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向后设计
Ø一个想法是旧的成份的新组合，没有新的成份，只有新的组合——《学习的革命》
Ø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非源于新资源的发现与利用，而是源于将已有的资源重新安排后使其产生更大的价值——《必然》
Ø这一部分的道理大家都明白，生态设计学派和绿色设计学派有完整华丽的理论准备1，笔者只是试着再总结一下。
比尔·盖茨夫妇在2016年公开信中指出全球仍然有13亿人生活在黑暗中，无法使用电力，他们呼吁“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家庭，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为他们提供便宜、清洁的能源”。
13亿人的夜晚中没有光明，这不仅仅是贫困的问题，同样也是非常夸张的浪费问题，无论是从全球治理还是商业开发角度。
再看我国经济，除了挖掘内生增长，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也需要向外借力，在海外寻求外贸市场、原材料和技术合作。这两者有无联系？从设计的角度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过去半个世纪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的脱贫致富故事发生在中国大陆，今天“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热门词汇，从设计角度笔者总结中国崛起的关键原因有三点：
Ø一是在日常经济活动、工业化、科技创新和社会治理领域进行了大量低成本设计。例子太多就不用说了，就算未来我国也不大可能把GDP的20%用于医疗支出，每开发一款新产品就组建三到五支研发团队。
Ø二是全员参与没有死角，是个活人就在创业开店或者打工练摊。这一点说着容易做着难，印度似乎就做不好。
Ø三是得到了外部世界的广泛帮助。如果起步时中国大陆是1.0经济体，那帮助我们的既有美国这种3.0经济体，又有日本西欧这种2.5经济体；既有“四小龙”这种2.0经济体，又有东南亚华人这种1.5经济体2。相应的，我国的地方政府也针对各级别投资体的需求进行了很多个性化的制度设计和人员安排3。
低成本、全员参与、各级别经济体的帮助和相应的针对性设计。从设计角度总结这三点，关键词应该就是“向后设计”。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假如一个班的同学按考试成绩进行排位，大概分为学霸、尖子生、中等生、差生、待留级生等几个水平，老师要求大家集体帮助待留级生进步，如何做最有效？谁的学习经验对待留级生最有用？换句话说，一个乞丐，没有必要给他设计一个成为世界首富的进阶模式吧？就让他先成为百万富翁行不？像我这种胸无大志之人就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能拥有比尔·盖茨2016年的财富，能达到他老人家1990年的水平就心满意足了。
穷人和富人最本质的差距是什么？先进经济体和落后经济体最本质的差距又是什么？站在2016年的理论和数据高度上看就是时间吗！时间是唯一稀缺的资源！假如我和比尔·盖茨都能活一万岁他老人家在第五千八百年的时候被我超越是蛮有可能的。
借钱融资的时候不提时间可能吗？投资理财的时候不提时间可能吗？同样，设计作为人类所有工作的核心，无法脱离时间这个要素的考量。时间统治着一切，未来随着学科大融合和商业文明的进步，学术著作和论文可能文字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数据和代码（有些像美式橄榄球的战术分析报告不过涵盖面肯定会广的多），每一项理论模式和技术方法都被看成商业/实验工具或社会治理工具，读者/客户不要听讲述，要看实战总结，如果没有实践机会，就在时间轴上“兵棋推演”自行演绎。企业管理领域可能也会有本质的变革：松下幸之助说“管理就是沟通”，但是现代企业在实际沟通时很难过多考虑时间因素，沟通的结果往往就是“哥们搞定了/哥们没搞定”，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哥们多花XX时间就能搞定”；小企业人少可能还能多消化一些变量因素，大企业的决策层根本考虑不过来只能四舍五入，经常能看到互联网大佬哀叹“队伍大了不好带”。
笔者没有能力就这个问题展开，一是现在也没什么基础数据和这种学术习惯，二是理论物理学未来有可能出现颠覆性结论。同上一部分一样，不把这个问题复杂化，就认为时间是单向度的指标，考虑时间因素的设计就是“向后设计”（没有向前设计，只有向前的发展成果）。
如果说“向左右设计”是给雇员/设计师们提出的难题，“向下设计”是给企业家们准备的难题，那“向后设计”便是向整个社会发出的呼吁，是每一个独立经济人的课题。
艺术家反思自己的创作有没有价值，心理学家反思自己的理论都是基于对美国白人的研究有没有价值，这样的反思精神同样适用于其它行业。以工业化为例，ISO制定的工业标准很难完全应用于最不发达地区，就连欧美国家自己都没法完全执行到位——笔者就听说德国工业企业的产品研发成本相当大一部分就是对各家行业协会的公关成本，不然他们也不想卖那么贵。做过实物产品的都知道，要是把安全性系数无限放大，任何东西都做不出来了。
我国的“一路一带”工程也面临这个课题，我们没法像过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以我为主”或者“把别人当学生、农奴”，只能“把别人当客户”，客户需要我们的精细化解决方案和个性化服务，“向后设计”也许是必由之路（我们在这个领域是有一定经验的）。
以“向后设计”的理念开发欠发达地区意义深远。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发达地区多少都存在经济乏力、贫富差距、民粹主义、政治腐化、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归根溯源都是因为社会决策层面缺乏对保守资本的制衡力量，知识阶层话语权有限。各国的知识阶层不如同开明资本（政府专项投资/社会企业/公益基金）紧密合作，为欠发达地区的人民设计“就地取材”的、“全员参与”的、绿色而又高效率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不仅创造了财富，也为自身的发展“开辟了新舞台”。
刘慈欣认为“科技尚处在等待爆发的初级状态”，只要设计的好，欠发达地区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发达地区，后发地区没有那么多思维惯性和既得利益牵绊，想象空间大，可以走出一条更健康更阳光的发展之路——欠发达地区完全可以用木头和橡胶造汽车，完全可以全面禁止污染性化工产品，完全可以人人都变为科学家和数据分析师，只要开始认真向后设计。
欠发达地区的这条路走顺了，将来可以和发达地区形成良性互动，国家间的差别不再是字面财富差别而是生活方式差别，你生产你的我生产我的，我不占用你的生产资料（还能孝敬你）又不抢夺你的市场大家还吵什么架？可以交换但无需争抢，从长远看“向后设计”担负着全球治理和国家间和解的双重任务。
国家间如此，个人间何尝不是这样？如果能在沟通时多从时间维度考虑一下对方的局限性或先进性，傲慢和偏见是否能更少一些？德鲁克认为人人都是管理者，那人人何尝又不是设计师、工程师和项目经理？能以“向后设计”的理念精神来组织好自己手里的资源，多关注自己的能力、性格和命运，少关心他人的金钱、运气和天赋，为自身的理想生活方式而努力，为自己的企业家之路而努力，这也许就是人生幸福的一种定义吧。
社会上每一个独立的经济人都“向后设计”起来，不仅可以有效的做大社会财富带动国家经济，也会是解决贫富差距促进阶层和解的有效办法，“可以交换无需争抢”。
值得强调的是“向后设计”本身是一项艰辛复杂的系统工作，知识阶层和开明资本在走出国门后应拿出“在商言商”的专业态度。历史上知识分子容易犯理想主义和技术主义错误，实务能力不足和自命清高使得公益事业实施效果多少打折扣。新时代的“向后设计”工作一要注意挖掘当地人民中的企业家，做好“向下设计”工作，不怀疑人家的基本智商；二是要注意由点及面，不把自己看成救世主不急于求成，能做多大就先做多大；三是要注意具体项目的盈利水平，要和各级别保守资本（百年型/八十年型/六十年型……）开展广泛商务合作，要注意尊重现有利益格局。
从长远看所有的欠发达地区都会进化为发达地区，发达就会有前文所述的发达病，这时知识分子们可能就会继续犯完美主义错误——追求道德洁癖而对“向后设计”工作失去信心。然而发达和欠发达总是相对的，今天世界上的最不发达地区也是石器时代的超级发达地区，只要坚持“向后设计”，总能发现新的舞台。
一个具体案例
从“向后设计”的角度看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发现不少局限性，笔者试着抛砖引玉。
一是保守资本的逐利性带来的“效率歧视”。这点很明显，比尔·盖茨就说“我只和最聪明的人一起工作”，杰克·韦尔奇则认为“我们一生都在被人评价”。笔者在单身时去饭馆吃饭经常被无视，傻傻的站在大堂里没人理睬。这有些荒谬，因为资本的过度逐利性我们号称的商业社会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做到“在商言商”！你不过来问我一句而是根据特定的“商业算法”把我忽略掉不一定是最理性的，没准我是来喝你家茅台的了？没准我是来帮单位订团餐的了？
二是“安全困局”。发达地区的很多改革性措施都是倒在“安全”二字面前，这不安全那不安全，安全压倒一切。李奇微曾经警告“我们要警惕历史掌握在那些满口胜利，却又说不清胜利为何物的人手里”。
三是“配套论”，英雄必须配美女，才子必须配佳人，吃饼必须配大葱读书必须配安静。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失落感最强的就是那些“配套”观念至深的群体，幸福感最强的是那些真正能做到“解放思想”的群体。
相应的，“向后设计”工作能帮助欠发达地区回避上述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找到自身最佳发展路径。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和能源是欠发达地区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能为他们做点什么？笔者曾经查阅包括能源互联网领域的一些学术资料，自己也构思了几套方案，但到最后发现都有以我为主不接地气的嫌疑。很多欠发达地区只有人和一些原始自然资源以及农作物，如果像国外高校那样为它们搞一些高科技生产生活设备无异于杯水车薪，没准摆在那里俩月就被小流氓砸了卖废铁。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欠发达地区可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开明资本也可以不断的通过“向后设计”工作为当地的发展保驾护航。首先欠发达地区的第一桶金可以投入卫生和安全防卫领域，“有多大能力就办多大事”，各欠发达地区的社区集中财力人力开辟出一小片安全标准高的区域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只要有了这片区域就有可能吸引发达地区的工程师/科学家投资人。工程师/科学家们在发达地区挣了一百万人民币/美金是个屌丝，但到了欠发达地区他就能召集当地最聪明的年轻人组建自己的数据分析团队，这个诱惑还是很大的（前提是有那么一小片相对卫生及安全的区域）。虽然基础设施落后制造业实力不足，但印度依然凭借医药和IT服务等软行业实现了一定量的跨越式发展不就是明证吗。
有了工程师/科学家带路人，有了开明资本的“向后设计”支持，欠发达地区可以大力发展各种试验技术。如今发达地区的人民人人都在做创业梦，没人肯停下来做试验和验证（资本也不允许），欠发达地区的试验产业之路走好了可以和发达地区实现互补。试验产业理论上是低投入高产出的行业，就算只是一帮受过教育的人即使他们什么工具资源都不掌握，也可以完成很多营销类和心理学类试验；人再能折腾，他的社会活动的尺度也是有限的，建造一座模块化设计的试验工厂理论上就可以完成很多工业类基础性试验。
试验产业的另一点重要性在于它可以顺势设计很多新奇游乐和教育类项目，发展的好了无疑就是体验经济时代的一座巨大金矿。开明资本在发展试验产业方面多为欠发达地区做一些设计，可能更会有“四两拨千斤”的奇效。
很多发达地区吵来吵去悬而未决的事情到了欠发达地区可能立马就拍板了，很多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的方案可能到了欠发达地区即刻就实现了，一个以人为本来进行各种设计的社会吸引力是巨大的，欠发达地区的“向后设计”工程每往前走出坚实的一小步，就能感染一批寻求“诗和远方”的发达地区人民给予协作和支持，这是必然。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中国改革开放下海最早的那批企业家们可能床头摆的都是托夫勒，但实际干的工作却是首席铲屎官（养猪养羊）、首席押车官（倒买倒卖）、首席陪酒官，“向后设计”的执行者们能不能拿出企业家式的实务能力，能不能激情面对疾病、偷盗和山大王，是一切一切的关键。
从长远看，所有的欠发达地区都会让完美主义者失望。但发达和欠发达是相对的，依然怀有“向后设计”精神的人们，能不能像伟大的军事指挥家和股票经纪人那样居安思危、败中求胜？这是个问题。
参考文献
1.牛文元.绿色设计是启动绿色发展的第一杠杆.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05
2.高晓松在《晓说》、《晓松奇谈》中多次谈及二十世纪海外华人社会和日本、美国等国家对我国的经济投资和贷款援助
3.张五常的论著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县域竞争制度”大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