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杯火了。昔日的摇滚青年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变成了端着保温杯喝着枸杞水的白发大叔。每一次“中年危机”话题，也能养活好几个“10万+”。以中产为代表的焦虑不安群体陡然发现，哦，除了房子车子孩子票子的无奈，不敢再轻易爱恨之外，还有岁月紧紧地缠绕着自己的身体……
8月12日，笔者写的《我们终于小富了，但却小富不安》引发了不少讨论，篇幅所限，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讲清楚，就补充写下这一篇。
中国正处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定阶段，时代反映在人心上的是，担心失去竞争优势，害怕落后于时代的焦虑感实际上分布于任何年龄段的人群，孩子们拼命学习、年轻人持续迷茫、中年人满身责任和焦虑、老年人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今，温饱基本上已不是问题，但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之间的不均衡也在加剧，从而导致出现了很多结构性的新问题。
大城市中产和精英因何焦虑
中国2015年已成为全球中产阶层人数最多的国家，按照瑞信《全球财富报告》，中国中产阶层人数为1.09亿人，超过美国了（9200万）。而据麦肯锡、经济学人智库等机构测算，中国中产阶层范围更大，人数更多，他们甚至认为城镇人口的五六成已成中产。
2016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为7.93亿，假定五六成都是中产，则中国的中产总数为4亿到4.7亿上下。但事实上，由于从一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的巨大差别，中国的一线中产和四线中产的差距可能如同隔着一个泰国或印度尼西亚。
上篇文章说到，中国人的小富不安是由于“财产减值”的压力，房子涨不动了，储蓄等于倒贴，股市充满动荡，财富高积累时代快要结束了。中产阶层的财富实力离富豪还很远，甚至永远无法企及，但他们对于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的需要则和富豪阶层没有区别。而好学校、好医院总是稀缺的，越是向往，沮丧也越多。
人们还发现，大城市中产者的不安感比三四线中产者的不安感更甚。前中信银行行长朱小黄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近年来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房价上涨，与房价类似表现的还有这些：物价、人口、劳动力成本、小汽车、地铁、高架桥、CBD、摩天大楼以及雾霾、噪音、拥堵、积水成灾等各种大都市现象，快速的繁荣背后必然会付出风险成本。
这些风险成本包括：
首先，大都市吸引的是劳动力、资本、人才、物流、各种财富，周边城市挣到钱的人都会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大都市，但由此抑制了中小城市自身的良性发展。许多省会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着“吸金者”的角色。而良性发展应该是均衡发展，让城市更完善，乡村更富裕，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互补。
其次，大都市会带来财富的不均衡流动。大都市的活力和正常运行本质上靠社会精英群体维系，这里却存在一个悖论，即大城市吸引着全国各省甚至全球的财富人士流入和社会底层淘金谋生者的流入，前者有财富，不在乎房价、教育与医疗费用的高企，后者对房价、医疗、教育成本敏感度低，能生存就会留下来。唯精英群体，因其收入水平固化，对生活质量也有较高要求，房价太贵，孩子教育太难会让这类人望而生畏，另谋出路。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人才外流。
此外，交通拥堵是超大规模城市的喧嚣噩梦。大都市面积庞大人口骤增，但与之匹配的医疗、教育、商业网点、物流配送等城市功能却是靠长期积累才能相对完善。相对于城市的扩张速度，城市功能的配套速度和质量远远不足。近几年，一些大都市更新增了一种病痛，即积水成灾，地下排水系统远远跟不上，逐渐形成了城市积水洼地，大雨、中雨有时造成了都市水灾的局部现象。
大有大的好处，也有大的难处。大城市的中产者，因城市而风光而自豪，内心的不安却有谁能解？
税负不轻、保障不够
大城市有其特殊压力，而对所有城市的中产者来说，有一种小富不安的压力则是共同的，就是税负不轻、保障不够。
根据权威学者研究，2016年，中国公共预算收入约16万亿元，占GDP的21.45%，这是窄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同年，中国社保基金总收入为48272亿元，加上公共预算收入，中口径的政府收入达到207824亿元，宏观税负升为27.93%；此外，中国政府性基金收入46618.62亿元，国有资本金收入2602亿元，加上前面的公共预算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政府收入总计达到257044亿元，宏观税负为34.55%。
这样的税负高不高呢？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手册》，“宏观税负”一般是指按照宽口径计算的居民税收总体负担。2013年，国际平均宏观税负为30%左右，中国高于国际平均值。欧美等发达国家一般会达到35%到40%，这与其居民人均收入较高，税收负担能力较强有相关关系。
再看看企业的税负，国际上评价企业税负水平通常采用“总税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总税率”是指企业必须缴纳的总税额占商业利润的比例。总税额包括税收和各种强制性缴费，所谓强制性缴费又称“劳务税”，即“五险一金”等劳务管理方面的支出。2013年，我国总税率为68.7%，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泰国和南非，仅略低于巴西。2014年为68.5%，2015年为67.8%，2016年为68%。
根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发布的《2017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的《缴税2017》（Paying Tax 2017），2016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达到68%，居世界第12位。前11位分别是：科摩罗（216.5%）、阿根廷（106%）、厄立特里亚（83.7%）、玻利维亚（83.7%）、赤道新几内亚（79.4%）、中非共和国（73.3%）、毛里塔尼亚（71.3%）、哥伦比亚（69.8%）、柬埔寨（69.8%）、巴西（68.4%）、几内亚（68.3%）。在传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是44%、日本是48.9%、英国是30.9%、法国为62.8%、德国48.9%；在传统高福利国家中，挪威是39.5%、瑞典为49.1%，芬兰为38.1%。（注：数据来自世界银行英文版报告，笔者翻译而成）
通过以上的数据，不难发现两个基本点：一是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超过国际均值，虽然不能算很高，但是考虑到国际上的高税负国家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方面做得相当完善，也就是高税负又变成了民生方面的高支出，而中国在民生保障方面的覆盖和保障水平还相当不足，很多问题都要靠自己解决，所以说，我们是税负不轻，保障不够。
第二点，就是中国企业的税负太高了。中国企业税负中流转税比例高，也就是不管你挣钱亏钱，只要有经营活动都要交税，明显不合理。也因此，大量企业不得不进行各种避税和逃税。
营改增后，企业实际税负减轻了吗？由于抵扣链条加长，多数企业是受益的，但是也有三大类企业的税负是增加的，包括交通运输业、金融保险业和建筑业。此外，对智力密集型的创新行业，因为可供抵扣的资本项很少，税负也没有什么减少。
从个人所得税角度看，总体上，我国的劳动所得税负担重于资本收益所得，以至于人们经常说中国的个税就是工薪税，工薪阶层贡献了个税的大部分。资本收益巨大的富豪阶层所缴个税比例反而不高。现行税制下，不同收入人群收入差异过大的现象不易克服，未来应该参考CPI和家庭状况，实行动态、富有弹性的综合费用扣除制度，才能缓解工薪阶层的压力。
最后，我们再看看社会保障水平。清华大学就业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每年都会发布《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指数报告》。从养老财富的积累来看，2015年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GDP的比例为4.13%，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7.9%的平均水平，各类养老保险余额占GDP的比例为12.06%，低于OECD国家82.80%的平均水平。过去有一种说法“未富先老”，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可能小富了，但养老保障的压力更大了。
压力之下，人们更多地要靠自己。秦朔朋友圈发表过《香港人为何退而难休？ “靠自己”理念深根蒂固》，内地是不是也有“香港化”的可能？在笔者生活的上海，住宅、教育、家政的发展趋势似乎确实与香港越来越像。
精准扶贫后如何烫平中产焦虑？
前阵笔者读了一篇文章——《一位乡镇干部的实话：精准扶贫的困惑与反思》。中国扶贫成绩显著，是世界上减少贫困人口最多、贡献最大的国家。目前，我国扶贫资金庞大、减贫措施很多，政府已经尽了全力，但正如文中所说：“政府的初衷和农户的打算难以‘情投意合’！你让我建宅，我不能建，孩子找对象嫌山区条件艰苦，不愿到山区居住；你让我养殖，我不能养，市场经济萧条，有亏本的前车之鉴；你让我种植，我没有技术没有劳动力；你让我易地搬迁，政策资金投入不足，条件目前尚不成熟；你有你的美好愿望，我有我的难言之隐。”扶上马，送一程，各级政府倾注了大量财力和身心精力，效果总是不理想。作者引用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指出“保障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政策的全面配套，让他们在服务平台上尽情地展示自己的脱贫姿态，这才叫真正的公平公正！跟不上步伐的，让救助机制兜底吧！”
笔者由此想到了一个新问题，精准扶贫后，如何熨平中产阶层的焦虑？
社会进步需要群策群力，谁都不是圣人和神仙，能轻易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中产阶层的壮大培育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我们需要建设性地、理性地提出行之有效的意见和建议。
中产者自身对于一时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对于浮躁、抱怨与焦虑，最好的办法可能是让自己先安静理性宽容起来，要么提升自己的能力而自强不息，要么开阔自己的心胸而厚德载物，要么调整自己的预期而知天乐命。
这个社会的连接，很多很密了，让自己暂时“消失”一会儿，先安静地思考一两天，甚至一个星期吧。曾国藩修炼个人品行的手段是“吾日三省吾身”，每天记日记。要相信时间的力量，多读书，多健身，总是没有错的。笔者个人的自觉是：低俗是只有自由没有自律，自律才更能影响身边的人。
这是一个充满物质诱惑和信息诱惑的没有围墙的世界。中产阶层是需要呵护的，他们正在成长，不像富人的野蛮生长，中产阶层大部分是靠劳动、靠房子增值、家庭财富传承、以及逐渐丰富的资产配置手段来向上攀升的。不安是怕掉队，但没有机制可以防止你不掉队。竞争之外，也要有守望相助、彼此关心的态度。
至于“中年危机”，正如秦朔老师说的：保温杯里的中年大叔，是想学习更多新知识但记忆力不断下降的日子，是对儿女的唠叨越来越多但掌控力越来越弱的日子，是仍处于社会中坚但被年轻人渐渐看不上的日子，是升最大官挣最多钱的想法一天天破灭的日子，但中年大叔也有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方式：自自然然做一个真实的自己，自如、自安排、自适应。每一代人都有他/她们的绽放方式，调整方式，再出发的方式，enjoy yourself！
前段时间，一只保温杯火爆微博和朋友圈。话题源自一位摄影师去给黑豹乐队拍照，看见鼓手赵明义端着保温杯喝水，不禁感慨：“不可想象啊！当年铁汉一般的男人，如今端着保温杯向我走来。
而随后腾讯新闻哥一篇《记住，中年危机最后的倔强，绝不拿泡着枸杞的保温杯》更是引来社会对于“中年危机”的讨论。青春已不复，保温杯除了枸杞，或许还有满满的压力。
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现代化和老龄化等多重命题。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需要调整，经济动力需要切换，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跨越，假如不能在转型中完成相应的调整，那种担心失去竞争优势、害怕落后于时代的焦虑感确实可能蔓延开来，不管你是不是已经人到中年。
年轻的时候认为，家庭财务规划的目标人群，应该是已婚已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孩子，他们最有家庭责任感，他们最有未来的忧患意识。
等到了晚婚晚育家庭后，意识到，其实等到生孩子才开始理财规划，已经晚了。
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许多人肩负重担，风险防范意识却丝毫没有跟上，还在“财务裸奔”。
直到在生活中遇到巨大的财务窘境时，他们才认识到问题。可为时已晚，他们被迫面临生活品质“断崖式”下降，被财务数字逼得焦头烂额。
01
一个中产家庭的财务之困
基于我们对未来期许，由于国家对二胎政策的开放，我们以一个二胎家庭的客户为例子。出于隐私考虑，称他为A。
A在事业上平步青云，30多岁就成为一个跨国企业的部门总监，妻子也工作稳定，生活潇洒。两口子月收入接近4万元，典型的“高收入无子女”家庭。
但他们居然是“月光族”，而且除了社保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保障，是典型的“财务裸奔”。
多年来，由于极度追求生活品质，乐于旅游、购物、享受，加上他们对自己的收入颇为自信，且没有孩子，父母身体良好不需操心，以至于他们几乎没有太多积蓄。
36岁时，夫妻俩终于决定要孩子了，上天赐给他们一对双胞胎男孩，全家人高兴之余，生活的重担也随之而来——
两个孩子的教育肯定不能省钱；
为了方便老人照顾孩子，换了个大的房子，掏空了仅有的20多万家底，还背上了20年的房贷，供款压力骤增；
父母年龄大了，身体不如原来健康，老人的医疗问题也逐步浮出水面……
他们的内心隐隐感到了不安。
详细的家庭财务分析：当未来的一个个数字摆在面前时，他们原先的不安变成了绝望——
夫妻都希望孩子未来能够在本科阶段就出国留学，但这就意味着，14年后，他们必须支出近600万元的现金；
然而在他们原先的计划中，17年后，他们准备退休去环游世界了；现在不仅环游世界的梦想泡汤，还有面临一个事实：
14年后，当孩子要出国本科留学时，他们正值退休年龄，收入锐减，只余社保，根本无法承受这么高额的支出，更不要说退休后的品质生活了。
现在他们意识到，要开始为未来作准备了。又发现，虽然收入不低，但所有花钱的事儿都挤到一起了：
供房、为父母准备医疗费、孩子每个月的教育支出，还要继续保持高品质的生活，真是捉襟见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家庭财务规划是一个整体，除了孩子的教育以外，还有太多和人生状态息息相关的部分，并不能简单的杀伐决断。
所以，我们要重头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02
四步拯救家庭财务窘境
第一步 梳理人生目标
从理财的角度考虑，什么是人生重要目标？就是那些对个人和家庭幸福感影响极大的、却又不能确保从当期收入中支付的目标。退休、教育、住房，这几件事，谁也不敢拍胸脯说，大事发生前一年，自己能靠当期收入能够解决，需要提早规划。
何况，我们中很多人还有财务自由、人生自由、环游世界的梦想，年轻时要去，退休后更要去。
而货币通胀速度，尤其是教育金的通胀速度，不必多说，有目共睹。
所以，理财规划第一步，就是让你去面对现实，面对你自己的需求。
理财师在这一步，只是引导、倾听、梳理、记录、收集数据，算出你未来的负担有多重。
➤我们梳理出以下的理财目标：
两个孩子14年后本科留学美国，需要届时有590万元的教育资金储备；A和妻子都决定法定年龄退休，按照每年支出相当于现每年支出20万元的生活品质‘’父母医疗金储备方面，用5年的时间为A的父母储备20万，10年时间为妻子的父母储备30万。
仅是A家庭的各项单一目标梳理，但依据所需年期和目标资金综合规划，家庭需要平均月储存18000元。
第二步 梳理家庭资产负债和现金收支
以A和妻子过往的花钱习惯，很多时候知道收入多少，却对具体花出去多少没有多少概念，对理财资源的概念就更模糊了。
➤理财资源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现在已经挣到的钱，即家庭现在的资产。这儿说的资产要减去负债，即净资产。
第二类是：未来我们持续能够赚到的钱，那就是家庭的收入。收入需要减掉支出，即每年的盈余。
净资产和每年的收入盈余，是我们真正可以利用的理财资源。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收支表”帮助梳理，会更加通透。
而所谓财务自由，就是你的理财性收入持续稳定地大于生活支出。
很多家庭，都会觉得这部分是个人隐私。但理财师的角色，相当于家庭财务私人医生。
体检时，我们都希望尽可能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医生，以得到合适的治疗建议。
理财也是一样，如果你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守口如瓶，就根本不可能得出一个适合自己的理财方案。
系统梳理后，我们发现，A家目前全年各项收入为47.4万元，全家支出包括夫妻个人支出、家庭生活支出、房贷、教育支出，总共39.48万元，盈余仅有7.92万元。
第三步 做好充足、性价比高的家庭保障
A家并没有什么理财收入，全靠工作收入。
这就意味着，A和妻子如果一旦因为任何原因中断工作收入，会直接导致所有财务目标灰飞烟灭。
比如房子断供、教育金短缺、医疗支出导致一夜返贫……
所以，A家需要先根据家庭的财务目标，资产负债，现金支出状况制定一个充足、性价比高的保障计划。
要达到每时每刻都不用再担心家庭财务情况会因为不可预知的原因瞬间坍塌，这个保障才能称之为合格。
把所有理财目标放入综合现金流，每年需要24.7万。目前，A家的年度理财资源只有7.92万元，相差甚远。
第四步 重新调整家庭资产配置
在给A家做过风险能力测试后，只能建议A通过舍弃过往的生活品质，调低教育目标摆脱财务困境，重新走上正轨。
1、家庭支出中，房贷、教育、家庭生活等属于硬性支出，不能随意压缩。所以建议大幅压缩A和妻子的个人支出部分。
A由原来的6000元/月，压缩到4000元/月；妻子由5000元/月，压缩到3000元/月。调整后一年可释放出48000元的财务资源。
2、两个孩子的留学目标降低，由本科赴美国调整为本科赴新加坡读书，14年后所需资金目标从590万下降到230万。
3、将A和妻子原有退休计划，父母医疗金，教育金目标放入综合现金流，每月储备降至8000元，加上每年家庭保费31200元，每年需要12.7万元资金储备。
通过以上调整，家庭盈余会由原来的7.92万元上升至13.3万元，刚刚满足12.7万元的资金储备需求。
一旦有新的财务目标，或是资产和负债情况有所改善或恶化，或是身体有变，A家都需要重新进行财务规划回顾和调整，以应对新变化。
如果我们还在一步步地走向财务的窘境而不自知的话，焦虑是永远消除不了。早些学习理财，做好家庭财务规划，财务得到自由，焦虑自然离你而去。
03
反思：家庭财务规划越早越从容
中年夹心层保障为先
父母已经年老，孩子尚小，事业进入稳定或瓶颈阶段意味着收入可能也不会大幅攀升，而未来各方面的高额花费，到来的时间，不说近在咫尺，掰着指头也可以算过来了。这是几千个中产阶级家庭中的一类典型。
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尽可能的精彩，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让父母安度晚年，但当我们面对这些目标时，首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把目标定得多高，而是如何保证各项目标基本完成。
通过梳理理财目标衡量自身的责任，先配置好完整的保障，尤为重要。
但以上这些，对于尚未生育的人来说，或是晚婚晚育者来说，多数都会觉得遥远得很，对我们的建议置之不理。
有的不能理解保障的意义，心存侥幸；有的看到理财规划要求他们牺牲一点生活品质，就敬而远之，根本无法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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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说FTsay泛金融革命发起与引领者！
普及金融常识，扫除金融文盲！让每个人更平等的参与金融市场是我们的使命！即使你生于贫困，也绝不能死于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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