾不离、情深意笃之忠贞友伴。从这几层意思生发开去，足见古来文士之爱砚、藏砚、玩砚，且生瘾成癖之理所当然。

清乾隆嵌八宝砚

砚的产生，当在早而又早的上古时代，到唐宋时期，砚的身价已很显赫。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曾撰有《砚谱》，记录了彼时产于端、歙之砚以及绛州角石、归州大沱石、青州红丝石、虢州澄泥等砚品九种。宋大书家米芾著有《砚史》，列有用品、性品、样品三节，考订古今，论性之优劣、形之繁简、制之嬗变、石之产地，言之凿凿，俨然是专家里手。自北宋至晚清，文士所撰砚之著录，有影响者即不下五十种，可见千年以来好砚之风代代相承。

程十发、韩天衡铭清初骑象罗汉端砚

因自小所处家庭环境，我在孩提时就恋旧好古。明知这会使自己成为跟不上时尚的“落伍”者，好在时代毕竟给了每人一片耕耘的“自留地”，我渐渐痴爱起砚台来。少年时代把玩的那几方砚，伴我走过天南地北，乃至于偕之从戎海疆，共度过浪高涛急的多年海上生涯，至今依旧毫发无损地依偎左右。仅此一例，也足见我的爱砚之笃。其实，再往深处里想，情深意切是双向的，这硬冷的石头岂是不通灵性之物？它同样有物化了的人格、人性。爱砚、藏砚，是我之论它；以它论我，它所爱，所蓄的，也正是不弃不离、日长天久的那份执着而温着的感情！

清康熙余甸林佶铭端石供砚

我之收集旧砚，主要在本土和东北亚与东南亚一线。缘于砚的使用和收藏皆不出东亚文化圈，尤为素好书艺的东瀛人士所好。几百年来流出的佳砚何止千万计，如1917 年吴昌硕的挚友沈公周殁，其一生延请吴氏题刻铭文的一百五十余方石砚即被精明的日本人席卷。在日本，无论是街头古肆，还是书家斋馆，能见到的好砚是远胜于国内的。在异国他乡摩挲这类佳砚，大有与流浪街头的旧友相拥而泣的欣喜，其间自然也掺杂些莫名的酸楚。

陆俨少画李卓云刻荷叶大西洞砚

也因在日本之佳砚甚多，我所集藏的砚台，有半数来自东洋。记得二十余年前，在东京的一爿古董店里购得一方价廉而品优的端砚，那瘦骨嶙峋的老板询问我是哪里人，我要他自己猜，他猜了香港猜台湾，猜了韩国又猜东南亚……最后，他泄气般地说“猜不出了”。当我告诉他我来自上海时，他居然神经质地狂吼起来，并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我问身边的翻译，他怎么变得这样激动，翻译告我，他说的是：“从来是日本人到中国去买古董，还从没见过中国（大陆）人来日本买古董。”说来有趣，花不多的钱买了一方东流的旧砚，居然会为中国人争回了脸面。事实上，收藏与故事是如影相随的，收一方砚，何止一个故事可讲。

汪士仿铜镜砚

清康熙老坑黑端蘑菇砚

作为好砚者，我收集砚石，大致从三方面考虑。其一是溯源，从砚史的角度去搜求，从砚的发展演化脉络上去考虑。如汉时的平板砚，虽已有了许多装饰成分，然而，使用时多为墨丸加胶后研磨，书字不大，用墨有限，故砚多作无边栏的平板状。其后，晋之多足石砚、陶砚、瓷砚，唐之箕形砚、风字砚、三彩辟雍砚，宋之抄手砚、铁砚、暖砚、双履砚、盖砚，元之铁砂砚、鱼化龙砚，明之井字砚、石渠砚、巨型状物砚，清之漆砂砚……自古迄今，斑斑可见地显示了因时代、气候、地域的不同而显出的审美之异。在砚的大千世界里，大致地说，宋以前，砚之制以实用为主，制作大都不求繁缛；宋以后，砚之制因文士的爱好有加，讲究石之细润，品之珍罕，故制作之工、用心之专远出于实用。明代制纸尺幅扩大，要书写大字、榜书，大型砚遂应运而生。至清代，显贵之族，于砚之制，每由巧匠施艺，鬼斧神工，精妙绝伦，诚可作书斋案头清供，值等金玉，与实用则无涉，有些佳砚，甚至从未沾染墨香。砚者，研也，从这意义上讲，这样的砚是枉称为砚的。

清乾隆菊花大砚

清水洞麻子坑美人芭蕉端砚

我收集砚石，其二是求其品类。作为文具之砚石，当以发墨且不伤笔为佳。广东之端石、江西婺源之歙石( 婺源民国时始由安徽划入江西)、甘肃之洮河、山西之澄泥都是公认的名品。不过，名品中也有高下之分，端之水坑大西洞，歙之眉子、豆瓣、玉带、枣核、雁湖，澄泥之虾头红、鳝鱼黄、蟹壳青、鱼肚白，更是名品中的名品。中国地大物博，可以制砚之石远不止百种。如米芾提到过的唐州方城的葛仙公岩石，温州华岩尼寺岩石，苏州褐黄石，通远漞军石，夔州黟石；欧阳修提到过的绛州角石，青州紫金石、红丝石，归州大沱石……此外石品亦多多，如驼基石、徐公石、松花江石、龙头山石，皆是制砚的好材料。以上是从石材上作简括的归纳，石材之外还有用金、银、铁、铜、玉、水晶、玛瑙、翡翠、陶、瓷、竹、漆等制砚的。在明季，即有别出心裁用硬木制砚的，其所取材有伽楠木、紫檀木、黄花梨、榉木等。而即使同一石品的砚，也因其间花色的有别而各具价值。以端砚论，因其间有火捺、胭脂晕、鱼脑、翡翠斑、青花、冰纹、金银线、蕉叶白、玫瑰紫、玳瑁斑、鸲鹆眼、白玉点、玉带、虫蛀等名目的存在和各具差异，都值得收藏。就以品类之多及其形质的同中不同，藏家之收藏欲也是永无尽境，永无满足的。

清康熙吴历铭、图自用鳝鱼黄澄泥砚

我收集砚石，其三是求其名品。名品者，除却材质外，还附加有诸多的条件，如砚之制作者为大名家，如梁仪、顾二娘、汪复庆、张太平、陈端友等，也包括当代之制砚名家刘硕识、杨留海、林文举、李铁民、方见尘……此为一种；砚为古今之名人题字署款者，如所收祁豸佳、吕潜、吴历、查升、林佶、余甸、丁敬、高凤翰、王文治、吴昌硕、郑文焯署款或造像砚；或为黄莘田、徐世昌、周梦坡等藏家所藏流传有序之砚……此为一种；旧砚多重视其外包装，特别是明以来，砚之木椟制作也极考究，不仅用材高档，且在其盒盖上( 包括砚身)，每多名人之书画题记，或正、或草、或篆、或隶；或山水、或花卉、或人物、或禽兽，或一家独运，或友好共为，或隔代递增，并由高手镌刻。集石之名品、书画之名家、镌刻之名手于一砚，这更是千不一遇，堪称绝品的，此为又一种。

清康熙吴历铭、图自用鳝鱼黄澄泥砚

皓月临窗，或晴日几闲，吾兴来时，取清代贡墨一锭，在此等名砚上作三千磨。不解者以为是寂寞枯坐，而此时与古贤神思相接相交共鼻息的心绪是何等的愉悦，常人难以体会得到。然名品砚是砚台中最具文心，也是最昂贵的一款，故往往爱不释手而又无奈地望而却步。对于今天的好砚者，我总是提醒他们，“要当心，再当心”。作假者时常采用旧砚，乃至新砚加刻古贤的题记字款，以高价蒙人。倘太缺乏对砚史和作家及对书艺的认识，往往会受骗上当。对于收集砚石，我重在历史、文化、艺术，是弦外有音的。所以，我自视是爱砚者，而非止是藏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