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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喜欢读传记和回忆录，Barnes & Noble 书店进门单独放一整架，这些年我也陆续买了两三百本，象居里夫人一人就有五本。费曼和盖尔曼亦师亦友明争暗斗，我就把格雷克（James Gleick）写的《费曼传》（Genius: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Richard Feynman）和盖尔曼的《夸克与美洲豹》（The Quark and the Jaguar: Adventures in the Simple and the Complex）放在一起，让他们在书架上继续较劲。
最近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六百多页的新书《达·芬奇传》出来，有点犹豫是否要买一本，还是图书馆排队先借一本，读后再决定要不要买。最后让我下购买决心是看到几周前的《纽约时报》的精装非虚构作品排行榜，前十名中六本是关于美国总统，总统候选人及其家人：杰克逊，格兰特，肯尼迪，奥巴马，希拉里的新回忆录，小布什双胞胎女儿写的Sisters First，而那一周书评头版评论的新书Raising Trump，是川普第一任老婆畅谈育儿心得。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登过一篇文章，作者的父亲曾在二战时参与制定计划，拯救英国重要的艺术家，让他们免上战场成炮灰。有人提出把科学家也加进去，但被否决了，理由是：
很少人会意识到，即使失去最伟大的科学家，科学的发展并不会因此而延迟多久。如果牛顿从未诞生于人世，引力理论和微积分的诞生也不用等上一两年，因为惠更斯（Huygens）同时提出了引力理论，而莱布尼茨已经独立发明了微积分。如果没有爱迪生，斯旺（Joseph Wilson Swan）也一样发明白炽灯和麦克风。但是，如果达·芬奇在安吉亚里的战斗中身亡，而不是远离前线，躲在安全的距离，并根据战士的叙述画成画，那么世上将永无《蒙娜丽萨》。如果莎士比亚被派去与无敌舰队作战并作为一个无名英雄战死，那么，世人将永远看不到他的剧本上演。艺术家的作品独一无二，艺术的损失永远无法弥补。失去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或者企业家，只是失去一些时间，但是创造性的天才艺术家是无价的。
达·芬奇不仅是个艺术家，同时还是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他也是个企业家，开设自己的作坊，批量生产画作又不署名，让后人为鉴定哪些是他的作品而争论不休，象最近拍出4.5亿美元的《救世主》（Salvator Mund）一度被认为是仿作的仿作 。
《安吉亚里战役》（The Battle of Anghiari）现已失传，达·芬奇画的一些草稿还留存着，而画面的中心部分可以从藏于卢浮宫鲁本斯的仿作中一窥原作的样子。有人研究后认为这幅画藏身在佛罗伦萨旧宫五百人大厅的某幅壁画后面。这是无数关于达·芬奇迷案中的一件，丹·布朗写《达芬奇密码》把故事背景放在法国和英国，没有用这一段，在《地狱》（Inferno）里让兰登教授去意大利的时候放了进去：
兰登此刻仰起头，凝视装饰高墙的巨幅壁画。它们的经历异乎寻常，包括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一次失败的绘画技巧创新，造就了一幅“消失的杰作”。 达·芬奇曾在五百人大厅尝试用油画颜料直接在墙壁上作画，绘制了战争题材的巨作《安吉里之战》。后来瓦萨里负责翻修大厅，此画不知所踪。根据塞拉西尼的发现，瓦萨里并没有销毁达·芬奇的原作，而是将其巧妙地隐藏保护在自己的画作之下。
达·芬奇《安吉亚里战役》草稿
鲁本斯仿作
《达芬奇传》里用了“天才（genius）”这个词七十多次，说他把艺术和科学结合在一起，是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天才，说他“从事解剖学、化石、鸟类、心脏、飞行机器、光学、植物学、地质学、水流和武器等方面的研究，是‘文艺复兴人’的原型”。
这句话中“文艺复兴人”是多才多艺博学之人的代名词，不是用“文艺复兴”的本意。达·芬奇和古希腊古罗马的直接关系并不大，他是个私生子，只在当时属于职业教育的小学（abacus school）念过短时间的书，没有受过当时精英中上阶层的正规教育。他从未掌握拉丁语，以自学成才骄傲，成名后甚至说自己是个不识字的人。
本·琼生曾说过他的朋友莎士比亚“懂拉丁文不多，希腊文更少”（Small Latin，Less Greek）。看来缺乏古典教育并不妨碍伟大艺术家的成长。艾萨克森认为同样是天才，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心智普通人无法理解和模仿，但达·芬奇则可以学习，他最大的特点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对万物细致观察。达·芬奇留存下来六千页的笔记本中，记录了他在五百多年前某一天计划去做的事：
测量米兰及其郊区
请教数学老师怎样把三角形化为（相同面积的）正方形
请教Giannino the Bombardier，费拉拉塔楼（Ferrara Tower）没有洞眼的外墙是如何建造的
问Benedetto Protinari，佛兰德人（Flanders）如何冰上行走
请教专家，如何修复伦巴第式的水闸，运河和磨坊
按照法国人Giovanni Francese传授的方法测量太阳
笔记本里还记录着他做过的事： 描绘啄木鸟的舌头；给猪肺充气，观察结果是长度增加，宽度增加，还是两者都增加；每周六到澡堂子里去，因为那里可以看到裸体的男人......
他的爱好如此之多，他能干的事情如此之多，甚至把画画当作他的末技。艾萨克森在开篇写道：
当他人生历程进入令人不安的三十岁的时候，达·芬奇写了封信给米兰的统治者，列出应该他一份工作的理由。在十个精心编号的段落中，他吹嘘自己的工程技能，包括设计桥梁、水道、大炮和装甲战车。只在求职信的最后，写完这些他才想起来自己也是一个艺术家，然后加了一句：“就像我什么画都能画那样，我无所不能。”
胡适曾给《三侠五义》作序，提出“箭垛式的人物”的概念，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象黄帝，周公和包龙图，什么事都附会在他们身上。达·芬奇也是这样一个人物。
一本原本写得不错的关于达·芬奇笔记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前面给加了段序言，其中写道：
为了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满足他那无休无止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他创造了一种“多相睡眠法”，即每工作四小时睡15分钟，这样，一昼夜花在睡眠上的时间只有不到一个半小时。这种睡眠法亦被后人称为“达芬奇睡眠法”。
《达·芬奇传》全书没有提到这种“达·芬奇睡眠法”，也没有任何确实证据能证实达·芬奇创造并实施了这种“多相睡眠法”。 科学家的意见是缺觉的人打盹有好处，除了特殊情况不能保持长时间睡眠，不建议采用这种睡眠法，五百年前古人的传说不能作为科学证据。
一篇提倡低碳生活的文章写道：
特斯拉和达·芬奇都是动物爱好者，都是素食主义者，都是终身未婚，似乎在不经意之间遵守了佛教的戒律，其实他们都是有佛心佛性的人。
《达·芬奇传》明确说他是素食者，和左撇子同性恋一样，作为他异于普通人的特点（his ease at being a bit of a misfit: illegitimate, gay, vegetarian, left-handed, easily distracted, and at times heretical），但达·芬奇是素食者的证据不是很充分。两条间接证据一条不可靠，一条可以有不同解读。他自己的笔记里提到了人类对动物的残酷，也有他设计的烤肉架；笔记里记录了购买肉，蛋和鳗鱼，可能自己吃，也可能只是给他的学徒吃。
比如新浪，搜狐和百度知道都能查到这一句：
看过达·芬奇手稿后，爱因斯坦感叹，如果这些科研成果当时就发表的话，科技发展可以提前30至50年。
爱因斯坦也是个“箭垛式的人物”。《达芬奇传》里说起爱因斯坦十来处，没有提到他曾如此感慨过。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也是六百多页的《爱因斯坦传》（Ei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的作者，全书没有提到达·芬奇。网上也搜寻不到英文的类似叙述。普林斯顿整理了十卷本爱因斯坦作品，我查了一下，只提到达·芬奇一次，还是在别人写给他的信里，1921年爱因斯坦给妻子艾尔莎邮寄了一张明信片，图案用的是达·芬奇的肖像画（ La belle ferronnière ）。
达·芬奇三十岁的求职信里说自己无所不能，他的众多名号中，有一个是“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Last person to know everything）。在他之前的亚里斯多德和培根（Roger Bacon，而不是更为世人所知的另一个全才Francis Bacon）也被人如此赞誉。
达·芬奇本人也说不上无所不知，《达·芬奇传》里写到他对学习代数很吃力，不会列竖式算除法，甚至在笔记中，他把4096翻倍，得出的结果是 8092。
达·芬奇说不上是“最后一个”，比如在他之后还有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一位豆友在洪堡传记的书评开头写道：
1827年冬，五十八岁的亚历山大·冯·洪堡在新建不久的柏林大学开办讲座，半年内不重样讲了七十七场，天文与诗歌，地质与风景画，火山，极光，地球磁场，气象学，人的迁徙，动植物分布……所有讲座无偿向社会大众开放，皇室贵族跟他们的仆役成了同学，学者专家与贩夫走卒抢座，更有半数听众是在那个年代与大学无缘的女性。报纸上登着场次预告，每当开讲之日街面交通堵塞，骑警疏导人群。
英国数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 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1892年出版的作品 《科学的法则》（Grammar of Science） 中如此描绘洪堡：
在本世纪初，亚历山大·冯·洪堡可以对当时存在的所有科学领域进行调查。到现在，任何一个科学家都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调查，即使他拥有洪堡那样超常的能力。今天的几乎任何专家，即使在自己相对较小的领域里，也无法精通一切其中已经完成的工作。分类的科学事实积累的速度如此之快，似乎没有人有余力来了解各种子科目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欧洲和美洲的工人，正在一个个把石头搬到一座大厦来，堆砌固定在一起，没有任何计划，也不了解邻人在干什么。
《科学的法则》出版于上世纪初物理学革命之前，爱因斯坦1902年发起成立的科学探索沙龙互动小组“奥林匹亚科学院”（Olympia Academy），把这本书列入阅读讨论书单。
生物学家道金斯在1995到2008年之间，担任牛津大学西蒙义公共科学教育讲座教授。继任者是数学家索托伊（Marcus du Sautoy），今年出版了新书《广大的未知：通往科学前沿的七段旅程》（The Great Unknown: Seven Journeys to the Frontiers of Science）。其中写道，他本来是牛津数学教授，获得Simonyi Professor for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这个职位后，人们认为他应该无所不知，给他打电话，期待他知道每个科学问题的答案。就职不久，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揭晓，研究端粒（telomere) 的三位美国科学家获奖，一个记者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能解释一下端粒的重要性。他一下很窘，快速扫了一眼维基关于端粒的页面，然后像个权威人士一样对记者说起一二三来。
荣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温伯格今年八十四岁，刚开始做弦论工作时，乐观地认为也许大统一理论就在眼前，一再呼吁建造大型对撞机。两年前，他出版了一本科学史著作《解释世界：现代科学的发现》 ( To Explain the World: The Discovery of Modern Science），结尾时他带着一丝悲观说，穷尽人类所有的经济资源，也无法在试验中产生普朗克粒子，也许人的脑力资源已经决定人类无法理解最基本的物理理论。
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后的一百年的今天，即使对牛津科普讲座教授教授索托伊来说，“懂得世上一切”也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他在书序言中也说，求知欲是根植在人类的心理中。《达·芬奇传》一再强调，不论作为艺术家还是科学家，他永远充满了好奇心。
艾萨克森写道：“达·芬奇思考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这个问题是那么平凡和无聊，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到八岁时都不再为之惊奇。但是，最伟大的天才，从亚里士多德到达·芬奇，牛顿，瑞利（John Strutt, 3rd Baron Rayleigh，瑞利散射能够解释天什么是蓝色的）和爱因斯坦，都研究过这个问题。”
达·芬奇、哥伦布和古登堡的十五世纪是一个发明、探索和传播知识的时代。从亚里士多德到达·芬奇，从伽利略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从过去到现在和将来，人类凭着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风帆，乘风破浪不断前进，一步步不断开拓未知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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