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木
偶尔跟办公室同事聊起过去到过的一些地方，聊多了，他们就很好奇我到底去过多少地方，甚至认为，我家里或者个人很有钱，经常出去旅行，体验不同生活，但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工作后的旅途大多发生在出差中，不过是匆匆过客一枚，顶多看看风景和人群罢了。如果真要说从旅途中收获了什么的话，那一定是深入了别样的生活，将自己从头到脚都活成另一个模样的了。
大学时，每到暑假，大多数人选择回家，而我则奔向除了家以外的任何一个不确定的方向。因父母常年驻外打工，属庞大的城市农民工群体，经常跟着工头不定期转战各地，因此，我总要在暑期到来的前几日才能确定下来我要奔向哪里，去那里看我爹妈，也让他们见见我。
2011年，我的第一个大学暑期，这一年，我的父母在北京，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证了他们（城市建设大军上亿农民工）的生活。
我从赣州买了24小时的硬座票，人生中第一次单独坐那么长时间的火车，一天一夜，还好带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可打发睡觉以外的大多数时间。
火车上又吵又闹，而且在硬座上找到合适的睡姿太难，往前趴、往后靠都不受用，睡的时间太少。
即便如此，当第二天抵达北京，在车站出口看到爹妈的时候，我还是表现出了少有的精力过剩。北京于我是一个全新的存在，处处是吸引，但这一天我只不过看了地铁长什么样后就被带入了一个不那么令人期待的所在：
进了一个蓝色铁皮围成的建筑工地，大门正对一条沙路，也是这里唯一称得上路的，灰尘漫天，机器切割东西的声音刺耳。沙路两旁是未竣工的高楼，排排矗立，目测均在三十层以上，灰色的水泥外墙，有些顶部上了白色的底，可以在白与灰的分界处，看到几个晃动的影子，那是人，正挥着砖刀，为这灰色外墙铺上白色新装，这也是我爹妈正在做的事。
他们以此谋生，对空悬半空凶险无比的处境习以为常，我爹总说这比以前使用架子安全多了，用架子的时候人栽下摔死的事情常有发生。
我听得心惊胆战，而他讲的轻松自然，好像发生在很遥远的时空里一样。而往往此时，心里总被触动，又难过又感动，生死寻常，我爹妈是活明白了的人。
我们住的地方是其中一栋楼的底层，新楼，但什么也没有，无床无门无窗，有的话，也是我爹用木头拼成的简陋版。
在我来之前，我爹已经用能找到的最好的木板和砖头给我搭了个相当豪华的窝：干净的床板，新买的床单，还挂上了蚊帐（北京的蚊子毒得很，被咬一口要肿好几天）。而我爹妈的窝就在我的隔壁，相对来讲简陋多了。
我来后，白天里我妈的家务活转给了我，她终于可以专注工作了（多赚钱）。
工地上唯一的水源距离我们小窝几百米，从附近村庄接来的水管，通到一个巨大的铁皮桶里，水龙头常开。洗衣洗澡，和泥做饭都用的这里的水。
每天早上，女人们早早就围着这个水桶洗衣服，早点洗完能早点去上工，帮着自家男人多贴几块白砖，所以她们总是很匆忙。
匆忙中，难免有纷争，谁的水溅了谁的身，谁的肥皂沫洒了谁的脸……骂的话可难听，我在早起洗漱的时候时常碰见，但大多数时候我睡得晚，正好等她们都散了再去洗漱洗衣，免了那热闹。
我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也会遇到一两个没上工的女人，对其中一个印象深刻。
那人每次出场的装束都一模一样：肩上背着一个娃，一手牵着一个娃，一手挎着一个桶，手里还端着个盆。洗衣服的时候，背上的那个随着她的晃动，顾不上晃眼的阳光就昏睡过去了，地上的那个则到处跑，最喜欢捡石头扔到水桶里，她则用紧蹙的眉头警告他别闹。
有时候去打做饭用的水，也会碰见她，一样的装束，只是少了一个盆，提了满满一桶水，吃力地走向某一栋毛坯房。她看起来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很瘦，个子也小，实在看不出是俩孩子的妈。
后来问过爹妈，得知这边很多年纪很小就嫁人的姑娘，大多是四川贵州那一带的，家里穷，没读什么书，又跟了家庭同样贫苦，没文化的男人，只能跟着学个贴瓷砖的粗活，好歹算门手艺，赚的也不少。要是生了娃，就带娃，帮男人料理家务。可一想到那装束和那张疲惫的脸，就觉得那被称作女人的姑娘实在太不容易。
我不出去北京城玩的时候，就洗衣服、扫地、做两顿饭，然后去工地上闲逛。经常能看见拿着大洋铲翻搅沙石的女人，个头小，力气大，手法熟练，提灰上几层楼，脸不红，气不喘，却还被男人嫌太慢，被用我听不懂的话吼骂，我想大概是没用、偷懒之类的话。
而那女人也只是笑笑，甚至还露出抱歉的神色。多劳多得的制度下，时间就是金钱，这是他们的共识。为了生存，身与心，不管哪种累，都算不得什么。
要说有什么可以激怒善于隐忍的女人们的，那就是包工头拖欠工程款。这是件大事，也是农民工们经常遇到的问题。
在单位工作的人结不到工资可以到劳动仲裁部门仲裁，但在工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没有合同，没有文件，任何的承诺都是口头的，拼的是包工头的口碑和人品，还有工程承包商的运气。
若其中任何一方出现问题，民工们都将面临损失惨重的可能。这时候，不必看法律，而是要比谁狠，男人们的怒气不在话下，女人们也会据理力争。
我在北京的那一个月里，就发生过一次工头拖欠款项。工程已经完工，但民工并未结到款项，而包工头避而不见，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而后不久，几个男人在工头回家的路上拦住他要讨个说法，威胁要是不给说法就毁了他的车，打残他。女人们则是用尖锐的嗓音叫骂，引来路人围观，想办法让工头无地自容。
这就是他们维护自己权益的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不能用对与错来衡量。
还好包工头不算坏人，只是他也没拿到钱，正在向承包商催款，并给了个大致的算账期限，隔天还来各个民工的小窝里坐坐，培养培养感情，消消他们心里的怒气。
他们怒是因为工头的避而不见，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他们内心的担忧，但他们又是最通情达理的，大概是因为太了解遇到难处的无奈，在得知对方也有难处后，他们很容易就选择了原谅，继续为工头所用。我爹就是如此，工头避而不见时怒发冲冠，活脱脱一只要吃人的老虎，而当包工头来讲和时，却又温和得像只绵羊，单纯得以致太容易被收买。
催工程款这件事是我见过的几家民工最密切的一次合作，之后他们又像陌生人一样各过各的，不再来往。
萍水相逢，不过匆匆过客，在这里体现得更明显一些。
但无论他们以何种状态，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说出什么样的话，无一不诠释着他们一直以来坚守的使命：为生存！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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