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在历史中形成的国学

当我们说起“国学”，脑海里会想起什么：是《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是三味书屋里摇头晃脑背诵“人之初，性本善”的年幼学童？是陈炯明的废除读经，抑或是胡适的“整理国故”？是如今书店坊间层出不穷的“国学经典”，还是百家讲坛中对《论语》、《庄子》的现代诠释？

在纷繁的线索背后，有一个无须明言却又相当尴尬的原因，那就是在以欧美学制为蓝本的现代教育体制中，传统学问的诵读逐渐从儿童的启蒙变为学者的专门之学，普罗大众越是离这些学问越远，就越希望用系统的体系去解读和理解过去，用意虽善却容易导致南辕北辙，反而离古人的用意愈远。有鉴于此，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教授在张凯、於梅舫的协助下，通过编纂《国学的历史》一书，从出现“国学”的原始文献的整理与校对入手，尝试对“国学”的概念追根溯源，以古人的语言思维而不是今人的二次解读，来重现所谓“国学”的最初用意、深层内涵及意义演变的过程。通过一百一十多篇从清末到民国的学术文献，为我们展示了一条“国学”本身发展的线索。这样的方法自然没有专门撰述的“国学”或“国学史”来得直观，但却最大限度地提供了让读者揣摩“国学”内涵及治学理路的可能性，避免因“二道贩子”而造成的理解错误。

今人熟知的“国学”，来自于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的论述，从文本中可知，黄遵宪提倡兴国学，来自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对其传统学问的提倡及精神激励作用的艳羡，希望通过类似的做法激励人民改变清末落后挨打局面的想法溢于言表。但经过《国粹学报》对国学的鼓吹、整理国故运动过程中研究者的意见与方法分化，“国学”已逐渐从精神激励变为保存传统的化身。梁启超在为清华学子拟定国学必读书目时，明确指出国学之大部，实际即是史学，这样的想法与清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观念不谋而合，也导致了民国时期经学边缘化与史学兴起的学术格局出现。今日我们重兴国学，从历史的角度重新揣摩传统，或许才是贴近过去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