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医疗队是最早到达、最快进入最前线、始终坚守我院的医疗队……”这句话来自一封感谢信,客观且不带感情色彩。但看到这句话时,甘肃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长、甘肃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蔡辉的心中却填满了暖意。写信方是武汉市中心医院。“黄河长江同根同源。”蔡辉说,他能读懂这句话蕴藏的深情厚谊——53天武汉抗疫一线并肩作战的战友之情。
1月28日,蔡辉从甘肃省委书记林铎手中接过队旗。“我明白,接过队旗就是接过责任,但疫情形势的严峻程度和面临的困难超出预料。”蔡辉坦言,那是压力最大、感触最多、刻骨铭心的53天。
“很欣慰,我有137名天使战友。我想对他们说:我会永远记住你们,李敏、杨晓娜、周春莲……”撤离武汉时,他给每名队员写了一封感谢信。“队员们的面孔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份真挚的战友情谊,难忘且珍贵。”蔡辉说。
压力最大:挺过第一晚,度过心理关
刚到武汉,蔡辉就感觉到了演练与实战之间的差距。他表示,操作流程、救治难度、医患配合等可以通过演练逐渐熟悉掌握,但疫情中城市的肃穆凝重无法炮制,无形的压迫感让人如临大敌。
“队伍的轻松氛围瞬间凝结。”当天下午,蔡辉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对接工作。“发热患者太多了,不少同事病倒了,医务人员非常紧缺……”医院领导的话,让蔡辉的心情更加沉重:“我们是第一支接管院方病区的医疗队,能体会到他们的焦急。”
蔡辉抓紧时间对培训、分工和排班等做了周密安排。制定了三级管理制度,分设医疗组、护理组和院感组,医疗组、护理组再分若干小组。同时实行严格的交接班制度,队员之间两两进出病区,确保队员安全,要求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必须在床边交接,医护人员之间交接,组长之间交接,同时向病区主任汇报。
下午,全体队员刚结束国家培训,院方就打来电话,希望他们当天晚上接管两个病区。
在蔡辉看来,接管病区收治患者和医疗队员安全始终是绷紧的两根弦。万事开头难,平稳度过第一晚非常重要。“对接工作时,我去看了临时医务人员休息区,前线的工作人员都很忙,队员们对工作环境不熟悉、对病区的操作流程不熟悉。为了确保患者顺利救治,我们要逐步收治患者,边适应边收治。”出于这些考虑,队伍暂时只接管了一个病区。
当晚,医疗队也只收治了5名患者。即便如此,问病史、查体、开医嘱,安排检查、治疗、输液,写病历文书……完成所有患者的诊疗工作时,已是凌晨5点多。一夜守下来,经过实战,队员们不再紧张,也有了信心。3天时间,病区就收满了患者。7天后,队员们的工作、生活状态逐渐稳定,医疗队又接管了第二个病区。
感动最多:每班最长达10个小时,最多时10名医务人员累倒
武汉中心医院两个病区80张床,因患者多,又加床到90张,每个队员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
疫情就是命令。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告急,医疗队要抽调30名重症医护人员到该院西院区,协管协和西院两个重症病区100张床。“10名重症科医生,20名重症科护士,都是精兵强将,是我们的主力。”蔡辉说,送别30名队员时,没人多说话,都知道他们的风险更大。“之后,我们只能克服困难,30人的工作量由剩下的107人承担,四班倒改为三班倒,平均1.5天~2天上一个班。正常工作8小时,再加上穿脱防护服的时间,每个人每班工作超过10个小时。”高强度的工作下,队员们咬牙坚持着。
到第三周,队员们的身体已经处于高度疲劳状态,中心医院和协和西院区,先后有7名护士和3名医生发生不同症状的晕倒和职业暴露。“李敏,工作时突然晕倒,吸氧后才恢复意识。不是我带领他们,是他们鼓舞着我。”蔡辉说,他当时压力也很大,为了确保每一位队员的身心健康,不能松劲儿,要一直绷着。“那3个星期,是医疗队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那种辛苦是常人无法体会的。我们硬是挺过来了。”
由于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紧邻一家养老院,不少老年患者被陆续送到病区,其中有已失能或半失能老人。队员们不仅要负责诊疗工作,还要给患者喂饭,帮忙翻身,清理大小便。
说起那些给力的队员,蔡辉变得滔滔不绝:“护理重症患者时,护士要检测生命体征、吸氧、吸痰、留取血标本、咽拭子标本;整理床单、擦身子、更换被服;抽血、插尿管、上呼吸机……每天走上万步。就连简单的换两套床单,因为武汉的天气越来越热,护士又穿着厚重的防护服,都要花整整两个小时,人几近虚脱……”
在武汉的53天里,医疗队累计管理180张床位,救治患者278人,其中重症患者132人,危重症患者24人。医疗队一直坚守到全面完成对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援助任务后才返回兰州。
挑战最大:感控经验少,边摸索边调整
保证队员零感染,一直是压在蔡辉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院方感染病毒的医务人员比我们猜想的多。”蔡辉说,前一天接触过的医生,第二天被确诊,以及李文亮、江学庆、梅仲明医生的离世,对队员冲击很大。他们一边收治患者,一边惋惜悲痛,一边互相安慰鼓劲。
历经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甘肃岷漳地震等重大灾害的医疗救援,蔡辉可谓身经百战,但这次有些不同。“对感控的要求更高、更严格。”蔡辉表示,综合医院出身的他们,感控知识与经验不多。武汉市中心医院也不是传染病医院,要进行改造。
在有限条件下,院方边摸索边调整。今天按这个路径改,有漏洞,第二天就要调整。给蔡辉印象最深的是,最开始的3天,每天进出的门都不一样。
蔡辉认为,有些硬件没办法改造,只能在现有条件下完善。比如,隔离区和半隔离区之间,如何摆放座椅、物品等;进出某区域人员需要分批进入,避免病毒浓度过高;队员到休息区有单独通道,尽量不与院方医护产生交叉等。
工作量暴增后,一名护理队员做穿刺时,因视线被护目镜雾气干扰,一针扎穿了防护手套,导致手部出血,发生职业暴露,经过紧急处理、自我隔离后检查,所幸没有感染。
情况严重,蔡辉赶紧向院方反应,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及时雨,主管部门要求安排医务人员调休,在蔡辉的沟通协调下,“30名队员从协和医院西院区归队,同时和中心医院协商,接管的两个病区也压缩到一个,队员工作一天,休息两三天,体力逐渐恢复,队员们边工作边调休。而且,一旦有人身体不适,我们马上安排其检查身体。”蔡辉说。
创伤最深: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是英雄
失去同事、亲人,长时间处于封闭状态的武汉人,最需要的是疗心理的伤。那些伤就像病毒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亲历过的人能体会到。
蔡辉回忆,有一天,他走在中心医院的路上,碰到了一个熟悉的护士,问她,怎么没看见杨院长?她语气严肃地说,杨院长病倒了,隔离了。“我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是以一种轻松的语气问的。听了她的回答,我觉得自己的语气可能伤害了她,能感觉到她心里的创伤。”武汉中心医院有很多医务工作者病倒或隔离。这个医院经历的一桩桩事件,深深地触痛了蔡辉。
一位68岁女性患者,因没床位,与儿子在院外焦急等候住院。“她儿子和我说,他爸爸在另外一家医院去世了,他接受不了妈妈也离开自己。我们决定给她加张床,可等了很长时间,他们一直未入院。给她儿子打电话,对方说,对不起,我正在等殡仪馆的车,来拉父亲的遗体。送走父亲后,才能带母亲办理入院。”这些话对蔡辉的触动很深,“直到患者出院都不知道老伴儿已经去世,通过她我能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创伤。武汉人民太苦了,我们做多少都是应该的。”
在这场战“疫”中,蔡辉目睹过生命的逝去、家庭的破碎,但他更看到了武汉人民的坚韧与勇敢。他说,那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是英雄。
文:王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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