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92年开放搞活，国营大上海还是80年老样子

简东方

说实话，历史上的上海被列为直辖市是因为底子厚、盘子大、对北京贡献多，论活力却不如新兴城市，比如八十年代的深圳。

八十年代的深圳，一天盖一层楼，几个人几天就办出一份报纸，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政府办事的效率也超级高。可是当时的上海呢？却是自以为“国营大城市”，根本没有开放、搞活的责任意识，吃“大锅饭”越吃越香，吃出感情来了。

我找了一份旧闻资料，看到那时的上海，简直就是“坐井观天”思维，不思进取，谁也推不动。

比如有一个深圳公司的青年经理到上海出差，就处处感到憋气，原本， 他曾问手下的业务员，谁愿去上海，他自己私人出资补贴五百元，结果没有一个响应。为了公司也为了“阿爷”(国家)，这经理只得自己硬着头皮来上海。

到了上海，他先住在大（df）方饭店，因为他是做进出口生意的，需要把住址、电话和电传号码通知公司和外商。可是，在这儿打长途电话比登蜀道还难，整整花了好几天时间，才算完成了这件事。谁知，没过几天，服务员跑来撵人 ，说是房间已被会议包了（客户至上啊）。没办法，青年经理只得“遵命”，搬进了临江饭店，又为“长途”折腾了几天。刚刚安定下来，服务员又来撵走，又是无比无比重要的各种鸡毛蒜皮会议。两星期不到，搬了两次家，花钱住店，却象个乞丐被人赶，你想，谁能不火吗?

有一次，他要打长途电话，就莫名其妙值了一次夜班。因为那时没有拨号长途，只有人工长途服务台，他在饭店挂长途，久等不来，熬了一整夜，第二天才知道，晚上十点总机就关了，长途进不来。张口之劳的小事，可饭店里尊贵老爷式的服务员，却怎么不打个招呼么，眼里还有顾客还有服务吗?

当时的大上海，被外地人批评为“精明而不高明”，因为上海人抠门，这名经理带着数笔生意来上海，可是就是受到不少冷面孔。本来，他去过内地的许多地方，对方知道他是来做生意的，生意就意味着财富，所以对方都很热情。而在上海，这个经理觉得上海人看到他，好象他带来的不是生意，而是讨饭的破碗，个个官僚架子十足，等着他磕头作揖去祈求。且不说请客吃饭的花费，仅是“健牌”每天就用掉四五包。如果少了这些，连理都不理你。四点半一到，那就抱歉得很，你就等着吧。你想想，几十万元的大生意这么拖着，损失有多大呀。特别是每次做生意，上海人都死命地抠，抠得你无利可图，这种生意谁肯做?结果失掉了机会，白赔了时间和精力。说实话，以深圳这家公司的实力，在上海投资一千万元不成问题，那时可是1987年的时候啊。但现在这种效率能来做生意吗?上海能和深圳能比吗？

还有，这名经理在上海，有大量时间都浪费在找车、找吃饭地方和找人上。向官老爷一样的国营出租公司要车要不到，坐私人出租车吧，单程的给你计双程价。在上海一个多月，仅车费用了三千多，真成了“冤大头”。饭店里根本没有尊重消费者、服务顾客的基本认知，他住的饭店本来有客饭供应，但非要等大圆桌坐满十人才肯开饭，宁可让饭菜凉着，大冷的天，冷菜冷饭能吃吗?提提意见，服务员马上脸一沉:“要吃就吃，不吃拉倒，这是规矩。”什么规矩?偷懒的规矩。类似的遭遇，这名经理在国营大上海领教得太多了。不过1992年以后，上海对内开放搞活，变化了许多，因为有香港和深圳等城市的刺激，态度和效率也提升了不少。

这就是国营大上海人的“精明而不高明”，消费场所基本都是官本位，没有服务意识，当时他无奈地说，“只能是十年后，我也许再来做生意了。”因为那时的上海人的所做所为，其实是在“自杀”。上海的所谓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实在是从1992年后才开始的。现在回头说，若不是1992年以后开放搞活，国营大上海恐怕还是1987年老样子，那就太令人头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