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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十二公民》里，有两个不招人喜欢的北京人。

韩童生演的的哥，张口闭口“咱老北京”，对模拟陪审团的程序机制嗤之以鼻，满嘴都是武断的偏见。吊诡的是，这些偏见并不来源于地位财富或者专业水准，说破天，不过是出生在皇城根下的优越感。

张永强扮的北京包租公，干脆开了地图炮：“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这一外地二道贩子养大的人他能是好人吗？”

韩老师和张老师都是好演员。安排他们来这一出，是刻意戏剧化，把日常存在的荒诞推向极端，放大给观众看。

在银幕上，观众看得懂，搁生活里，有人又不明白了。前天写到北京这个寒冷的冬天，最让我不忿的是，有些人在微信底下留言叫好，因为“保护了咱们的安全”。

这让我想到韩童生和张永强的角色。某些“咱老北京”的安全是安全，租户没有半点时间转圜，就这么流落街头或者被迫返乡，就没有安全之虞？

目的正义，就可以不顾全手段，这样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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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是更多人关心的，近来频发的幼儿园疑云。

大家都在聊塔西佗陷阱，我更好奇的是，为什么会有成年人选择用扎针、喂芥末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幼儿。用表情包的话说，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来自汉娜·阿伦特的名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阿道夫·艾希曼原先是纳粹的官员，曾在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战后，他化名逃往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获。一年后，在耶路撒冷，一场备受关注且旷日持久的审判开始了。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先后撰写5份报告，最终完成了这本书。

汉娜·阿伦特

按常人的想象，犯下如是恶行，艾希曼应当是一个魔头般的人物。可阿伦特在被告席上看到的，却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

阿伦特认定，艾希曼之所以签发了处死数万犹太人的命令，并不是因为他有滔天的怨气，也不是反社会人格，而是他根本不动脑子，像机器一样顺从、麻木又不负责任。

在这本引起极大争议的书里，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观点：平庸的恶。魔鬼未必青面獠牙，哪怕是平庸凡人，只要没有自省能力，缺少机制约束，同样会沦为帮凶或者渊薮。

如果上面这段不好理解，提起《朗读者》，很多人会更熟悉。

凯特·温斯莱特饰演的汉娜，和15岁的少年米夏拥有了一段短暂而快乐的邂逅。汉娜会要求米夏为她朗读美妙的文学作品，像个孩子似的时而痛哭时而大笑。

可是，某一天，汉娜突然不告而别。八年后，米夏再次见到汉娜，已经在法庭上。原来，汉娜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女看守。

庭审时，汉娜没有像其他罪犯那样矢口否认，异常坚定地坦诚一切。但到了签字比对环节，汉娜却不愿提笔，哪怕要身背终身监禁的重罪。

米夏这才明白，原来汉娜不看他的旅行计划，拿起菜单时神色紧张，不厌其烦地要他朗读，只因她是个不认字的文盲。但她拒绝向任何人袒露这个秘密。

有感于汉娜的抉择，米夏在她入狱后寄去自己朗读的录音带，汉娜也开始识字，并给米夏寄去了一封又一封信件。十八年过去，汉娜减刑获释，终于能和米夏见面了，可最终，她还是没有勇气，以上吊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这是一个曲折复杂的罪与罚的故事。

汉娜有罪，也有救赎。从很多维度来看，她完全算不得坏蛋。可就是这样一个人，长时间目睹并接受了奥斯维辛里发生的一切。

要知道阿多诺曾经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汉娜一度身处现在进行时，何以能漠然承受？无他，因为她顺从、麻木，充斥着无意识的平庸之恶。

可怜，又很难给予太多同情。

那些因为一己安全就为他人的流离击节点赞的人，那些无奈想把孩子继续送进三色幼儿园并且认为受害者只是运气不好的人，甚至那些扎针、喂芥末的人，未必是大奸大恶。

某种程度上，他们像汉娜，对所做的事情是否违法并无认知，对自己之外的所有人事漠不关心，对顺从到底就不会出事心存幻觉。

然而，在一个利益和真相都很难抽丝剥茧、硬盘和摄像头都时灵时不灵的环境里，这种安全感又从何谈起呢？

我是写流行音乐的，关于孩子，有太多美好的词句。

Beyond为非洲难民儿童写《Amani》，“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

李宗盛有李安儿、李纯儿和李喜儿三个女儿，在《阿宗三件事》和《希望》里，他亲笔为女儿写的是，“我希望她快乐健康，生命中不要有复杂难懂的事”，“她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她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

至于杨立德替苏芮写的那首《亲爱的小孩》，就更是博大开阔：

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亲爱的小孩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

这些都是真诚的发愿和情意的闪光。

人性的范围很宽广，心存良善与平庸之恶，完全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孰是孰非，靠自己，也看土壤。

土壤已经如此恶劣，要是连孩子和弱者的苦难都不能唤醒有些人的自私、利己和麻木，我不是赌咒，而是坚定地认为：先别暗自庆幸，你也不会高兴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