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向后，历史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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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顾旦

历史总有相似场景，但绝非简单的重复。
1347年10月，一艘在中亚瘟疫中幸存的船，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靠岸。尽管当地对船只进行了隔离，但顺着缆绳爬上岸的老鼠让黑死病席卷了整个欧洲。
短短的三个月里，佛罗伦萨就有一半的人口因感染死亡。
颁发健康证、建立隔离区、记录死亡人数、组织慈善活动、丧葬事宜和城市治安……西方在这场对抗瘟疫的过程中，孕育出有独立自治能力的公民社会雏形，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社会基础。
人类和瘟疫抗争的历史，既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历史，也是一部社会经济的变革史。
从肆虐欧亚大陆300余年的黑死病，到19世纪横行不列颠的伤寒，再到17年前令人记忆犹新的非典，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之后，伴随着对安全和生存的思考，都会引发深刻社会变革。
人类和瘟疫对抗的历史，更是一个提升效率的历史，每一代人都在挑战着所处文明时代的能力极限，尽可能让社会资源的配置跑赢病毒的扩散。
在673年之后的今天，欧洲中世纪的健康证被小小的二维码取代，隔离也早已不是简单的画地为牢。不期而至的疫情为全社会按下暂停键的同时，也倒逼着人类用更高效技术手段和社会组织方式，去抵御瘟疫这个千年宿敌的侵袭。
疫情尚未彻底退却，人们在对抗它的过程中却已有共识。
在任何时代，战胜瘟疫都没有捷径，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缺一不可。 数字化则是迄今为止疫情社会治理带来的最大启示。
跨越了673年的健康隔离
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历史中突如其来的瘟疫，也不断地改变着人类对安全的认知。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瘟疫之一，曾经多次大规模爆发。历史学家估计，1347年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的黑死病，大约造成了2400万人死亡，约占当时欧洲和西亚人口的四分之一。
意大利诗人薄伽丘作为亲历者，在《十日谈》这样写道：“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尸体。”

面对瘟疫，隔离成为一种自发的治理本能。
整个欧亚大陆，很多街区和楼宇都被涂写上了一个大大的字母“P”（pest），这意味着此处有黑死病人，提醒路人不要靠近。
薄伽丘的故乡佛罗伦萨组织了防疫委员会。人们通过颁发健康证、建立隔离区维持秩序，同时密切监视边境，杜绝更多感染群体进入。
佛罗伦萨看似势单力薄的独立城邦，通过有效的隔离，创造了安全的孤岛。
这期间诞生在意大利的“医学隔离” （Quarantine）一词，意指通过隔离有效断绝了病源输入，被后世视为防疫典范。
当疫情在新世纪的第3个十年伊始再度来袭，隔离依然是阻断病毒扩散的不二法门。
然而时过境迁，安全的意义早已不是物理上被隔离的孤岛，而是多维度贯通整个社会、却又看不见摸不到的“数字安全城墙”。
发端于杭州余杭区的健康码，正是人们社区通行、公共交通和复工上岗的数字通行证。
数据显示，2月11日杭州健康码上线第一天共有超过1000万市民、返岗工人申领。截至3月5日，全国超200座城市应用健康码，覆盖了公交地铁、社区、写字楼、商场、机场等场景。

浙江省和阿里巴巴联手推出的健康码，是整个疫情期间实用性最强、覆盖最广、传播速度最快的数字化工具。
技术是对人类现有认知和能力有目的的重新编程。
一个二维码解决了中国1/3城市、数亿人健康信息申报的问题，这背后的数字化能量和治理效率令人震惊。
从疫情期间保障人们基本安全需求的角度，673年前用于隔离的健康证实现了“数字进化”，是数字技术在本次公共危机治理中最大的创新创造。
健康码只是“数字安全城墙”中的小小一隅。免费服务全国27省份的达摩院智能疫情机器人、新冠肺炎CT影像识别准确率达96%的AI诊断技术、可以对疫情高危人群的预警和追踪的AI“防疫师”……
数字化治理带来的创新创造，在疫情期间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健康码”。
数字时代的“帕累托最优”

如果说隔离是保障基本安全的一座城墙，那么被这座城墙护佑的人们，依然面临衣食住行等诸多的基本生存问题。
作为黑死病这场浩劫幸存者的后代，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在189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帕累托最优”。
作为博弈论中一个重要的定理，“帕累托最优”又称为帕累托效率。大意是，经济的效率体现于配置社会资源以改善人们的境况。
当资源的配置达到临界状态，此时如果有一方想要变得更好，而不可避免地侵占和损害他人利益时，这种临界状态就叫做“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是当下评价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优劣的重要标准。
在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如何让资源配置体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向来是个难题。
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 》一书中写到：“当黑死病暴发把濒临死亡的恐惧植入整个社会时，日常规范及习俗制约随之崩溃。”
在疫情期间，跨越数千公里，涉及数亿人的资源分配，也在挑战着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
小小的口罩在2020年初成了关乎民生的重要物资。这个日常冷门的产品，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天，卖出了以往几年的销量。
海量的需求涌入电商平台，带来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治理压力。
有的淘宝店单日销售额上涨了18000倍，一天卖出了9000万元的口罩，如果库存和产能跟不上怎么办？
有商家白天刚刚联系好4家供货工厂，晚上就接到所有库存被征用的通知，几十万订单无法履约如何弥补？
有人在疫情期间兴风作浪，挑战社会道德底线，不但“换马甲”试图兜售假冒伪劣产品怎么防范？
每个问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消费者的权益、商家的利益和社会情绪的稳定，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数字经济时代，治理依靠的是数据、规则和人工智能算法。
循着“让好人一路绿灯，让坏人寸步难行”的基本治理逻辑，评估筛选有正品货源且服务能力强的商家，让他们优先发布口罩类商品；对涉嫌销售假冒伪劣口罩的商家，平台处罚后会直接拉入黑名单，用技术手段杜绝他们“换马甲”继续作恶的可能。
疫情期间口罩在线上线下迥异的销售状况，让数字治理配置资源的优势凸显。

截至目前，从各地公开的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用品的情况来看，这些案件绝大部分集中在线下销售渠道和微商、朋友圈等缺少管控的领域。
相较之下，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数字化治理程度较高的电商平台，在口罩等防疫物资的销售管控方面，经历了短暂的适应后很快找到了“章法”。
仅在疫情初期，阿里安全拦截、删除了可疑问题口罩链接超过57万个。
而在物资调配方面，由浙江省主导、支付宝利用蚂蚁区块链技术实现对救援物资需求、供给、运输等环节信息在线审核并上链存证，经菜鸟绿色通道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
截至3月初，菜鸟已将来自中国大陆和全球38个国家与地区的3750万只口罩、175万件防护服运往武汉。
当社会运行和传统治理手段受限于时空条件，互联网平台型企业通过创新数字手段，帮助政府和社会完成了供需保障、救援采购等多层面的任务，用数字治理的方法，重新诠释了“帕累托最优”。
数字下沉的真正意义
有观点认为，瘟疫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即市场配置效率能否跑赢病毒的扩散。
经济的健康运行更是人类在对抗瘟疫中，和疫情防控同等重要的“双塔”之一。
17年前那场令人记忆犹新的非典，改变了很多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也颠覆了中国人对传染病的认知。
邓肯·克拉克在《阿里巴巴：马云和他的102年梦想》一书中写道： “非典证实了数字移动技术和互联网的有效性，因此成为使互联网在中国崛起为真正的大众平台的转折点。”
人们在疫情中被半强迫地拥抱了互联网。社会运行方式的点滴变化，让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17年后的场景，似曾相识。
在这个早春，餐饮、零售、出行、地产等行业似乎依然没有走出寒冬，农产品和中小企业则在疫情的影响下面临滞销、亏损、倒闭的生死一线。
中国实体经济缺少柔性生产能力和灾害应对力，很多领域在IT时代错过了互联网，在数字时代彻底在全域化、智能化生产体系中被甩到边缘。
不期而遇的新冠疫情和“即插即用”的数字基建，似乎产生了一丝化学反应，倒逼着社会加速了数字化进程。
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次破釜沉舟式的转型。
业绩下滑90%、每天处在心理崩溃边缘的林清轩创始人孙来春，在淘宝做了人生第一场直播，2小时销售额近40万；
坐拥300多家门店的家居零售巨头居然 之家，一周之内举行4800多场直播秒杀，创下4.7亿成交额记录；

西贝、眉州东坡、小龙坎等因全民隔离失掉饭碗的餐饮企业，借助电商、直播、外卖展开自救，短短十分钟，一份自热小火锅能卖出上万销量。

数字化平台释放了那些被疫情封印的商业能量，平台的治理规则为数字化复工复产打开了一路绿灯。
随着开店流程和审核效率的优化，疫情期间在淘宝开店最快只需要5分钟。2月以来，每天有超过3万经营者上淘宝开新店，淘宝成了中小企业数字化复工复产的首选平台。
即便是最偏远的农村，也感受到了数字治理下沉带来的红利。
3月10日下午，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披露，针对疫情引发的农产品销售难，农业农村部组织社会各方力量应急促销，推动线上线下销售85万吨农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巴巴的搭建的数字农业供应链，帮助各地农民卖出了10万吨农产品，占到应急销售规模的近八分之一。

数字经济在农村下沉的并不止于“连上”，破解农产品质验、产销标准化等难题，才是数字治理的更大意义。
数字时代的治理，不是救济型的运动式包销，也不是搭起一张网任你自生自灭，而是通过规则和人工智能算法实现扶优劣汰，让好的商家有更好的资源，让无法通过考验的产品彻底出局。
“只是顺利成章的事”
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也是一部社会治理的进化史。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居民的健康问题一度十分严重，各种传染病和流行病横行。特别是斑疹伤寒，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在19世纪前半期曾经在英国频繁爆发、多次流行，受害者遍布整个不列颠。
由于缺少有效的防控措施，加上英国政府当时奉行自由放任的社会政策，这种疾病不仅在下层民众中极为流行，甚至连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也死于伤寒。
流行病的大规模爆发，引起英国社会对公共卫生的重视。英国开始推进公共卫生立法，公共卫生体系逐步建立。
1910年10月，两个从沙俄归来的矿工离奇死去，从西伯利亚的冻土平原传来的鼠疫，顷刻间蔓延至整个东三省。
年仅31岁、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归来的华侨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了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在研究了解了东北鼠疫的情况后，他果断提出9点防控疫情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及时开展封锁隔离。
1911年1月，清政府下令封锁山海关，政府派出了1000多名士兵对中东铁路沿线进行了交通管制，对所有的旅客在观察5天后才将其放行，有效阻止了患病人员在旅途中将病情扩散到其他地区。
伍连德还效仿西班牙火车隔离的方法，用1200节的火车车厢作为隔离点，这些车厢有士兵把守，里面配置了很多设施，成为临时疫病的“方舱”。
67天后，疫情被彻底消灭。从东北鼠疫防疫起，伍连德先后开创了中国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实验动物等学科，是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奠基人。
2020年早春的这场疫情，也让很多人开始重温加缪的名作《鼠疫》。
加缪在小说中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 “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
“面对肆虐的鼠疫，穷尽各种方式与之搏斗”——小说通篇要表达的这个“真理”，在作者看来“只是顺利成章的事”，“并不值得赞扬”。
把视线从文学回归到现实，当新冠疫情把社会推到应急状态，各方力量都使出浑身解数应对挑战。具备“即插即用”特质的数字治理迅速下沉到社会各个层面，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写道： “是技术将我们与我们拥有了５万年甚至更久的那种生活方式分开了。技术无可比拟地创造了我们的世界，它创造了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经济，还有我们的存在方式。”
毫无疑问，瘟疫灾难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史。来自数字治理的经验和技术，或许可以让我们找到与世界相处的更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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