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论断
公元前453年，晋哀公四年，在赵、韩、魏三家的围攻之下，煊赫一时的智氏家族灭亡。自原氏黯（荀息）入仕晋国后，在晋国政治舞台上激荡二百余年的荀氏家族，作为一个整体退出了历史舞台。
晋阳之战作为传统意义上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也被赋予了深刻的含义。人们在回顾这场战争的时候，往往会把智瑶的“不仁”和骄横拿出来，与赵鞅、赵无恤父子的礼贤下士、居安思危进行对比。认为智氏之所以失败，皆要归罪于智瑶的德行有亏。如果说中行寅的失败，是因为“无才”的话，智瑶的失败，归根结底，便是所谓的“才胜德也”。
这是司马光对于此事的判断，在他看来，自古以来，当然也包括晋阳之战，导致家国败亡的人，都是“才有馀而德不足”的人。智申正是因为看不透这一点，因此才认为才能出众的智瑶是他应该选择的人，最终导致了智氏的败亡。
推而广之，司马光提出了一个理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这句话在当代，还有不少世俗化的理解，但多少都离不开司马光给定的这个基调。
在司马光看来，如果在用人的时候，找不到圣人和君子可以委任的话，那么宁愿任用庸才，也不可以用小人。换到当下的情境里说，当智申面对立储的困境时，显然更应该选择才能平平的智宵，而非智瑶这样的小人。
但问题是，如何去界定界定一个人的“德”与“才”，以判断其究竟是小人还是庸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司马光却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判断方法，只是给出了“德”与“才”一个宽泛的定义：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
从这个标准来判断，智瑶的所做所为，显然称不上是正直中和，它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贪婪、骄横和刻薄寡恩，严重地拉低了他的道德水准，也就必然是导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了。
一点疑惑
但是！如果仔细筛查这些史料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互相矛盾的地方。比如在智果看来，智瑶与智宵最大的区别在于，智宵的残暴是外露的，而智瑶的残暴是深植于内心的。然而从人们所摘选的那些事例来看，比如智瑶斥责赵无恤“恶而无勇”，在蓝台宴会上羞辱韩虎、段规，以及伐郑时对齐国陈恒的那些讽刺，表现出的都是将“不仁”的个性张扬外显而非“瑶之佷在心”。
智瑶刻薄寡恩的个性，如赵无恤所说的“阳亲而阴疏”和韩魏所称“麁中而少亲”，在史料中体现的也并不明显。韩、魏以唇亡而齿寒从而叛智，这些或多或少都是他们自己的判断。智瑶对智果和郗疵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智瑶至少在战争期间，对韩、魏两家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的，否则他也不会把谋臣的话告知韩、魏。因此很大程度上，这些事例，或许是后世基于“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式，向失败者落井下石而创造出来的。
至于其贪婪的个性，主要的例证是其向三家索要万户之县，以及因不肯向段规和赵葭封地的举动。但我们也知道，他索要封地不过是挑起战争的借口，否则的话也不会故意索要皋狼邑以激怒赵氏。而在与韩、魏协商时，他许诺要三家平分赵氏邑，并且在言谈之间，并没有看到他准备赖账的想法。反观后来韩、魏与赵氏划分智氏邑时，赵氏所得封地反而要比韩魏多十个县。从这方面来看，赵无恤的贪婪，与智瑶相比，如果不是更甚的话，至少也是不相伯仲的。
反过来讲，智瑶身上存在的缺点，在赵无恤的身上多少也有所显现。只是因为史家所具有的倾向性，以及为亲者隐、为尊者讳的传统，使得他的这些缺点并未太多的展现。但在这有限的史料中，也还是露出了不少的蛛丝马迹。比如在选择何处保守时就提到，赵无恤在长子城耗尽民力修筑城墙，在邯郸又搜刮民脂民膏以充实仓廪，若是这些自我指控可以采纳的话，赵无恤显然不是什么仁义之主。
更有甚者，在三家灭智之后，赵无恤竟将智瑶的头颅割下，在他的头骨上涂漆，用来制作酒器——这种残暴显然比智瑶要可恨的多。而这也就引出了史料中仅有的一个，让智瑶看起来不那么可恨的故事——士为知己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