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也就是5月30号，是《春光乍泄》上映整20周年，我们专门做了一篇文章来纪念一下。没想到过几天，就看到CC标准公司有可能要出《春光乍泄》修复版蓝光的消息了。
这个星期天，CC通过其在线播放合作平台Filmstruck推送了《春光乍泄》的在线播映，这是CC为了蹭一下戛纳热点而策划的9部戛纳获奖片放映计划之一，另外还有《花样年华》也一起推送。
众所周知，此前《春光乍泄》的北美蓝光版本版权在Kino手里，虽说那个版本也非常优良（泽东修复版+大量花絮），但有点小遗憾是，像日本所出的“爱藏版”同时还收录了1997年原始戏院版（它与泽东修复版差异点此了解），Kino版并没有。所以如果CC出的话，会把这个版本也带上吗？
今天，我们继续《春光乍泄》的话题。《春光》的美术风格很大部分受80年代美国摄影师南·戈丁（Nan Goldin）的影响，我们新来的小伙伴阿庄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位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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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察力较强，随时都可以发现新事物。我看过摄影师南•戈丁（Nan Goldin）的摄影作品，觉得其中一幅作品中的墙纸图案不错。而在前往瀑布的中途，我在机场又见到了另一种图案，也很喜欢。
最后，我就在梁朝伟房间的墙壁上结合了二者——于床中央划分界线，一样一边。 ”
张叔平谈《春光乍泄》中的美术，摘自《即兴美指遇上即兴导演》
（收录于《王家卫的映画世界》）
毫无疑问，电影《春光乍泄》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王家卫的团队所创造的那种支离破碎且极具视觉色彩反差的影像风格。
摄影师杜可风在他日后出版的日记中披露了许多有关这种风格形成经过的细节。
比如影片中因打光困难而不得已呈现出的粗砺质感；又比如，那烘托了主角间狂暴爱欲与失爱酸楚的高反差、高饱和度色调。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杜可风的笔记还是张叔平的专访，同一个摄影师的名字都被反复提到。
这位摄影师，就是南•戈丁。
南•戈丁是美国八十年代的著名摄影师。她专注于将视角投向LGBT群体及其他社会底层人群，并因此而闻名。
她的作品对同时期很多艺术家的创作都产生了强烈冲击。除了亚洲的王家卫，近几年在戛纳十分走红的加拿大导演哈维尔•多兰（Xavier Dolan）也深受南•戈丁的影响。
多兰的电影探讨地恰好也是类似于《春光乍泄》中的歇斯底里。他的人物在种种极端状态下不得不经受爱与恨考验，面对个体的脆弱与生命的虚无。
而这正符合南•戈丁作品的精神世界。
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纽约东村（East Village），一群挑战着所谓的“社会规范”的年轻人继承了六十年嬉皮士们反抗的种子。
但他们的行为不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一种近乎于歇斯底里的自我毁灭。
这也许是现代性对人类提出的要求所致。人道主义已经陨落，人们必须面对虚无，超越虚无，重估一切价值。
于是，这群年轻人开始以疯狂且不计代价的方式，对资本主义中产阶级所主导的那套价值观给予最直接的否定。
他们开始不停地发问：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性别”？什么是“真实”？谁又拥有对此下定论的绝对权力？
南•戈丁正是在这一时代精神下创作出了她最负盛名的两部摄影集——《The Cookie Portfolio 1976-1989》和《性伴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 ）。
南•戈丁的镜头常常直指那些生活在毁灭边缘的特殊人群。
同性恋者、变性人、瘾君子、艾滋病患者、性工作者…这些人是一群“错误的人”。他们被社会漠视，被贴上“怪胎（freak）”的标签，但归根结底，他们仍然是人，而且是南•戈丁最熟悉的人。
南•戈丁说她只拍自己非常熟悉的人。
尽管有人说摄影是有攻击性的，但对她来说，拍摄是一种触摸、爱抚镜中人的行为，是她表达自己敬意的特殊方式。“照相机在那种时候就是我的眼睛与手。”
于是，在南•戈丁的抚摸下，她的影像向人们扔出了一个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那些被抛弃的人和那些受尽屈辱的边缘人，到底有没有被尊重、被爱的权利？即便他们有些…自作自受？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艾滋病不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也带来了人们对同性恋者愈演愈烈的歧视。除了性交，艾滋病的另一主要传播途径是毒品注射。因此毒虫又收获了一个被社会唾弃的理由。
当这群人走向社会的背面，除非通过南•戈丁的镜头，否则几乎没有人会知晓他们的存在。
南•戈丁记录了许多艾滋病患者的弥留时刻。他们大多都是她的至亲或好友。镜头中，病人们肌肤上的淤青与伤痕叙述着一段段被遗忘的过去。
而毒瘾者们的世界通常就较少被主流媒体关注。他们吸食后的爽快会被视为对毒品的宣传，而他们清醒后的痛苦、忧郁、后悔、无奈，则庞大到无法被人理解。
又一次，戈丁的镜头代替了我们的双眼。她让我们得以静静地凝视这个几乎从未被正视过的群体。
但南•戈丁并不是一个观察者。她所关注的对象与她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
她也曾是毒虫（junkie）,是他人眼中的“垃圾”。
即使是她可以引以为傲的作品，也曾被批评为“海洛因时尚”。就在她的巴西展览开幕前两个月，当局还因色情问题而对其勒令审查。
可是，也正因为她拥有个人经历中交织的复杂情感，她才能在回首过去的时候，感怀于身边朋友的相继离世。
当她回顾自己曾经为他们拍摄的相片时，她会对这个被社会忽略的群体怀有更真挚的同情。
在拍摄中，她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生活。她明白了，极乐的尽头是毁灭。但她对自己过去的放纵并不耿耿于怀。
通过面对并体验那种绝大多数人都避之不及的生存方式，南•戈丁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重生。
戈丁的《性伴叙事曲》基本上是她与朋友们的性爱记录。
在众多艺术馆中，她以幻灯片的形式放映过八百多张照片。其中的每一张，都以一闪而过的速度从人们眼前掠过。
在大众媒体的囚笼下，LGBT群体中的跨性别人群（transgender）总是被固化为某种特定的形象。
南•戈丁用摄影机尝试打破这种主流媒体惯用的偏见呈现模式。她并不把“跨性别者”当作所谓的“特殊人群”，但也没有把他们粉饰成与异性恋者等“直男”“直女”完全无异的人。
LGBT群体有自己独特的身份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是怎样的独特性啊…他们的生存只能若隐若现地被允许存在于社会的角落。人们选择遗忘他们，选择对这种独特性视而不见。
而他们，则在漠视中反而对抗被边缘化的命运。南•戈丁用镜头来呈现出“跨性别者”对自身性身份的信心与自豪。这正是八十年代以来，“骄傲运动”（LGBT Pride Movement)宣扬的核心理念。
作为一个反对二元性别对立的艺术家，南•戈丁在保守主义逐渐占领在西方的八十年代，就已直言不讳：
“我想将他们呈现为’第三性’。这是另一种’性’和’性别’的选择。”
“我对他们怀着敬意与爱意。在某种程度上，我想歌颂他们，因为我十分崇拜那些敢于重塑自己的人，还有那些敢于公开展示自己幻想的人。”
她的镜头是诚实的。她没有刻意去去猎奇，或是故意为了迎合大众所投射的“真实”以谋求某种认同。
她所强调的“真实感”超脱于她自身。当她按下快门，显现在胶片上的是一种赤裸的、未加修饰的、无限逼近被摄者的真实。
她的摄影都是即兴的、随机的。她的曝光和聚焦也时常不会呈现出应有的“准确”。但这就是她眼中的世界，这就是真实。
如前所述，南•戈丁拍摄的对象往往是她生活中的好友、家人与爱人。因此，她所追求的“真实”不是冷酷的记录，而是建立在她与被摄者之间无比熟悉和绝对信任的关系之上的。
在朋友们眼中，南•戈丁的镜头也绝不是一个入侵个人空间和隐私的“武器”，而是时刻与其生命共存的有机体。
南•戈丁的镜头就是她的双眼，是她对生活的记录。
但她真正的眼睛却曾经差点被打到失明。
当时，她与男友因为对毒品的共同依赖而走到了一起。可是戈丁却经常要承受男友的暴打和虐待。
分手后，伫立在绝望和痛苦的尽头，她意识到自己对毒品的严重依赖有多么危险。
她把自己锁在一个小房间里。墙上贴满了各种她以前拍摄的相片。连续数月，她没有见过一丝阳光。据说，这就是她挥别过去的终点与起点。
如今，在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是摄影师的年代，南•戈丁的作品也许不再会被视为“重口味”的代名词。人们也不再会感到八十年代那种由南•戈丁而起的撕裂般的冲击力。
而在数码摄影还未普及的过去，她是无可置疑的摄影界宠儿，也是兽性反叛、自由、亚文化等叛逆符号的化身。这也得益于同时期社会对性别问题的空前热议。
后来，她的摄影兴趣渐渐转向了风景。她的镜头也不再聚焦于流连在底层夜场的男男女女。唯一不变的是她那浓烈、饱满、且带有迷幻元素的色彩。这仍然是她无可替代的标志性风格。
近年来，她还把镜头转向了她以前极少关注的对象——孩子。
过去，她镜头中的孩童可能就坐在性交中的男女身边，但他们并不具有主角的身份。孩子们只是凑巧在场罢了，他们并不是南•戈丁关注的对象。
现在，孩子们逐渐走到了她镜头的中心。只是，他们仍然不会像你所期待的那样纯真可爱。
但话说回来，南•戈丁又怎会如你所料呢？
南•戈丁近作中的孩子，这些尚未长大成人的灵魂其实也处于一种社会边缘
文：阿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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