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冷冻只冻头：冻存是一项技术，复苏是一套信仰

原创 2015-09-21 Ent 果壳网

一位中国作家杜虹选择了冷冻自己的遗体，这让人体冷冻这个话题又火了。

把人冻起来，等到未来再复苏，这个想法至少能追溯到1931年的科幻小说。今天，这个想法看起来几乎要实现了：已经有许多家公司在提供商业冷冻服务，杜虹选择的Alcor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家之一——这家公司收取20万美元进行全身保存，8万美元进行头部保存，将躯体部分冷冻在零下196度的液氮中，期待未来的医学进展能够让人复苏

单从冷冻的这头来说，看起来已经很像样了。遵循法律，冷冻只能在当事人死亡后开始——但冷冻支持者通常会指出，死亡只是一个法律的硬性规定，并无明确的生理界限，在法定死亡时躯体依然拥有相当的完整性。理想情况下，在心脏停跳后几分钟内死者就会接受保存剂注射，替换掉体内相当一部分水分，这样在随后的冷冻过程中，细胞内部就会发生“玻璃化”过程，不会结冰，因而也就能保存许多结构完整性。如果一切顺利，未来的技术进展就能利用这些资源重建一个人。

但从复苏的这头来说，技术难题还都没有解决。现有的复苏，只能在很小的器官上完成，最大的成功是冷冻并复苏了一个兔子的肾；更大的器官就需要更高的保护剂浓度，但浓度大了细胞就承受不了。因此，并没有任何一只稍大一点的动物成功活了过来，更不要说人了。目前的冷冻就是采取高浓度保护剂的办法，所以现在无法复苏，也不完全清楚这样到底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当然，按照支持者的说法，冷冻人体复苏的概率再低，也总比一坨骨灰复苏的概率要高。过去一百年，医学技术的进展日新月异，那么未来一百、两百、五百年里，总会有办法解决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吧？

也许是，也许不是。未来可能有办法复苏，也可能发现我们现在所有的冷冻都无可救药地冻坏了。技术的发展是很难预测的。

可是冷冻人体并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

生和死，道德和社会

按照今天的法律，冷冻保存的人体算作死者，许多保存公司是按照公墓注册的。但是，冷冻公司和支持人体冷冻的成员都相信，这些人将来还会活过来的。法律上判定的死者又活过来虽然并不是前所未有，但大规模有计划地发生这种事情，这还是第一次。

这就带来了许多非技术的问题。真的能活过来吗？贩卖可能为假的希望是道德的吗？冷冻的人体还拥有人权吗？如果冷冻和储存过程中出现了人为失误，如何认定责任和赔偿？假如死者子女或者警方不希望立刻进行冷冻，导致了永久性损伤，怎么办？被冷冻者名下的财产将如何分配，复苏后他能否讨回自己生前的私有财产？利息算谁的？冷冻公司有无义务永远储存，储存费不够了怎么办？破产怎么办？遭遇不可抗力损失又怎么办？谁来决定他何时复苏？复苏成本太高怎么办？复苏后的医疗费用又由谁来承担？如果复苏后依然面临无法治愈的疾病或者生理缺陷怎么办？遥远的后代亲属有赡养义务吗？政府福利又该如何判断？谁来帮助复苏者重新融入一个很可能面目全非的社会呢？

更何况，冷冻支持者往往都希望修改死亡的定义，他们通常认为，只要大脑信息结构还在，人就不算死亡，人体冷冻不是一种奇怪的葬礼方式，而是对垂死之人的唯一可行的医疗手段。如果复活得以实现，那么他们的观点也许不无道理；但如果这样的看法成立，那不为一个垂死者进行冷冻是否就等同于谋杀？如果无人愿意支付“不谋杀”的费用怎么办？如何面对这一贫富差异？这是否是剥夺了后代的遗产？国家是否要把它纳入医疗福利，纳税人是否愿意负担这种福利？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已经在面临一个和冷冻复苏类似的社会问题了：难民。就在此时，有一千九百万难民逃离叙利亚内战，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天四万人的速度增加。就在不久前，一位父亲花了不少钱携全家试图偷渡到欧洲，结果却导致了两个孩子的死亡。这些人语言不通，技能有限，价值观也很可能和欧洲的“主流”价值迥异。看着他们的双眼，你可能会被同情心打动而敞开大门。但如果这些人是躺在液氮冰柜里，扭过头就可以不看，还有多少人愿意接纳他们呢？反正液氮也不贵。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许被接纳的唯一可靠方式就是去当越南新娘了。冷冻机构会变成不对称的巨型约会中心，被冷冻者陷入完全的弱势，像商品一样被挑选，中选的复苏，剩下的永远沉睡。然而很难说谁更幸运一些——复苏的人不但从一开始就被迫进入权力不平等的“婚姻”关系，而且一旦脱离将是真正的无家可归。越南新娘至少还可以逃回去呢。

当然，这些问题肯定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得到解决——虽说解决的方式未必是所有人都乐于见到的。但是绝大多数选择冷冻的人却都没有真正考虑过这些问题。因为，他们做出冷冻选择，就像因帕斯卡赌注而做出信仰选择一样：看似理性，其实不然。

相信复苏，就是相信乌托邦

三百五十多年前，数学家兼哲学家布莱叶·帕斯卡提出了一个赌局，赌的是要不要信上帝。如果我信了而祂存在，那么我得永生，收益是无限的；如果祂不存在，损失只是有限的。反过来，如果我不信而祂存在，那么下地狱受罚，损失是无限的；如果祂不存在，收益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信了好。

把概率理论引入决策，这当然是帕斯卡的天才创举，开辟了一整个新的研究理论——但是如果有人真的因为帕斯卡赌注而去信上帝，那就有点天真了。帕斯卡给出了一个极端简化的模型，现实才没有那么美好：这么多不同版本的上帝，信哪一个？信错了岂不是更糟糕？只靠信就真的能永生吗？要是上帝不喜欢你的功利主义动机呢？

人体冷冻也是如此。虽然披着科学与理性的外衣，但在它的根基，依然是一种信念。想想看，它的永生允诺背后隐藏着多少预设吧——科技将会持续前进，甚至永远加速前进；所有的疾病都将被治愈，连衰老本身都会被打败、都得以逆转；未来的人类将会愿意复苏来自遥远过去的尸体，愿意将这些古人接纳到自己的社会中，并且有能力养活因此而增加的人口；复苏的人能够在语言不通、技能失效、思想过时、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融入这个早已改变的社会，顺利生活下去。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来自科学内部的可证伪的假说，而是独立于科学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这是相信进步，相信超越，相信乌托邦。就这一点而言，它和宗教所允诺的永生并无本质区别。

当然，持有信念，这本身并非什么坏事。你可以说这是遵循了伟大的启蒙传统，是我们能用理性主宰自身命运想法的自然延伸；你甚至可以说它在所有可能的信念里是最可能成真的信念之一——毕竟，科技进步确实让我们今天的生活质量远远超越了我们的祖先。然而，信念终究是信念，不是科学。相信人类将永远前进，这是一种希望，既不是事实也不是逻辑必然。这是理性和狂热的奇妙混合体。这是我们的存在方式。

因此，面对人体冷冻，我们将会继续仰慕它，同时继续嘲笑它。今天冷冻自己的人也许是愚蠢的，或者今天嘲笑冷冻的人是愚蠢的；或者一百年后愚蠢和不愚蠢相互交换位置，五百年后又重归原貌。一切问题终将解决，一切解决方案终将无视人的信念而展开——但我们总会相信我们所相信的那个未来，向来如此，始终如此。（编辑：Ca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