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创意生态》第四章：适应性头脑（二）多样

上一节 第四章：（一）生态学的心智模式

第四章 适应性头脑

（二）多样 Diversity

人们会因为发现新的物种或环境而感到兴奋，对我们来说“新就是好”。我们喜欢发现和了解这个世界，尽管每周都有很多物种从地球消失，我们仍然因其惊人的“种类繁多”而感到欣慰。“变化多端”是生活的情趣所在。早期的植物学家们被动植物种类的多样性所打动，而达尔文将此视为自然界最伟大的成就和最庞大的资源。

对多样性感到快乐并非普遍如此。当猫头鹰出来寻找猎物时，玉米地的田鼠决不会喜出望外。田鼠困惑地发现，有些人认为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并保护它们的巢穴，但人们却不喜欢田鼠，而且设陷阱捕捉它们。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热爱有时来自于我们作为捕食动物的天性。毫无疑问，如果熊开始过度繁殖并将人类当成晚餐，我们就会改变对熊的态度。

当我们衡量生物多样性时，不仅要考虑物种数量，还要考虑物种与能量链中其他上下游物种之间关系的多样性。生态学家认为多样性是一种功能强大的指标系统，可用于衡量一系列的各种可能，而不是任何单独物种个别成就的标志。“多样性”增强了未来“改变”和“适应”的可能。

我们可以在农村看到多样性带来的影响。种植多种作物的农场远比种植单一作物的农场要兴旺，因为间种的方式可以让土壤更肥沃。同样道理，多种牲畜混养对农场也有好处，在不同季节，土地有时耕种，有时积肥。最理想的情况是将作物轮种和牲畜混养相结合，因为动物的饲料和排泄物可以使土壤富含养分，而牧草的副产品，如干草和麦秆等，可以为牲畜提供饲料和草垫。传统农民都是再利用种子和产品循环的专家。（针对转基因种子的反对意见之一，就是其专利人故意让种子“绝育”而无法再利用）当一种农作物收成不好或价格下跌时，庄稼和牲畜的种类越多，农民生存的机会就越大。尽管“混合型农场”在规模效应上不如“单一作物农场”，但它更灵活、更多产，更可持续发展。*4.4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种养了不同作物和牲畜的农场，都需要各种作物培育或牲畜饲养的不同知识、态度和技能。劳动力群体将具备多种多样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处理方式，这样的群体将比那些由思维相近的人组成的群体更强。他们将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如果一种方法失败了，还可尝试别的方法。这就不难理解“文化”（culture）这个词，最初是在农业（agriculture）和园艺（horticulture）这两个词中出现的。正是文化将我们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一是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包括信仰、道德、礼仪、服装、食物等等，二是作为艺术或美学意义上的文化。我们在人类自己这个物种中，发现了一系列多种多样的文化。从最宽泛的层面看，我们将自己分为种族、民族、部落和族群。许多年以来，“种族”（race）是人类的基本单位。（《公告牌》杂志1947年才将种族音乐类别改名为“节奏和布鲁斯音乐”。）如今，“族群”（ethnicgroup）这个词组则变得更为常见。著名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Huxley）使“族群”这个词，比“种族群体”（racialgroups）的使用更加普遍，因为他感到无法辨别人口之间的种族差异。赫胥黎认为，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种的作用与物种变异对其他物种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文化多样性使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现实中的千差万别，也激励我们想象出可能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未来。文化多样性体现在我们形成模式和概念，以及我们如何使用语言的方式中。它影响我们决定哪些内容保持私密，哪些可以公开之间的社会边界。它影响到性别差异，再而影响我们觉得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表露自己的性取向。

理查德·佛罗里达将一个地方对同性恋的容忍程度，作为该地区对于创意阶层支持程度的主要指标。部分原因是同性恋者在人口中的比例，似乎是衡量创意经济的准确指标之一，还有部分原因是它比较容易量化。一个宽容的社会欢迎（或至少包容）不同的历史、文化、观点、信仰、风格和语言，并接受不同方式的思考与想象。

因此，“多样”是“改变”的源泉，也是加快改变速度的主要调控器之一。

下一节 第四章：（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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