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吕克•贝松拍摄的法国史上最贵影片《星际特工：千星之城》将于2017年暑期档（7月21日）上映，法国不少电视台开始报道电影相应讯息：预算高达2亿欧元，吴亦凡、蕾哈娜、伊桑·霍克等一众明星亦参演。
善做买卖的“法国工业大亨”
《星际特工：千星之城》预算甚至超过了《星球大战7》，490名幕后技术人员将为之奔忙半年。顺便提一下，在法国，一部电影平均耗资400万欧元。
电影改编自1967年面世的科幻漫画《Valérian》，讲述了星际警察Valérian与同伴Laureline的时空冒险。
法国政府为贝松大开方便之门：为避免大导演转战至法规更有利的比利时、或成本更低的东欧国家拍摄，法国文化部甚至修改了相关税法，将减税额提升至总预算30%，为大导演省下1500-2000万欧元——该减税政策原仅适用于法语对白电影，但贝松的“国际化”英语大片照样享受到了福利。
借用好莱坞模式，把“法国制作”推向国际
作为法国最具商业头脑的电影人，吕克•贝松于千禧年创办的“欧罗巴”制片与发行公司（Europa）借用好莱坞模式，把“法国制作”打入北美、亚洲市场。
早在六、七十年代，作为法国电影“光荣与梦想”代表的新浪潮导演特吕弗、戈达尔等人改变了世界电影形态，而90年代崛起的年轻导演则试图寻找法国和世界的对接。其中，在这条国际化、商业化路上走得最彻底的，当属吕克•贝松。不少“清高”同行也因此不无蔑视地将其称作谙熟市场的“法国电影工业大亨”。
的确，贝松不断地周旋于商业和艺术之间：这位“欧洲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电影色彩瑰丽、节奏明快，曾引领“外表电影”风潮（有趣的是，由于父母严格的管教，斯皮尔伯格与贝松童年时均不准看电视）。
早前，他投资6500万欧元，将自己的小说《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改编成电影，宣传费高达1.25亿美元；2014年，《超体》全球票房突破4.5亿美元，并在中国推出“特供3D”版本；《飓风营救3》也斩获了3.6亿票房。巴黎检察院甚至启动了针对欧罗巴公司的反腐调查，并因“财务报告违规”开出了20万欧元的罚单。
吕克•贝松很清楚，他不少同行认为电影是真正的艺术，与赚钱没太大关系。面对外界评价，他有点无奈：“在《这个杀手不太冷》里，有5分钟枪战，但接下来25分钟，这个‘呆瓜’一直在厨房里和小女孩说话。生活就是这样——有时你很有激情，有时却很无奈。”
用心制造的“法国大片”
尽管和好莱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贝松同样使用美国模式，抵制美国大片：“美国人用联合制作、购买电影院线的方式登陆欧洲 […] 法国电影在苟延残喘，我们需要动用全部的才能使它存活下去。”
他的确打造了一条电影生物链，以大制作养小制作：他曾用《出租车》系列的收入资助6名法国新锐导演的15部处女作。谈到“大投资，大制作“，贝松辩解道“不是技术左右了电影，而是电影激发了技术。最不能忘记的是，你是个讲故事的人”。
《阿黛拉的非凡冒险》的制片人更是佐证，为了还原出一个个震撼人心的场景，即便代价高昂，剧组也不遗余力：“我们尽量实景拍摄。为此，剧组远赴埃及，花大量时间研究、复原出努比亚时期的场景“。
吕克•贝松其人: 多变的…“小王子”？
1959年，吕克•贝松出生于巴黎，小时候曾在克罗地亚，希腊和南非居住。15岁之前，他从未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活：城里的孩子们在看电视，而他一直跟随父母在南欧海岸线上迁徙。
早年接受采访时，他称自己一半是鱼，一半是小说中的“迷你人”：“小时候，我总呆在海边。日复一日地光着脚，穿着游泳衣，听从大海的召唤、日出日落的指令。戴着橡皮脚蹼，我感到很安心”。
17岁那年，贝松在片场对电影一见钟情：“回到家我告诉妈妈，要去巴黎学拍电影。她以为我随口一说，但第二天我就出发了”。不过，法国有媒体曾经评价，多年来这个众所周知的“官方故事”创造了一个过于天真的“小王子”、“艺术家”形象。人们试图挖掘隐藏在该形象背后、“真实”的吕克•贝松。
也许在贝松多元化风格的作品中寻找答案，是更为可靠的方法：“有时候我是圣女贞德，会捍卫我的法兰西电影理想；有时我是杀手莱昂，想要消灭所有让我郁闷的东西。”
贝 松的多变不仅限于电影风格。当被问及“拍完十部封刀”的豪言，吕克•贝松笑称：“我是艺术家，不是政治家，可以随时改变主意 […] 那时我需要创造一些事情来获得存在感。拍完十部电影、变得富有后，我并不‘需要’拍电影，而是‘想要’拍电影。”
电影不过是阿司匹林，但也能“救命”
“有些年，我和米拉（《第五元素》女主角，贝松前妻）在一起，她那时年纪还小。一次，我们抬头看飞鸟时，她突然莫名其妙地哭起来。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人一辈子也飞不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飞翔的梦想，顿时也开始感伤。孩童的你会说，‘我要当宇航员’。少年时，你开始犹豫，‘我可能当宇航员’。长大成人，你却说：“小时候太傻了，居然想当宇航员’。这太可怕了。”贝松认为是电影拯救了他：“电影延续、存放了我那些无法实现的梦想”。
但他有些矛盾，认为电影无力解决实际中的问题：“电影最多就是一片阿司匹林。它只能用特有方式讨论幸与不幸，聊聊重要又无法提及的生活，或者让人在观看的短短几小时里为心灵疗伤”。
非黑非白的“暴君”
不少工作人员眼中，贝松是“暴君”。他在现场有非常强的控制能力，从不犹豫：“他会用可怕的方式羞辱人，道具师常常遭殃。虽然他发怒时对事不对人，但现场气氛很快紧张起来”。
大家甚至把贝松的摄影总监Thierry Arbogast叫做“大胆妈妈”（Mère Courage），并总结出为贝松工作的“生存法则”：坚决服从、勤勤恳恳。一位前工作员抱怨道，“共事多年后，我‘愚蠢’地认为可以与‘吕克’平等对话。有一次，我告诉他，我已经接了别的工作，无法做下一个项目。他什么也没说。不久后，我就被辞退了”。
和下属的感受相比，贝松有意无意地弱化了自己“大魔王”形象：在谈到《亚瑟》时， 他表示很喜欢里面的“国王”：“做国王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看上去强大，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他摔倒后变得非常瘦小，他是那么弱。和政治家一样，他们只是看上去强大。[…] 我们都是如此。在摄影棚时，900个技工、2000多个配角都等着你。而当你回到家，妻子会说：“来，去扔下垃圾。”
在某些亲朋好友眼中，吕克·贝松从孩提时代起，就非常希望得到大多数人认可。一个制片人赞扬他用惊人的意志力与执行力一次次克服了政治、资金方面的困难: “没人教过他哭泣。他必须前进，必须变强”。
法国导演Eric Rochant也不无激动地为贝松辩护：“对我来说他很好。人们同样可以说我挑剔、讨人厌、强势......名声不好的导演不胜枚举。唯一区别是，他被太多眼睛注视着。他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不起的事业，人们却为此讨厌他”。来中国宣传电影时，贝松也表达过名气带来的不安，“当我回到自己的国家，那里都是嫉妒”。
法国现任环保部长Nicolas Hulot也热情地赞扬了大导演：“我和贝松并无私交。一天，他突然联系我：‘如果你还需要‘士兵’，就算上我’。当我为发起的生态公约寻找支持时，也顺便通知了他。没想到他来了，还坐在新闻发布会听众前排。每当我需要帮忙，或者录制宣传片需要演员时，他都毫不犹豫施以援手。这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我非常尊重他”。
从女性视角获得灵感
2003年，贝松曾起诉巴西一本杂志，因为该杂志刊登了一篇内容刺激的文章《贝松杀死了我……的电影》，其中一句是: “贝松拍电影既为了发财，也为了吸引漂亮的女主角”。
撇开情史不谈，贝松的电影里确有不少结合女性与力量的题材，例如《尼基塔》、《第五元素》、《超体》、《阿黛拉的非凡冒险》。不过，贝松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大家常说女人在某些方面比男人弱，我只是发现了她们的强处。”
“在肌肉男背后悄悄落泪的影子”，并不是吕克•贝松头脑中的女性形象。他受访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他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待女人”，也愈发觉得女性角色是传递“自己对世界细腻感受的最好载体”。
例如，《阿黛拉》同名漫画问世于70年代，当时经典漫画中有两个罕见的女性主角，一个是“还没来得及被画上嘴巴的乡下女佣”，另一个是“风靡一时的流行符号”。而贝松对漫画的改编深得原作者赞许——他创造出了一个勇敢、执著的女性角色，还在她的坚强与独立下，加入了一份娇弱。
“妥协”换来的拍板权
在好莱坞，商业大片剧本需要经过制片、预算、发行等多部门的评估和制约，并交由公司最终决策层审批，以防电影成败系于一人。
但吕克•贝松不是这个游戏的玩家。他既没有选择传统法国导演的“艺术之路”，也没有完全依赖好莱坞：通过自立门户、持续不断地拓宽收入和营销渠道（争取电视观众、公司上市、开发国外市场），贝松几乎完全获得了创意、生产过程中的自主权。
因此，作为导演、投资人、出品人，他都是那个“一锤定音”的人。此种商业模式虽然可以灵活地保留创意，创造出不受约束的电影世界，但无形中也增大了项目风险。将于7月21日上映、法国史上最贵的影片《星际特工》是否会因此华而不实？贝松的电影帝国又将何去何从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