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八岁。
在东站的大门前，看着远处的河滩。在那没有人涉足的地方，是一片片的随风晃动的荒草。那是一个不很明朗的阴天，甚至是现在，我仍然浮现出万国桥的灰色的躯壳，在海河中孤单地倒映着。多年后，当我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穿过柳林桥，从大沽南路经过学苑北路到达金海湾花园的那一片工地上，在河滩边，看着对岸的荒芜的草丛，我仍然能记起我当年离开时的感受，渺远而委婉，就像那里的人和事。那是一片地，在遥远的东方，在中国，在华北，在天津，在海河边。
我家就在Meadows Road, meadows 是草甸的意思，中文音译为咪哆士道。就在今天的泰安道和新华路的交界处的正兴德茶艺轩附近，往西南方向大约100码的地方是一条河（墙子河），没错，现在已经被填埋了，变成了南京路，而地铁在原来的河床中奔驰，我时常会想起一条鱼在河里飞梭的情景，天津的1号线上南京路那一段列车就如同那条鱼。
多年前我回去的时候，我家那房子已经没有了，上面种了一些灌木和小树。你问我为何会记得这么清楚，我想大概是我在那里生活了18年以及那里的街道的布局跟以前的相比基本没有什么改变的缘故。
哆咪士道（今泰安道），维多利亚花园（今解放北园），中心花园（仍存），俄国花园（已毁），小白楼附近的平安影院（今音乐厅，现在音乐厅地下是天影朗香国际影城），圣约翰女校（仍存），英国公学（今天津二十中），马场道，民园（今民园体育场，已翻新），爱丁堡道（今五大道之一的重庆道），工商学院大楼（在今天津外国语大学），北疆博物馆（在今天津外国语大学），起士林（今迁到天津音乐厅右侧），安里甘教堂（仍存，今泰安道与浙江路交口），紫竹林教堂（仍存，营口道10号附近），利顺德饭店（仍存，今天津利顺德大饭店豪华精选酒店），戈登堂（老市委花园，仅存一部分，今天津丽思卡尔顿酒店）等，这些具体印记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仿佛我的大半辈子的回忆，都在中国的海河边。这些东西一部分还在，一部分已经消失。
当时我住的那一块地方的最大建筑是戈登堂，1890年建造的，从1945年以来就是中国政府的办公的地方。唐山大地震那一年，戈登堂受损严重，拆除了绝大部分，当然，我感到高兴的是，留下了仅有的一小部分。现在，在原来戈登堂的上面，已经建起了五大院工程项目中的四号院，不过，建筑外型并不是按照以前的戈登堂。但是，在海河南岸的津湾广场的右边，也就是天津现在的银监会天津监管局（长春路与吉林路的交口）就是按照戈登堂原型建造的。
下面，让我说一下我在那里所经历的事。
我童年的第一个记忆是那一声“白莲花……”的叫卖声。仿佛随着我的呱呱坠地，那样的声音是多么的奇妙，向这个世界宣示着我的诞生。“白莲花……白色的莲花……”那老头的声音是多么的嘹亮，透过我的窗户，传进我的耳朵。
每当这时候，一个瘦削的女人就会从我的蚊帐探头进来，带上两句催促的话语：“该起床了，该起床了！”这是英姐。英姐是我家的仆人，她是从某个不知名的小地方漂泊到天津的，她本来不会说英文的，之后在和我们的接触中，逐渐地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英文。
英姐是典型的中国农村妇女，勤劳、善良，但又有些许的守旧，封建的残留思想还是有的。
我还记得，我起床后，就不停地在房间里转，也不出去，就等着吃我的早餐。我父亲是在上海的英租界工作的，我母亲本来在伦敦住的，我的爷爷奶奶都在那儿，但是为了和我爸在一块儿，她就过来了。我母亲的脾气很糟，稍有不顺就大声嚷，不时的还骂上几句，这看起来就不像是个英伦女子。英姐每次在这时候就很安静地在她旁边，就干看着她，看着她那样气疯疯地折腾，然后才去干别的事。英姐也不是没有劝过我母亲，但是我母亲根本听不进去，英姐为此还挨骂了好几回。这结果就是英姐之后再也没有劝过我母亲了。英姐后来和我说（我稍长后）：“你妈就是脾气不太好，要是脾气能好一些，生活会过得更好些。”
我家的灰色砖房距离运河不远，这条运河是元朝的忽必烈大帝下令修复的，当然它是通到海河的。有一条小小的河，仿佛是隐藏在草丛中的一条银带，我把它叫做“隐溪”。现在，运河和隐溪都没有了，只有漂亮整齐的街道。旧时的天津是很多河的，大的小的，沼泽湿地也很多的，即使是今天，在周边地区，你可以感受到当年的我的感受——荒草，荨麻，流浪狗，中国的小孩。我的童年是在这一块地方度过的，但是这块土地上的中国孩子，他们的童年生活和我的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我会在后面详细叙述。
我家的后院不大，往外边一点是荒地，不过后来随着租界的发展，渐渐的就建起了房子之类的。天津以前还是挺多荒地的，现在说实在的也是蛮多有待开发的土地。
在我家的院子前的小花园里有一棵小树，现在，那里还种着一些树，当然不是那时候留下的，现在的树只是一些街道的行道树而已，“亭亭如盖”的景象自然是没有的，不过整齐，很漂亮。话说花园中央的这棵小树的叶子是垂下来的，我不记得它是什么树种，但是它看上去的确是年轻挺拔的，树枝和叶子一块儿垂下来的样子让它看上去就像一把雨伞，所以，我叫它“雨伞树”。
我家的房子对面，花园过一点，就是隔着咪哆士道的地方，是英国军官餐厅，那个建筑和我家的差不多，只是多了个阳台。如果你待在餐厅对面的马路上，在一天里就会看到英国的军官从这里进进出出，坐着中国人的人力车（在租界汽车的使用不是很多）。这条街的尽头，就是英国兵营，那里有一个拱门，还有斜斜的屋顶，有点像安立甘教堂的红色瓦砾。
军官餐厅周围是有胸墙的，这是为了预防中国的土匪袭击租界而筑的，义和团在紫竹林的那段故事，让在中国的外国居住者无不心惊胆战。这胸墙可以缓解土匪的进攻速度，以等待不远处的皇家军队来救援。
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维多利亚花园，你可以从前面的照片中看出，那里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孩子，但没有华人的孩子。只有外国人携带着的华人佣人才可以进去，其他一般的华人是不容许进去的。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这里是英国政府在天津的驻地，另一个原因是20世纪初的拳民之乱使外国侨民对中国人的担忧。
维多利亚花园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世界，这里的一草一树都留下过我的印记，即使是现在，成为解放北园的花园，没有了戈登堂，没有了大钟，没有了我所熟悉的一切，但是，在这个中西结合的花园里，在园中的亭子里，我依然可以回想起我当年和我玩耍的伙伴们，还有英姐，还有我妈妈，还有会弹钢琴的麦克叔叔。对面的依然是利顺德大酒店，咪哆士道的布局还是这样，我是该高兴的。
花园里面的大钟是从海光寺那边运过来的。海光寺原来是一个寺院，现在你要是去那里看，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寺院的痕迹，除了这个地名。就如同中国北京的菜市口，只能在历史书籍里面出现。这座青铜铸造的钟没有挂起来，只是被安静地放在一个高高的石台上，并且从来不会有木头撞击它。英姐说这不是在寺院里，所以不需要撞击。我们这一堆小孩子经常从园子的草坪上拾起小石子扔向大钟。那一声清脆的声响，比海河里的轮船的汽笛声要好听多了。
有一天，英姐告诉我说，我五岁了。当时我正在我母亲的书房。书房里的角落里放着一架钢琴，那是母亲从伦敦带过来的，看起来有些年代了，因为它的外表很粗糙，我总用手指头轻轻去抚摸这一层层的纹络，感觉很舒服。我只记得那天的天空很晴朗，因为中午的时候，我站在阳台上面看了看对面的房子，阳光斜斜地照在那些房子的屋顶，那些各式各样的中世纪风格的红色屋顶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很好看。“你记住了，今天你五岁了！”母亲在我耳边跟我说，她的黄色头发有点凌乱。
晚上，英姐给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包括中国的菜肴，我依稀记得的是宫保鸡丁，满满的装在一个白色的盘子里，其他的我都不太记得了。晚餐后，我们和英姐一起到维多利亚花园，英姐跟其他的管家在园中的亭子聊天，这是她的一个习惯，我终究不明白他们之间为什么总是有聊不完的话。我在园中，又开始了我的玩耍。只是这样的日子貌似不多了。
……
鸣谢：感谢布莱恩·鲍尔，本文的灵感和部分素材（咪哆士路、维多利亚花园、英姐，隐溪，军官餐厅，墙子河，部分图片，“白莲花”部分）来自他的著作。这篇文章只是未竟的一次尝试，且我确信之后也不会继续写下去。留白的意义在于它会给人遐想，而遐想的错觉让人回味无穷，即使这只是一瞬间的事。
最后，只想说：天真NM冻！ 毕。
——于 小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