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鞠躬里的百年沧桑
不久前，一名发烧、咳嗽住院4天的2岁男童从浙江绍兴市中心医院出院时，向护士长鞠躬致谢，这一瞬间被摄影师记录下来，网友称它为“最萌鞠躬”。接着有人发现，同样的一幕百余年前也曾发生过——当年杭州广济医院院长梅藤更（又译梅藤根、梅博阁）在查房时，也曾与小患者互致鞠躬礼。
一个鞠躬，串起百余年沧桑，记录着一种文明传统的延续。
遗憾的是，梅藤更的名字却渐行渐远，只留下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有人称他以“优渥的情怀播撒在中国杭州的大地上”；也有人说“梅藤更作恶多端，前将该院收回，群情欢洽”。
梅藤更曾在中国服务40多年，是最早将近代妇科、近代药科、近代性病科等带入中国的人，在他主持下，杭州广济医院成为当时英国之外的“全球最大的圣公会医院”。然而，因强租、私占西湖边的保俶寺等地，梅藤更也曾被斥为“强盗”。当事人之一韬园主人留下《梅藤更侵略实录》，在《医药学》杂志上连载，大量引用官方调查报告，堪称铁证如山。
梅藤更究竟是一位充满爱心、不辞劳苦的人道主义者，还是一名以传教为要务、与官商勾结的帝国主义者？
从尸体上挖走眼球
1856年6月，梅藤更生于苏格兰的一个小村庄，中学时便为当地的主日学校服务，17岁时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商科，在一位曾在印度服务多年的医学传教士影响下，对医学和“福音复兴运动”产生兴趣。
“福音复兴运动”是兴起于1830年代的一股思潮，影响长达一个半世纪，曾风靡欧美。面对宗教世俗化后社会上出现的颓废、消沉、道德堕落等问题，该运动主张重建信仰，以挽救世风。
毕业后，梅藤更在一家货运公司当文书。1877年，他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并在当地贫民窟中为传教机构从事医疗辅助工作，也由此结识了护士梅福孙。
梅藤更与梅福孙
1881年，梅藤更与梅福孙正式结婚，二人申请到印度服务。但他们所属的圣公会在中国杭州有个戒烟所，后改称大方伯医院，仅有3间房，月均门诊百余人、住院20人，由甘尔德医师主持。因夫人病重，甘尔德急于回国，于是梅藤更夫妻被派到杭州。
到杭州仅3年，梅滕更便从圣公会争取到1700英镑拨款，建了新院，更名为广济医院。
早在明朝末年，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西医（后文简称为西医）便传入中国。但雍正二年（1724），因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清廷下令禁教，因此直到1805年，西医才借“种痘术”卷土重来。
1835年，美国人伯驾在广州开设了中国近代第一家西医诊所，首日无人应诊，第二天只来了一名患眼病的女乞丐。1859年，眼科医局升格为广州博济医院，为说服一名重症患者接受截臂手术，该院竟“以五十金予之”。
所以当梅滕更来到杭州行医时，他所面对的患者是复杂的——
高层是了解西医能力的。康熙年间，清廷将“雅克萨之战”俘虏的俄国士兵带回京城，收编为旗人，并请俄罗斯派传教士常驻北京，给这些士兵布道。沙皇为刺探情报，特意选派了一些医生来。他们医术高明，能出入王府，所以高官们较信任西医。
但中层对西医却半迎半拒。他们深知西医之长，愿意接受治疗，但乡绅、文士等群体的权力来自官方，西医等技术人员到来后，与官方合作更紧密，动摇了他们的利益基础，所以往往又持排斥态度。
至于下层，则对西医充满偏见。普通西医价格高，教会医院免费但覆盖面小，大多数百姓难得实际体验，往往将传言当成事实。这些传言有些出自中层，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便称，西医割人眼球入药。梅藤更常遇到怪事——患者去世后，家属要求立刻带走尸体。时间长了，梅藤更才明白，原来家属担心他挖走眼球。
在这样的背景下，梅藤更只能走高层路线。
1898年，游览杭州的毕肖普夫人在参观广济医院后，说：“广济医院与当地官方的关系着实不错……梅藤根和他的助手金博医生为当地各级官员治疗疾病。清朝的高官是付费住院的，当他们治愈出院时，他们往往又会捐赠100美元给医院作为答谢，浙江省内各级军官经常会来医院，向来自英国的医生咨询有关养生、医药方面的知识。”
走高层路线，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却同时也让梅藤更落入了道德困境中。他做得越成功，就越会被质疑为趋炎附势、巴结显贵的小人，遭到中层的集体怨恨。
租寺庙地 诊妇科病
梅藤更说过：“让中国人信教，治愈伤者，洗涤污浊，让中国人变得‘洁净’，使他们保持干净，让我们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
这话透露出了早期西医东渐背后的一大动因——传教，却也不可就此否认救死扶伤的医者天职，而且可以见得的是，西医因为更早实现了职业化，所以反而具备较严格的职业规范。
上海同仁医院在光绪三年（1877年）的清单记载过：“迄今十有一载，不特附近贫民共沾其益，即异乡客旅染病而一无倚靠者来馆医治……其住馆者之饮食需用一切，大半系本馆供给，中有寔（实）在贫乏者，俟病痊回里，酌赠川资。”
而同一时期的本土郎中仍是以个体为经营方式，日常出诊常索取高价——“每遇病家急于延诊……动需数洋，甚至轿钱索取一二千文”，夜间一般不出诊——患者家属“立门哀喊，置若不闻”。在他们看来，这才是自我价值的体现。时人哀叹“中医之中，非术艺不精即身价过重”。虽然早在唐代，名医孙思邈便提出过“有医无类”，但没有职业化，职业道德难以落地。
近代医学强调规范，是科学；传统医学强调经验，更像艺术。其背后，源于对人的不同的预设：前者相信人是目的，一切应以人为本，后者相信在人之上，还有更高级、更尊贵的东西。这一点也显现在梅藤更身上。
在梅藤更来华前，花柳病患者、麻风病患者、妇女病患者被视为咎由自取，不配享受人的权利，更别说得到良好治疗。
1882年，广济医院门诊已收治女医生，梅藤更记录道：“医院的女患者医务已经越来越成为常规举措。”据1888年统计，广济医院门诊部共接待2656名女患者，占总数的30.9%，住院部共接待70名女患者，占总数的12.7%。
梅滕更、梅福孙（右二）与女患者
1887年，梅藤更将几名麻风病患者收入广济医院私人病房，1892年，又开设了麻风病院，当时没有特效药，只能给患者“飧以清气，饱以厚味”，后采用大枫子油治疗，疗程极长，一般患者住院8—10年，有的长达30年，广济医院因此被赞为“吾国麻疯院中，无出其右者”。
1890年，广济医院首设皮肤花柳科，是中国医院设皮肤花柳科之先河。
广济医院还办了广济医药专门学校等三所学校，是中国近代药科教育的开创者之一。
蔡元培贺广济医校五十年的题字
“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
然而两大瓶颈始终困扰着梅藤更。
一个是经费问题。以麻风病院为例，初期“咸不取费”，后期“只须第一次缴纳挂号费5元”，便“终身不纳分文费用”，比其他医院一次性缴纳“30或50元”少得多。为补资金漏洞，梅藤更四处化缘。
另一个是患者不信任。特别是妇科，当时中国女性有“不就男医”的传统，甚至中上层女性都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梅藤更发现，每到观音生日（观音有三个生日，分别在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和九月十九），女性们会到西湖附近的寺庙上香，这是劝说她们接受现代妇科的唯一机会。
所以，在扩建医院时，梅藤更重点找寺庙租地。他先与栖云寺僧人本林达成协议，但本林被控“盗卖地产”，协议无效。只好又与保俶寺僧人怀忍洽谈，以102元的代价，租用该寺所在的宝石山上3块土地，共计6.52亩。
像许多租地者一样，梅藤更也悄悄地扩大了地界，并在怀忍离开保俶寺后，占据了整个寺庙。
杭州保俶塔旁的麻风病院
梅藤更没意识到，他已是中层的眼中钉。
保俶寺是西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寺的保俶塔与雷峰塔齐名，常有文士来游玩。梅藤更把麻风病院设在这里，引来众怒。汤寿潜曾说：“目击梅氏蹂躏西湖，何尝不同怀公愤。”这种情绪延续数十年，以致梅藤根退休离华后，仍有人质疑：“给杭州者无他，麻疯而已。”
十多年后，1909年，在《杭州白话报》主笔韬园主人的鼓动下，钱镠后人以保俶寺是吴越王祀产，向官方提起诉讼。
调查发现，梅藤更除了超合同范围圈地，还将其中10亩卖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获银510两，并正式在县衙办了过户手续。另将一块山地卖给刘氏，获银1.3万两。还将山上洋房出租，“每间月租银五十两”。
梅藤更的做法于法无据，但在当时不罕见，他将“私搭乱建”卖给美国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代理人鲍尔时，鲍尔专门咨询了英美两国领事，得到书面回复，称此交易并无不妥。
梅藤更过于相信自己与高层的关系，想把官司一直拖下去。但辛亥革命爆发，昔日高层崩溃。于是，梅藤更便把杭州市临时警察局长沈钧儒请到家中，沈记载道：“（梅藤根）用茶点款待，还请我听他的女儿弹钢琴，喜笑颜开地说了许多恭维话，意思是要拉拢我，叫我同意他在保俶塔附近圈地。我严辞拒绝了。”
早在1910年，沈钧儒作为咨议局一员，就曾提出议案，指责梅藤更“损害本国人民固有权利”，要求收回占地。
经反复磋商，梅藤更同意退还部分占地，但要政府赔偿7万元。在合同中，有“梅医士亦深明大义”等词句，可见双方还算满意。1918—1919年，梅藤更又强租杭州宝云山，北伐军进入杭州时，广济医院及三所学校被政府没收，医院不久被发还，学校从此停办。
莫干山上的裸心堡，门柱、裙墙为梅藤更夫妇1910年建造的炮台山别墅残留，原堡或毁于台风
1924年7月，《新浙江报》因报道梅藤更的汽车横冲直撞一事失实，被警方封闭报馆，该报竟发文称：“似此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勾结国内媚外官吏，摧残舆论，将何以重民权而维正义。”
仁爱而劳 以人待人
在中国服务期间，梅藤更至少建立了30个不同的医疗和福利机构。他曾说：“好医生应该具有3个H——Head（知识），Hand（技能）和Heart（良心）。”为此，他提出八大标准：
1、极强的适应力，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迅速地进入工作状态；
2、能迅速融入集体，要具备比爱自己更爱别人的精神；
3、要有创造力，是一个行多于言、愿意尽自己能力做最好的人；
4、要有亲切感，这样才会吸引人们前来治病；
5、要具备一定的语言天赋，不需具备一个汉学家的水平，只要能与人进行基本沟通即可；
6、要有极强的责任心；
7、要富有牺牲精神，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8、要有极强的忍耐力及永不言弃的精神。
显然，这不只是一个合格医生的标准，更是作为个体自我成圣的修炼。为吸引患者，梅藤更难免“作秀”，以当时的摄影器材和普及度，其实很难抓拍到他和小患者彼此的深深一躬。梅藤更把这张照片印成明信片，四处分发，在妇女、儿童不被视为完整的人的时代，此举堪称惊世骇俗。
在梅藤更眼中，患者、未成年人、穷人、女性可能在知识上有差距，却拥有同样完整的人格，他们不是被慈善的对象，而理应作为人得到尊重。
梅藤更夫妇与麻风病人
在杭州创办麻风病院时，梅藤更曾说：“我们非但不应该视麻风人为社会的被抛弃者，我们更应该把他们当作患肺结核或其他疾病的病人一样。”
据中华麻风病救济总干事邬志坚记载，他曾向一名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咨询，该如何减轻患者的痛苦，对方竟回答道：“你能为他们做些什么？麻风是不可治愈的。对付他们的最佳方法是：杀死麻风人！”
让邬志坚万分惊讶的是，梅藤更数十年救治麻风患者，当时的杭州人“不惟不感激，且表示恨意”。
梅藤更退休时的广济医院
梅藤更的成功与挫折，隐喻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其核心在于，如何从“人是工具”转向“以人为本”。当资源匮乏，不得不以牺牲人道为代价时；当目标宏大，让个体显得过于渺小时，人们往往会觉得，“以人为本”是不切实际的。但梅藤更用行动表明，还可以鞠个躬，表达出内心中对文明的坚守。
百余年匆匆而过，随着社会进步，随着职业化程度提高，梅藤更式的鞠躬得以回归，它不只是简单的礼仪，也难说是医患关系的标杆，但它至少证明了：生而为人，我们都向往文明，我们注定会被文明感动。
1926年11月30日，梅藤更离开了杭州回到苏格兰。1927年，他创建的麻风病院由省政府主持，但资金缺乏，“病人打针者，不及2/10，以致病魔日见厉害”；1928年，政府将广济医院发还。1934年8月30日，梅藤更在老家去世，终年78岁。墓碑至今仍存，上面刻着4个汉字——仁爱而劳。
梅藤更墓
在离开中国之前，他曾宴请杭州地方人士以告别，席间他用汉语杭州话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只是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
那个鞠躬的小男孩长大后又与梅藤更合了一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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