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日本(3) 燃烧的远征

由于地理因素、技术条件和军事实力的影响制约,近代以前,东亚政权跨海进攻日本本土寥寥无几,日本大规模进攻东亚大陆和朝鲜半岛的次数同样不多。历史上,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前曾打过四场战争,两次是中国大一统政权进攻日本,分别为1274年、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东征日本(日称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两次是中日双方围绕朝鲜半岛开战,分别为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的白江口之战和1592-1598年的明代抗日援朝战争(日称文禄、庆长之役)。

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第一次属于试探型进攻,共出动兵力39700人、战舰900艘,于1274年10月3日从朝鲜半岛南端出发,跨越朝鲜海峡,先攻占对马岛、壹岐岛,主力部队在九州岛博多湾沿岸的博多、赤坂等地抢滩登陆,其作战行动近似于前述第一案。

当时的蒙古军队,以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依次编为作战集团,其统领称为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和万夫长,组织严密、武器精良,且历经西征欧洲、灭金、灭西夏和伐宋诸战役,横扫东亚、中亚、西亚和大半个欧洲,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战斗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反观日本,采用的军制是守、介地头制,作战模式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决斗。“守”是掌握兵马大权的地方行政长官,“地头”隶属于守,他们分别按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出征时,“守”和“地头”按照从属关系,分别征集家人、族人和私兵、农兵随同出阵;交战时,双方摆下阵势,互相发射一支鸣镝(响箭),然后双方主将来到阵前叫阵并作自我介绍,如果彼此认为地位相当,即以单枪匹马的方式进行单挑,在数个回合内决出胜负,大部队随后掩杀。这种形态的军队,有亲缘和族群关系作为纽带,组织巩固,不易溃散,家臣以战死于主君马前为荣,但是指挥上不统一,偏重单打独斗,在战术上乏善可陈。

获悉蒙古军团入侵后,日本受到极大的震撼,当时主政的镰仓幕府发布紧急动员令,要求地方守护武士迅速整备兵马,向博多湾、大宰府等北九州要地集结迎战。日本九州岛的武士以及神社、寺庙人员争先恐后赶赴战场,与登陆的蒙元东征军会战于博多湾一带。面对阻击的日本武士,元军采取军阵集结、各兵种相互配合的作战模式,战场上鼓声大作、飞矢如蝗、铁炮轰鸣,擅长个人武力的日本武士一下子被打懵了,莆一接触就死伤惨重。据战后幸存的日本武士记载,蒙古军使用了一种日本人未曾听闻的新式火器——铁炮,给日军以极大的震撼。参战的肥后武士竹崎季长所绘的《蒙古袭来绘词》中,一幅画的左面绘有火光四射的球形铁炮弹。《太平记》(日本古典文学)中记载:“击鼓之后,兵刀相接,抛射出球形铁炮,沿山坡而下,形如车轮,声震如霹雳,光闪似闪电。”《八幡愚童训》中也提到铁炮:“飞铁炮火光闪闪,震声如雷,使人肝胆俱裂,眼昏耳聋,茫然不知所措。”

经过激战,元军挫败了日军的顽强抵抗,从博多湾进抵大宰府近郊。在此过程中,日本各地的小股武士先后赶到战场,一队队轮番向元军发起进攻,各个方向不断发生小规模破袭战。虽然日军作战样式、武器装备均远远落后于元军,但他们的单兵作战能力不弱,又有着惊人的勇气毅力和战斗精神,在百人规模的局部战斗中反而能够占据优势。反观元军,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袭扰战斗,兵员伤亡增大,战斗意志逐步衰退;箭矢等物资消耗急剧增加,难以在敌军控制区域征集补充。一线部队难以准确判断轮番参战的日本武士数量,误以为日军兵力数倍于己,对日本武士产生了惧意。元军高层将领也认为日本军势强大,对下一步作战行动出现了分歧。有人建议一鼓作气进攻大宰府,与日军主力决战;也有将领认为日军兵力众多,战斗力强悍,靠现有兵力和装备物资无力继续向九州纵深推进,当前元军已形成孤军深入的态势,又缺乏后续支援部队,一旦战事不利,存有全军覆没的风险。恰在此时,东征军的三号人物、前线指挥官、副元帅刘复亨又在指挥作战时中箭坠马、身负重伤,使得元军士气严重受挫。主帅忻都遂决心全军撤出战场,返回船上休整,预备班师。

然而,就在元军准备回国的时刻,在博多湾遭受了突如其来的强暴风雨。在铺天盖地的风暴潮面前,元军舰队一片混乱,200多艘战船沉没或触礁搁浅,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总计13500余名元军伤亡或失踪。风暴平息后,忻都害怕日军乘虚来袭,仓促率军撤退至朝鲜。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惊喜万状,认为日本自有天神护佑,将这场暴风雨称为“神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活动。

第一次东征后,忻都等人专题向元世祖忽必烈呈报了书面的作战报告,浓墨重彩地渲染所取得的赫赫战功,对日军的骁勇善战和元军的沉重损失则遮遮掩掩、一笔带过。忽必烈听信了忻都“入其国,败之……虏掠四境而还”等报喜不报忧的汇报,认为此次作战完全达成了震慑日本的战略意图,接连派使臣出使日本,希望进一步通过外交手段迫使日本臣服。1275年,元朝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书状官董畏、高丽人郎将徐赞率使团出使日本,日本实质的统治者、镰仓幕府执政北条时宗将5名使臣斩首示众,彰显决不屈服的态度。

由于日方封锁消息,斩杀使臣事件直至1280年才被忽必烈获知。在蒙古人心目中,“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残害使者不仅是外交事件,更是对国家尊严的羞辱和践踏。早在公元1218年,花剌子模国王曾处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队,就引起成吉思汗的极大愤慨,直接导致了蒙军西征。此次日本处死元朝使臣,直接成为第二次东征日本的导火索。

公元1281年正月,元军兵分两路二次东征。第一路为东路军,仍由忻都担任征东都元帅,率领4.2万人、战船900艘,从朝鲜半岛南端渡海,兵锋直指北九州;第二路为江南军,由南宋降将范文虎统帅,率新附军10万、战船3500艘,从浙江沿海出发,约定6月底前与东路军在日本九州壹岐岛一带汇合。

10万新附军基本是南宋降卒,属于元代民族等级制度中的第四等人,被蒙古将领轻蔑地称为“蛮子军”。这些亡国降军在南宋灭亡、走投无路之下投降元朝,其忠诚、士气和战斗力都非常值得怀疑。从元朝统治者的角度看,如果将10万受过军事训练、有过战场历练的壮汉遣散,让他们直接解甲归田,很可能成为潜伏在民间的现政权不满者,是重大安全隐患。通过攻打日本,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南宋军队擅长水战的优势,另一方面又让新附军和日军两相消耗,简直是一举两得的“妙招”。但在新附军看来,前脚为保住性命而投降元朝,后脚就要远渡重洋,与万里之外的日本武士拼死拼活,元帝国“借刀杀人”的阴谋已是昭然若揭。

由于江南军人数、辎重众多,加之等待正在生病的主帅阿塔海,没能按预定时间启程。东路军为了抢功,提前从朝鲜半岛出发,沿第一次东征的路线,猛扑北九州博多湾。船队进入博多湾后,前方侦察船只发现海岸上出现了大量防御工事,还有一道高约2米、厚约3.3米的石质长墙。原来,第一次东征结束后,日本镰仓幕府吸取上次战争的教训,耗费大量民力在西起今津、东至箱崎的博多湾沿岸和本州部分沿海地区,修筑了长约20余公里的石质防御工事,称之为“元寇防垒”,成为拦阻在元军面前的坚实屏障。

为避开日军坚固预设阵地,元军通过敌前侦察,将位于博多湾东侧、没有石垒建筑的志贺岛调整为新的登陆点。6月6日,东路军主力舰队开进志贺岛附近。当晚,部分善于水战的日本武士乘着夜色,驾驶小舟彻夜对元军进行侵袭作战,元军用石头、箭矢进行还击,双方均有一定伤亡。6月7日晨,元军登陆志贺岛,试图从志贺岛突破日军防御,进而包抄博多湾守军的后路。两军经过连续三天的激烈交火,“大战者数矣”,元军伤亡数千人,“船坏粮尽”,始终无法建立巩固登陆场,不得不放弃志贺岛,撤退至壹岐岛,等待与江南军先头部队汇合。

7月初,两股元军在平户岛合流。由于江南军分为多个海上编队行进,有部分兵力因迷航、掉队等原因尚未到达,大部队遂停留在平户岛上休整,等待后续部队抵达。休整期间,新附军因地位低下,饱受蒙汉军、高丽军欺凌压迫,两路元军由上而下出现了重大矛盾,将领们对下一步战略方向也出现了分歧。迟至7月27日,元军舰队才开进西日本海域停驻,派遣部分兵力占据了周边大小岛屿,将前线指挥部和后勤补给基地设在舰船上。为保持战舰平稳,同时也防备小股日军偷袭,元军将战船连接成大战舰阵,史料上称之为“缚舰为城”。7月30日深夜,一场巨大的台风横扫平户海岸,持续数日之久。元军战船在翻天覆地的巨浪台风冲刷之下,被“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坠海淹亡的尸体被潮汐卷入近岸港湾,堆积如山,残存的战船在鹰岛附近海面上散乱漂泊,组织指挥体系基本瘫痪。危难之下,范文虎等高级将领抛弃了部队,各自选择坚固的舰船逃离日本。残留在鹰岛上的元军,由一名中低级军官“张百户”统领,试图伐木造船逃回国内,但很快被日军趁势攻灭,大部被杀,剩下的沦为战俘。日军对战俘进行了甄别,将蒙古人、高丽人和汉人(长江以北的汉人)统统杀死,将南人(原南宋人)贬为奴隶。至此,第二次东征以元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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