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按下了暂停键，但世界不会因病毒而止步

病毒攻击之后的世界是更好的世界还是更坏的世界，人类正在摸索给出答案

文|《财经》特派记者金焱 发自华盛顿

编辑|苏琦

我一直极为清晰地记得武汉新型肺炎病毒第一次闯入我视线的时刻。

那天是2019年12月30日，由于时差，北京时间已经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我正纠结于一篇拖延了很久的文章，然后看到编辑部的微信群里在讨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我在国内的同事报道说，2019年的最后一天，“武汉可能出现SARS病例”的传言甚嚣尘上。2019年12月30日晚，武汉卫健委发布了一条紧急通知，主题为“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其中写道，根据上级紧急通知，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对“不明原因”肺炎是SARS的猜测，在网上被迅速放大。

这个消息没给我带来任何冲击，最多我只是稍有感慨：一年的最后一天以一个不明病症收尾了。我未能预见到2020年的前半年，全球都要被这个至今仍有各种不明因素的大流行病而重新定义。

2019年及以前的世界，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世界。我在美国看到了那个世界的后半截，人们在讨论美国股市一路飙升，不断创下历史新高，10年涨幅高达到322%，讨论美国经济如何强劲；人们讨论大国的兴衰，讨论如何站在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发展的角度，保持大国的实力与地位的使命；大国如何在财富、经济基础与军事力量、战略承诺之间取得平衡。

美国政府强调保持社交距离，在华盛顿的主要景点，这样的警示牌也随处可见。有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的消费者需求将减少8000亿美元，降幅约5.5%。图：金焱

2020年的世界到现在只有一个词横扫天下：病毒。

2019年底我纠结的文章到现在也没有写一个字。那是我去佛罗里达出差一周的采访。2020年2月，佛罗里达州的一些采访对象发邮件来问我文章的进度，我回复说，中国读者现在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全部放在新冠肺炎危机上，其他无论什么样的新闻报道，都会被湮没。

3月底，大名鼎鼎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最新的专栏中写道：新冠病毒危机来临之前，我曾考虑写一本关于21世纪政治党派的书，但鉴于这种全球流行病，很明显，无论你在写的是什么样的非虚构类作品，都要先放下。

我们生活在病毒掌控的世界。全世界不知道多少人每天都在关注新冠肺炎患者数量的每日攀升。Worldometer世界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月30日0时31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70万例，累计死亡33175例。

但与此同时，这个世界在病毒之外所有的一切也都按着既定的目标推进。没有数据来解释一场病毒之后，中美之间的大国兴衰，谁又兴了几个百分点，谁又衰了几个百分点，但所有病毒蔓延前已经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在病毒横扫而过时，都重新点燃了，或化身为新的矛盾和冲突。也许在人类最终战胜病毒之际，回望此时此刻，才会发现世界已然不同。

在大流行这样的紧急情况下，必须权衡隐私权与其他考虑因素——例如挽救生命。图：金焱

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新专栏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的世界》，虽然他也说，没人知道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以我狭窄的视野，我没看到病毒让世界发生断层，流行之前的世界的趋势，被病毒重新分拣之后，继续前行。

在病毒之前的世界，我去采访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保罗·肯尼迪对海军史、军事史和大国关系等深耕多年，但是他是我见到的最善于倾听，希望向每一个人学习的谦和之人。无论是在我对他的采访中，还是在他的课堂上，他回答一个问题后，总是真诚地表达希望在场人士的观点和看法。

我们谈到了美国和中国关系。肯尼迪告诉我，在他看来，如果谈论美国和中国关系的大氛围，那就不只止于特朗普。肯尼迪的原话是：特朗普毫无章法可言，他可以很有趣，很哥们儿，要解决贸易冲突。其他时间他让人警惕，是负能量。除了特朗普当选为总统外，很多其他因素也在中美关系上发生作用，美国对中国的很多方面是存在不信任甚至警惕的。

肯尼迪的很多话，放之于病毒时期也皆准。他说，美国人对自身的发明，对亚洲事务都有自己的前瞻性姿态。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外交上一直非常谨慎。这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局外人对中国指手划脚很让人烦，但中国保持理性最终会自己受益。

在中国的节奏被新冠肺炎疫情带着走的最初二个月，很多新闻都被漏掉了。比如美国几所大学相继关闭孔子学院后，一月下旬，美国马里兰大学引用联邦法规，宣布将关闭孔子学院。马里兰大学是美国第一家开办孔子学院的大学。

3月30日周日，美国德高望重的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预计，10万或更多美国人可能死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是目前死亡人数的50倍。这个数字相信对很多人的心理都是很大的冲击。我是10天前第一次听到这个数字。

10天前的那个春日午后，我接到一个美国朋友的电话，相约见面。美国那时刚开始大范围的实行在家工作，各处生意都被关迫关门了，人们被建议居家隔离。

朋友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简称NIH）工作，是这个美国最高水平的医学与行为学研究机构的某部门的负责人。她戴了口罩，还戴了手套，只不过她的手套是花园除草用的——她专门来告诉我一些防身秘笈：比如一次性手套脱销，就买这种花园除草手套。

她话峰一转，语气低沉地说，她和同在NIH、做病毒模型的朋友刚刚一起散步。那个朋友告诉她，情况如此严峻，10万或更多美国人可能死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做好长期在家的准备——3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记者会上宣布，将两周前颁布的为期15天的“社交距离防疫建议”延长至4月30日。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两周内迎来新冠肺炎死亡率拐点，预计整体形势将于6月初转好。

她的眼睛有些游离和落寞，她说“我单身，当我一个人在家里没人说话的时候，我希望你会记得我，会给我打一个电话，让我觉得被人惦记。”这种犹如诀别的话语惊到了我，然后她说，美国不是中国——我不想用他们形容中国制度的用辞，但是我要说，美国没有中国那种从上而下的制度，那种覆盖全国的体系——在大流行病传播面前，美国的体系有不利之处。

在我的朋友圈，关于病毒而产生的分裂从始至终，开始是针对中国疫情的分裂，现在是针对国外疫情的分裂。这没有什么奇怪，这不过是先有观点再有事实的病毒版。

之前有人问我，生活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代，有什么发现？我仔细一想，发现美国和中国越来越像了。比如在自信的问题上，比如在对媒体的态度上，比如在探讨问题的出发点上，不一而足。

从SARS开始，到H1N1、埃博拉、寨卡病毒，直到现在的新冠肺炎病毒，它可能会推动更多的人才和智力进入生物科学和流行病学领域。图：金焱

在疫情下，中美的经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在疫情暴发后，两个国家的测试系统都饱受延误和混乱的困扰；

比如在疫情暴发后，两上国家都面临医护器材的短缺。美国有人撰文质问说，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怎么会看到自己陷入如此不幸且可以避免的境地？

比如在疫情暴发后，两个国家都出现了病毒被污名化的现象，只不过在中国是湖北和武汉，在美国是华人；

比如在疫情暴发后，人们都被困在室内，都发现别无选择，只能更加依赖网络来进行交流、工作和娱乐；

比如在疫情暴发后，两个国家都有各种毫无根据的阴谋论的传播；

比如在疫情暴发后，人们纷纷挺身而出，从各种意义上“逆行”。

实际上这不只是在中美，在世界许多经历疫情的国家，也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混乱，和人性的美好。有数据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迫使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行动受限，也促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出来帮助他们各自国家的社区，令人欣慰地展示了在面临困境时人们的坚强。

实际上，我在美国看到的一篇文章很有说服力。文章用大数据分析了疫情何以如此迅速地在全球蔓延：文章在开始就说，假设政府的所有应对都做到了完美无缺，疫情还是会蔓延。

疫情之下，各国政府仍然都还在摸索最有效控制疫情的方式，美国战胜病毒更多地靠科技实力和民间力量，在病毒依然沿着自身轨迹传播的同时，病毒攻击的对象只有一个：人类。病毒攻击之后的世界是更好的世界还是更坏的世界，也只有人类能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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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蒋丽[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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