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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出路
Bourgeois社会里，穷人的出路有三类：努力成为bourgeois，允许自己被碾成砂（allow themselves to be ground down）和反抗。
第一条出路，成为bourgeois，对缺乏财产和教育本钱的人来说不仅极难，而且非常难以接受。那些纯功用性、个人主义的行为，bourgeois社会的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式丛林法则，在传统社会尤其是基督教十诫教导下长大的人看来，简直就是放肆而邪恶。然而，虽然这些人的生活要求不高，但变革之后的社会秩序把这些要求也拿走了。对穷出身的来说，要么成为bourgeois，要么为他们工作。
第二条出路，算不上出路，更像是一种后果。大多数人，面对着自己不理解的社会性灾难，穷，被剥削，被赶入荒凉污秽贫民窟或小规模工业村落，变得意志消沉。目光所及，好像所有事情都在促使他们变得消沉。 市镇和工业区域无计划或监督地疯长，而大多数城市生活的基本元素完全没有跟上扩张的节奏，比如街道清洁，住房和饮水供应等。这类条件恶化的最明显后果是反复出现的大规模传染病，主要是经水传播的，比如霍乱和斑疹伤寒（typhus）。另一方面， 这个时代的城市发展也是一个宏大的阶级分隔的过程。在欧洲几乎普及的城市区划，即“西边”好“东边”[1]穷，在很多大城市成型。因此，这些传染病最初没怎么影响到“西边儿那位”。只在1848年后，当传染病扩散出来，同时贫民窟里长大的绝望民众们开始让西边感到压力之后，城市系统重建改进才开始。
大规模酗酒随不受控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节制运动（temperance movement）。不仅如此，系统的节制运动在中产阶级也突然兴起，提示对意志消沉的忧虑不限于一个阶级。节制运动的成果没有持续很久，但对开明雇主和劳工运动一致反对高度酒，这一点一致持续到这个世纪结束。除了酗酒，很多其他具有“现代性”的社会问题，得益于今天被称作社会医学（[social medicine](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medicine）的开拓性工作，开始引起注意和探讨。这些问题包括杀婴（infanticide），卖淫，自杀，精神错乱，犯罪，无目的暴力（purposeless violence），末日神秘主义邪教，等等。
这些扭曲的社会行为的诸多形式有一个共同特点。那种努力成为bourgeois的“自助”（self-help）恰好也有这个特点，即逃避成为穷人劳工的命运，或者最好也是接受或忘记贫穷和窘困。这些人把目光从上大多数人的境况上挪走，并且——除了bourgeois外——对集体行动的力量持漠然态度。
反抗
如果不逃避，那么另一条路是反抗。尤其是当工业无产者（industrial proletariat）成为核心后，反抗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几乎是必然（compulsory）。
值得一提的是，在工革初始阶段，并非所有劳工都进入机械化工厂工作。正好相反，在为数不多的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旁边，聚集着大批前工业化式手工匠，某些技能的熟练工，以及作坊劳工。经常，他们的条件得到改善，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劳工短缺时。然而，在1820和30年代，他们开始被机器和市场不可撼动的进展脱离于发展。程度至轻者，此前独立为生的人现在在经济上有了依赖性，至重者，出现了大批失去阶级定位（declassed），贫穷饥饿的民众，包括手动织机织工等。这些人的境况之差，可以让最铁石心肠的经济学家们热血上冻。
工厂无产者的物质条件可能比之前好一些。另一方面，他们缺乏自由，而是处于主人（那时的工厂主叫master）的严厉控制和更严厉的纪律训练之下。
劳工运动（labour movement）为穷人的呼声提供了一种回应。19世纪早期劳工运动的新特征是提供了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和雄心。不再是没钱人面对有钱人，而是劳工阶级，或者无产者，面对雇主，或者说资本主义（capitalists）。在1848年，英法之外，它还几乎不存在。然而在这两个国家，它在1815-48年间成型，尤其是1830年左右。Working-class（劳工阶层）这个说法就是在滑铁卢之战（1815年）后开始用起来的，之前的讲法是the working classes，劳作的阶层们。
在英国，从1818年开始出现建立连接起所有劳工的“总行业联合”（general trade union）的尝试，试图突破行业和地区的特定群体，组成全国性的组织。大联合的成果是大罢工（general strike），这是这个时期劳工阶层的概念和系统战术。
无产者式阶级意识（proletarian class consciousness）
与工人运动平行的是英法的知识阶层在1820年代都开始提出“社会主义”这个词语和概念。无产阶级意识和社会期望此时已经存在，虽然比起他们的雇主的中产阶级意识薄弱且没那么有效果。无产式意识和雅各宾式意识有力结合，并被后者巩固。这种雅各宾式意识值得是法革（还有美国独立革命）中在思索中和自信的穷人中普及的一套期望，经验，方法和道德态度。
这两类意识彼此补充。不过，即使劳工穷人不像在欧陆上那么薄弱、不稳定和本地化，他们的视野被严格局限住。在英国，采用行业联合主义模型来争取工资提高和战胜现有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尝试在1829-34年间进行过，另外部分Chartism运动也带有类似目标。然而这些尝试失败了，并且破坏了半世纪以来的异常成熟的早期无产式带有社会主义理念的运动。相反，雅各宾式和激进派的动员（agitation）总体来说证明了其有效灵活的特点，其方式包括借助报纸和小册子的宣传，聚会和示威，还有必要时的骚乱（riot）和暴动（insurrection）。不过当这些活动目标过于高远，或者让统治阶级感到害怕时，它们也失败了。尽管如此，在范围较窄的阵线上的活动更加有效。因此，我们反复看到组织得不怎么好的劳工阶级通过激进的动员方式来弥补这个弱点。另一方面，雅各宾式传统则从新兴的无产者特征性的团结和忠诚中汲取力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持续和普及。
在劳工阶级和雅各宾式传统层面之下，还有一个更古老的传统：骚乱。这种包含砸碎机器、商店和富人房屋等行为的大规模混乱，有着悠久历史。有时它是失业挨饿的人们的不满的体现，有时则自有组织的工人的集体施压，不破坏机器，把政治上节制和对非union同事的系统性恐吓（systematic terrorism）结合起来。在条件成熟时，由政治上成熟的人们发起的这种直接行动可以成为决定性力量。在1830和1848年，这类运动给不满情绪的表达提供了巨大能量，把后者从抗议变成了insurrection。
总体来看，书中时代的劳工运动在组成、意识形态和程序（programme）上都不是一个严格的无产者，即工厂工人或挣工资的人（wage-earners），的运动，而是所有代表（主要是城市的）穷劳工的力量和趋势组成的共同阵线。相应地，这个时期穷劳工运动的领导层中最主动，能战斗（militant），且有政治意识的，不是工厂无产者，而是熟练工匠，独立手工匠，小规模作坊工人。如前文所述，工业发展摧毁了这些群体的堡垒，也相应地削弱了早期劳工运动的力量。
有钱和没钱阶层都倾向于把“城市中中等以下阶层的民众”整个儿吸收同化进无产者或劳工阶层。认为现状带有内部不谐之处且无法持久的普遍情绪正在扩大，而所有看到这一点并心里受其困扰的人倾向于转向社会主义，认为它是在理智上站得住脚的批评和替代方案。
生活方式
对于穷劳工们，劳工运动不仅是斗争工具，也是生活方式。自由主义派bourgeoisie没能为他们提供什么，保守派为他们徒劳地提供的传统生活方式又已经被历史潮流冲走了。他们只能开创适合自己的生活，集体，合作，斗争，理想主义而又遭到隔离。这些特点暗含着运动的必要。运动则回馈他们以凝聚力和目的。这些社群里发展相对成熟的恐怕还是集中在传统的作坊式工业，比如里昂丝绸工，苏格兰亚麻织工团体等。这些群体办起自己的教堂，图书馆，银行，机械师学院，科学俱乐部，绘画学校，传教士聚会，节制联盟，插画协会，幼儿园，文学杂志，合作商店，当然，还有宪章运动。这些创造都来自共同的努力。
然而，运动的领导组织仍然不够成熟。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Chartism为例，连接起民众的方式只有一系列带有传统而激进色彩的口号，一些为穷人代言的有能量的演说者和记者，和一些报社。运动的领导和协调不足。最进取的一次尝试，试图把运动转变成组织机构，即1834-5年的“总联盟”，其瓦解迅速而可惜。一言以蔽之，1848年之前，这些运动还没能发展出法革期间中产阶级在1789-94年间的雅各宾主义的对应物。
First published on Jul 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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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英国好多城市都有West End之类的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